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明倡议：理论内涵、世界意义与实践路径

全球文明倡议提出后,与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一道共同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全球文明倡议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严密的内在逻辑,体现了文明的多样性、共通性、发展性、实践性特征。全球文明倡议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强大支撑,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实践过程中,要进一步建立全球文明对话交流平台,加强双多边文化合作机制建设,推动全球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各国友好交往,共同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推动自主发展：全球文明倡议下中国对非洲治理援助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为国际社会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核心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模式，以平等的方式推动文明间互鉴，尊重现代化发展的人民性。中国对非援助的核心与全球文明倡议的内核相契合。长期以来，中国把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作为对非援助的核心主题，在技术和治国理政方面为非洲提供援助，助推非洲实现自主发展。面对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的冲击，中国对非治理援助也面临新的挑战。全球文明倡议为新时代中国开展对非治理援助提供了新思路，未来应在尊重文明多样性基础上，积极支持非洲走自主发展之路；在倡导平等互鉴基础上，优化治理援助项目评估；在坚持人民至上的前提下，重视培育非洲治理根基，提升非洲治理效能，助其实现自主发展。     

三大全球倡议的普惠性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属于全球公共产品，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理论、历史、实践和价值上的统一性。三大全球倡议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与联合国承担的全球使命相契合，有助于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也为中国加强与联合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抓手。中国携手联合国积极推进三大倡议的落实，有利于全球合作，而且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更大贡献。     

发展史视角下全球发展范式重构与实现路径

针对全球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习近平主席基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行动导向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发展倡议构建了以人为本的新的全球发展范式,不仅贯彻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且将联合国人类自由发展的思想具体化,并指出了解决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充分的根本途径。围绕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球发展倡议以全球化和全球合作为基础,将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普惠包容作为三大实现机制,这三大机制通过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影响全球发展。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发展优先和行动导向,将全球发展共识转化为国际发展合作的务实行动,通过“围绕中心、项目引领、各方参与、加大投入、全面推进、突出重点”六个方面构建实现路径。中国不仅倡导全球发展倡议,并以实际行动践行全球发展倡议,通过全面脱贫、“一带一路”倡议和持续改善生态环境等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贡献,对凝聚全球发展共识、促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逻辑特征与时代价值

近些年，全球治理遇到诸多困境，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效能的发挥。针对全球治理赤字和西方理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及融入世界的基础上，提升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在当前的大变革时代，习近平的全球治理观从整体主义世界观出发，系统地回应了全球治理在主体、客体、规则、价值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了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主体结构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解决全球性问题、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全球主义价值和人类共同价值等全球治理主张，反映了习近平全球治理观的系统性以及鲜明的时代特征，为未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智慧。     

文明的再造与复兴——东西方文明兴衰的启示

历史证明,东西方文明的复兴都是文明再造的结果。一种文明能否通过再造而复兴,取决于其自我更新活力和适应客观环境变化的自我调整能力。西方文明在中世纪后半期复兴、在近代崛起并在世界占据主导性地位,是彻底摆脱了欧洲古典文明束缚后诞生的新文明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激烈碰撞过程中,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全面再造的结果。阿拉伯文明则在近东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交融中再造并崛起,对中世纪前半期世界文明的发展发挥了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崛起,也是文明再造的过程。1840年至今,中华文明亦一直处于打破旧束缚、持续再造的过程中。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规律表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文明唯有再造,方可复兴。文明的再造,是对传统文明扬弃更新的过程,既包含对传统文明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升华,又须摆脱传统文明糟粕成分的禁锢和束缚;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营养,又须汲取外来文化的活力。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正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和力度继续中华文明的再造,从东西方文明的兴衰规律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的国际组织战略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崛起的中国已经从国际组织的参与者向改革者、创新者转变。2013年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是中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它不仅在物质层面给参与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也在观念层面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体现了新型全球治理观。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中国积极在国际组织中设置议程，嵌入理念话语，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扩散新观念，与国际社会沟通，形成共建“一带一路”的广泛国际合作共识。“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等有关文件中。未来，中国还需要从增强自身在国际组织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扩展现有国际组织的职能范围和推动关键的节点组织采纳政策倡议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的规范性原则与具体倡议得到更多国际组织的认可、接受和采纳，提高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与效率，促进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更加坚实的理念基础。     

