《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反腐败刑事立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正式法律文件，于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并于2005年12月14日在全球生效。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

近年来,腐败犯罪逐渐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它既是人类的遗产之一,也是现代文明异化的产物。为了加强反腐败力度,联合国大会于2003年10月31日审议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对我国有关应对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平台。我国的反腐斗争必将通过这项公约在战略上出现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变的趋势。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近年来,洗钱现象在我国日益猖獗,由于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起步较晚,对于洗钱犯罪的规制尚有许多不全面的地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洗钱犯罪的规定为我国审视和思考本国的刑事立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本文通过比较《公约》和我国《刑法》关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行为方式和犯罪主体的不同规定,为完善我国的反洗钱刑事立法提供建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反贪刑事政策的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已经我国签署和批准,并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本文结合《公约》的刑事政策特点,在探索我国反贪刑事政策优势与不足的基础上,从深入开展反腐败的实际需要出发,着重研究了亟待完善的六项刑事政策,即门槛威慑政策、铁腕惩治政策、程序修正政策、宽严相济政策、土壤净化政策和协作开放政策。     

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完善贿赂犯罪之刑事立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我国已经批准了该公约.领会《公约》的基本精神、树立科学的反腐理念对我国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腐败立法取向的影响

当前我国反腐败立法缺乏系统性,中国已经签署并将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推动我国反腐败理念的转变,并推进相关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应着重借鉴《公约》中关于腐败犯罪涵义的定位,案件管辖权的划分,犯罪侦查新理念以及预防腐败的相关规定,制定出一部集反腐、防腐于一体的反腐败法律。     

论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基本相适应,但也存在着若干罪名欠缺、贿赂犯罪构成要件过窄、贪污、挪用犯罪对象范围过窄等缺陷。为履行国际公约义务,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内容接轨,我国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增设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增设影响力交易罪,扩大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扩大贪污、挪用罪的犯罪对象。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缺席判决制度之构建

为有效打击腐败犯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了刑事缺席判决制度。国外刑事缺席判决制度立法为建立我国该项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文章从适用的案件范围、诉讼程序、代理、辩护及救济等方面论述了我国刑事缺席判决制度之构建路径。     

查办职务犯罪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探微——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我国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在犯罪构成要件、侦查方式、诉讼程序设置、刑罚规定等方面都还存在差距，应当参考《公约》的具体规定，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指导下完善我国查办职务犯罪的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贿赂犯罪立法之缺陷与完善——以适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预防为先、打击为主、强调国际合作、重视资产追回的反腐法律理念与制度机制,为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败行动、提高反腐败成效、促进国际反腐败合作提供了国际法律基础和强力支持.参照<公约>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对我国刑事实体法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进行考察,认为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与<公约>的相关规定虽然有着许多相互对应的地方,但二者"形似神离",在贿赂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贿赂犯罪处罚的对称性及刑罚配置等方面各不相同.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七点建议.     

论我国贿赂犯罪体系的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中心

贿赂犯罪体系是否协调、完善和科学,事关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成败得失。我国已经正式成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对照该《公约》的规定,我国的贿赂犯罪体系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在坚持科学性、系统性和可行性相统一的前提下,重构我国的贿赂犯罪体系,完善贿赂犯罪的相关规定,就显得现实和迫切。     

对我国刑事立法的相关伦理考察

伦理是刑事立法的重要基础,符合伦理则是划定犯罪圈的基本要求。我国刑法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等个罪以及环境犯罪等类罪的立法中存在着与相关伦理的不协调问题,应予以重视和调和。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32条对我国的启示

腐败问题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如何完善和落实证人保护制度,直接关系到能否有效打击腐败犯罪.第五十八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已于2005年批准并签署了该公约,其中,《公约》第32条专门规定了保护证人、鉴定人等内容,这有利于保护证人免受侵害,确保证人积极指控腐败犯罪,因而如何正确理解和有效落实《公约》有关规定,具有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

本文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对我国现行刑法贿赂犯罪有关规定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检讨,建议以《公约》规定为参照,将我国贿赂犯罪“贿赂”的范围由“财物”扩大至一切不正当利益,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定罪要件和行贿罪定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要件,并增设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促使我国反腐败机制和理念与国际接轨,使预防和打击腐败工作更有成效。     

贿赂犯罪案件污点证人权利之保护 --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编者提按:污点证人无疑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改革过程中一个非常有挑战性,但却非常实际的理论和制度问题。对此学界已多有讨论。此处文章对污点证人制度的理论基础、制度构成、操作路径及其与刑事政策的密切关联等作了系统全面、清晰透彻的分析与阐释,并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制度设计观点。通观此文,可得污点证人制度之概略矣。     

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 完善我国追诉腐败犯罪涉外管辖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已于2005年12月4日生效.与<公约>相衔接,确立对外刑事立法和司法管辖权,是惩治腐败、追诉外逃贪官的紧迫课题.鉴于此,本文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就确立对外逃贪官追诉犯罪的管辖权问题进行法律探讨,以增强互补性,减少冲突性.     

宽严相济在刑事立法中的适用及前景——以《刑法修正案(七)》为例

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刑事立法入罪与出罪相结合、从严与从宽相协调,反映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中的适用。对逃税罪的修订体现了刑事立法对法定犯的理性态度与法治包容精神;对绑架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的调整坚持着宽严相济的立法方向;对新出现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做出积极回应,进一步严密法网。这一立法路径需要坚持,同时,频繁的刑事立法也表现出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认识的不足,有待随刑事政策研究的深化进一步完善。     

刑事法中的推定与无罪推定

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法原则,无罪推定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推定,而是一种法律假定。设置无罪推定原则,其理由蕴涵着重要的逻辑理性——人人都享有的一种先定的权利——无罪免证权。刑事推定契合无罪推定的思想,与有罪推定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刑事法中设立推定并不有悖无罪推定原则。     

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兼谈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立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犯罪的罪名体系、构成要件、反腐败中的特殊侦查、污点证人等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而我国现行刑事法律制度与之相比尚有一定差别.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我们应建立相应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更加完善的贿赂犯罪罪名体系、构成要件,在刑事诉讼中引入特殊侦查、污点证人等手段完善打击贿赂犯罪的法律机制.     

反腐败国际合作法律问题探析--兼谈中国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应对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腐败对一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合法性的危害超越了现有的国界,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只有充分而全面的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地控制和惩治腐败,反腐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将愈来愈广泛。作为第一项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为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我们应该转变“各自清扫门前雪”的旧观念,树立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新观念,加强在预防和打击腐败方面与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