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公共产品视角下中拉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的构建

2023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个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注入了确定性和稳定性，展示了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取得了辉煌成就，并日益受到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过去十年，尤其是2017年以来，发展事实和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五通”及提供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三类公共产品，夯实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双边维度的合作基础，进而又主要以制度型和观念型公共产品的形式，分别提升和拓展了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区域维度和全球维度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在区域和全球两个维度上建立的良好合作反过来又促进了中拉在双边维度的合作，并形成良性互动。由此，“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中拉双方构建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互联互通合作伙伴关系。这既保证了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地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又为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双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全球治理合作、维护世界的公平正义增添了合作新动能。     

新时代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理念探析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际形势，准确把握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有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国际经济合作新理念。新时代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丰富的内涵要义，包括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实现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建“一带一路”，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模式；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推进区域经济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改革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等重要内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时代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理念指导下，中国对外经济合作取得突出成果，为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指引。     

国际社会对全球安全倡议的多重认知与中国的推进策略

全球安全倡议是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后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相关分析对于全球安全倡议提出的背景、意图、价值、实施步骤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多方面解读。这些分析认为中国提出倡议的动机主要包括打造新安全秩序论、贡献安全机遇论、提升安全话语论、维护国家安全论及另起炉灶论等。全球安全倡议能够纠正国际安全秩序失衡状况，推动构建国际和地区安全新架构，同时动摇美国对国际安全事务的霸主地位，提升中国的国际安全话语权与地区影响力。当前，国际层面的分析从评估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意图转向批判性地评估中国将倡议付诸行动的能力。总体上，国际舆论对全球安全倡议可行性的态度包括积极响应、谨慎乐观、中立观望、质疑担忧和否定抵制五派论调。国际负面认知的原因既有西方地缘政治安全的理论荒谬原因，也有美国追求对抗性权力博弈的实践霸道原因；既有国际倡议被误读的一般原因，又有安全倡议被误读的特殊原因；既有国际社会根深蒂固安全竞争的外部原因，也有倡议作为新理念尚待具体化的内部原因。基于“舆论—回应”机制，中国应理性看待这些负面认知，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消除部分国家对全球安全倡议的误解。坚持多方位传播，推动更多国家支持并加入全球安全倡议，打造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探索中国特色热点问题解决之道。     

文明对话的国际关系意含

联合国倡导和推动的不同文明对话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明间关系和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发展,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的特征性表现.本文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认为文明对话不仅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且在国际对话趋势的深入发展、国际文化关系的进一步文明化、回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探索国际关系新范式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文明对话将继续赋予国际关系更多的"文明精神".     

土耳其研究三题

土耳其经济危机是对经济全球化的“不适宜症”。国家作为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志，在全球化阶段交往中成为对立和否定的统一体，土耳其民族国家形态是文明交往的一个独特个案。本文还对中国的土耳其研究情况作了概述。     

全球安全倡议的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是习近平主席对当今世界安全形势深刻思考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国际安全领域运用的集中体现,为全球安全理论建设和国际安全合作实践贡献中国智慧和时代精华。全球安全倡议内涵和外延丰富,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植根于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国际安全观,是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还是对西方地缘政治安全理论的超越。这一重要倡议具有深刻思想性、战略性、时代性、开放性,为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行动指南。     

安全不可分割：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安全不可分割是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原则。这一概念经历了和平不可分割、欧洲安全不可分割、俄罗斯—大西洋安全不可分割以及全球安全不可分割四个发展阶段。其理论内核为主体间安全不可分割、安全风险复合体不可分割、全球安全社会不可分割；其实践主张包括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安全权利与安全义务以及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全球安全倡议以“均衡、有效和可持续”为基本框架，通过威胁驱动、利益驱动和认同驱动促进全球安全不可分割，进而促进国际社会的普遍安全。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体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价值，是中国为世界和平、繁荣与稳定作出的重要贡献。     

“安全—发展联结”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关系脉络、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

东南亚地区新近的安全问题和挑战蕴含着多元“安全—发展”知识背景。长期以来,安全和发展基于“安全—发展”事实本身,由早期的二元分割上升为联结整体,使安全和发展摆脱了原有的抽象分离的样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引领,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和发展互动迎来契机,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日益形成联结并进的新形态。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迈向安全合作,安全合作又助力经贸合作,成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为东南亚地区重要行为体,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发展联结”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必然选择,为区域合作提供了积极的示范效应,有利于消解东南亚地区的矛盾、分歧和不确定性风险。这种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中国和东盟积极互动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调适、升华的产物,超越了纯粹中国—东盟双边范畴,为包容、开放、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建立提供了强大引擎“。安全—发展联结”和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存在理念、目标、功能和手段四维内在逻辑“。安全—发展联结”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应采取如下布局和策略进行实践探索：加强战略互信、拓展制度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逻辑根源——基于发展逻辑与资本逻辑的比较分析

长期以来,全球经济治理由西方国家主导,遵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逻辑和竞争单方取胜的经济全球化运行逻辑,建构单方面契合西方国家利益偏好的统一规则治理模式。当前,这一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亟待变革。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以"中国道路"的成功为事实基础,顺应发展导向与实践理性相互加强的理论逻辑,践行"发展共赢"的包容性全球化运行逻辑,塑造以包容性发展机制为核心特征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方案"。对发展逻辑而非资本逻辑的遵循是"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逻辑根源。     

中印经济合作的前景

中印两国历史悠久，都曾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如今，两国又重新焕发活力．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奋起，其发展已影响到世界各个方面。其意义是深远的，全球性的。     

从观念变革到制度构建：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为全球安全提供的重大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重大观念变革。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不仅需要共同安全观念的确立，同时还需要逐步制度化，从制度层面进行有效设计和构建。现实结构论倡导权力逻辑下的构建路径，理性设计论倡导利益逻辑下的构建路径，制度话语论倡导话语逻辑下的构建路径，这些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制度构建提供了启示。本文基于“从观念变革到制度建设”的一般理论逻辑，认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制度构建路径可尝试建立在空间维度、关系维度和演进维度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可以从全球—地区的空间维度、安全—发展的关系维度、非正式—正式的演进维度出发，构建出倡议制度化的三维分析框架，实现上下联动、内外统筹、三维并举。在空间维度，要坚持联合国核心地位，加强地区层面、跨国界次区域层面制度建设；在关系维度，要统筹安全与发展，关注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并协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演进维度，要推动全面提升制度综合能力的制度建设进程。最终形成“三端支撑、三足鼎立”的国际安全制度体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新时代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核心理念与路径规划

平等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政治理念之一,也是中国发展的目标与动力源泉。习近平在全球发展倡议中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和“普惠包容”理念,将各国国内的平等发展与国际社会的平等发展相结合,把平等理念推向全球,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一次重大飞跃,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注入了精神内涵。将中国与拉美的发展模式相对照,可以发现平等的缺失阻碍了拉美国家的发展进程。鉴此,本文提出了构建新时代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路径规划：统筹中国三大全球倡议,将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置于百年大变局、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互动的背景下加以考量;提高拉美地区在中国全球战略中的定位;以平等理念为核心,统筹发展援助和中国投资,构建以农村减贫项目、产能合作项目为龙头的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宜选择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四国为中拉发展伙伴关系的战略支点国家。     

当今中国同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都是博大精深、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持久生命力的文明,在全球化浪潮和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格局中日益显现出各自独特的魅力.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文化多元主义是人类文明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一种健康、积极、建设性的国际关系范式.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基本人文精神与一系列伦理思想方面有惊人的相似性和广泛的一致性,为二者对话与交往打下了厚实的思想基础.二者应该而且能够在生态环境、世界和平、全球伦理等领域进行对话,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为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