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吸纳机制的功能作用分析

社会矛盾吸纳机制是一种灵活多变的社会矛盾应对机制,包括容纳、转换、释放三个层次的基本内涵,要求根据各种社会矛盾的自身特殊性来决定采取相应的应对机制,它具有如下重要功能:激发社会的活力,降低处理社会矛盾的成本,促进社会矛盾正功能的发挥,以及释放蕴藏在社会矛盾中的能量。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辩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形塑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销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体制吸纳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愿景。     

"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从“嵌入吸纳制”到“服务引领制”:中国共产党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转型与路径选择

"嵌入吸纳制"解释模式能够揭示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及政党—社会关系形态,但却无法为"流动挑战凝滞"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作为对"嵌入吸纳制"的承认、超越和提升,"服务引领制"强调执政党更多地以服务为核心,以满足基层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在服务中引领基层社会健康发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绩效。推进"服务引领制"的大方向是坚持精英—大众整合、服务吸引和存量管理。具体到当代中国,应当沿着政党去官僚化和党员群体管理两大基本路径前进。对于谋求长期执政的执政党来说,"服务引领制"体现了长期执政空间的另一种建构形式,即以"服务引领制"建构长期执政空间,并昭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议题的确立。     

行政吸纳与治理资源的生成：基于人民调解专业化的研究

治理资源是指一切可以用来实现社会治理的资源,是解释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的关键变量。作为区别于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第三种理论,行政吸纳被认为是当前培育、再造以及整合治理资源的重要机制。通过观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运动式治理触发了传统社会纠纷处理方式向专业化转型的启动机制,而由组织权威符号化、组织人员职业化、组织程序司法化和组织能力社会化构成的常态化治理模式,则推动了纠纷治理资源的持续性增长。作为率先通过行政吸纳将调解制度应用到行业性、专业性领域的尝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缓解医患矛盾、改善医患关系的作用。研究发现,治理资源的结构和数量决定了治理模式的选择,随着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运动式治理的积极成果有可能在常态治理中得到延续和巩固。这一过程意味着治理资源通过行政吸纳逐渐累积,并获得再次发展。     

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基于全球化视角分析

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最为突出最为重要的社会现象;成为认识当代社会和全球发展的基本语境。而全球化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风险社会。在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中当务之急是培育和建立风险治理的机制体制,形成风险治理的共识与合力,最终实现风险善治。     

社会公平: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核心诉求

社会公平是通过社会角色的公平合理分配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得其所得,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是一个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协商持续互动的过程。当今中国社会治理中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社会不公问题:居民收入分配规则不公、教育权利和机会不公、社会保障等权利和规则的不公。我们要通过树立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理念、构建合理的分配调节机制、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完善维护人民权益机制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核心诉求——社会公平。     

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能力研究——基于江苏社会风险的视角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的转型,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应对与化解社会风险不仅是各级政府管理的重要职能,更是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就江苏地区而言,应对社会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为实现江苏社会风险预警"生命至上、预防为主、政府主导、群防群治、管理创新、制度保障"的战略构想,应对化解面临的社会风险,必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提升江苏社会组织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实现社会风险的多元治理。     

"组织(机构)吸纳"的现实运作——以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为例

随着城市住房体制商品化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社区形态及其构成要素发生了深刻变化,基于房产私有权之上的业主群体逐渐成为现代社区的主体,从而对传统单位体制下的社区管理模式起到了一定的解构和弱化作用,业主的自治需求日益增长并开始转化为自发的权益维护行动,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的设立及"联络员制度"的实行,客观上体现出业主的权益诉求逻辑,南山街道办及南山区人大对居民的社区自治要求和自发倡导的联系人大代表方式予以了肯定和承认,实际上采取了"组织(机构)吸纳"的体制吸纳方式.     

党政吸纳、分类沟通与基层信息不对称的纾解——基于广西B镇“美丽上墙”的案例分析

基层信息不对称何以纾解？既往研究鲜有跳出科层制而基于中国实践场景将乡村社会要素纳入视野。基于广西B镇“美丽上墙”的案例考察,构建“结构-资源-行动”理论分析框架,探究中国情景下科层组织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纾解的原因。研究发现,科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的结构张力对信息沟通提出较高要求,科层行政的信息汲取效力却在乡村社会出现沟通边界。作为基层行动者,乡镇借助于执政党群众路线及科层运作模式,有效整合了正式与非正式资源,通过“循环往复”的汲取机制和“以不变应万变”的反馈机制,进而提高科层组织吸纳民意信息的数量和质量。由此,在科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乡镇组织与县级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纾解基层信息不对称的“党政吸纳”模式。在运作过程,“党政吸纳”呈现“官民有别”、“上下有序”的分类性沟通,既能充分吸纳民意信息,又兼顾了科层制内部的常规性沟通模式。本文基于中国场景下的案例分析,探究科层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纾解的新视角,尝试与科层制理论、跳板理论及扁平化组织理论进行对话,为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信息沟通问题提供参考。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对温州社会组织的调查分析

在创新社会治理大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障碍主要表现为:社会共治理念的缺失、社会组织自身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不足、社会组织扶持政策乏力,以及社会组织管理力量不到位与党建工作力量薄弱。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需要做到:一是树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会治理新观念;二是拓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三是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五是凝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合力。     

风险社会的第三种治理形态——“转换态”的存在方式与政府应对

风险社会意味着风险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表明人类所面临的危险不再以孤立事态、固化形态、单一状态出现。在政府和社会对危机注意力达到峰值之前,风险所蕴含的能量酝酿已久并蓄势待发,而标志性突发事件发生以后,风险的能量也不会快速转化,这就在常态与应急态之间出现了第三种模糊形态——可称之为"转换态"。相对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常态和以问题为导向的应急态,转换态的本质体现了现代治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转换态的治理,既区别于常态中的平常心"治未病"方法,也不同于应急态中的集中精力"下猛药"方法,而需要兼用这两种方法之所长,统筹发展与安全,针对转换态的特殊机理,科学规制,综合施策,将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     

“小马拉大车”:经济发达镇治理何以可能?——一个双向调适的解释性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人口集聚多、经济规模大、城镇化水平高的经济发达镇。这些乡镇有着与中西部县区相当的人口规模、与地市相当的经济规模,但囿于乡镇的行政层级,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的治理现象。对D市A镇的调研显示,为满足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发达镇治理呈现出“双向调适”的行为特征。“双向调适”作为经济发达镇在面对规模负荷增加而组织层级不变的冲突时发展出的一套策略组合,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维度：前者表现为上级政府对基层的充分放权和低职高配;后者表现为基层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经济发达镇得以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进程中实现功能和结构上的回应性调适,从而能够应对由治理规模所造成的治理资源与治理负荷不匹配问题。双向调适展现了经济发达镇治理的力量来源,构成理解基层治理行为的一个小切口。     

基于社会资本的地方治理何以可能

地方治理不仅仅要受外在显性因素的影响,还同其社会基础密不可分。因而,作为一种方兴未艾和具有现实生命力的理论和方法,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成为地方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但是,对社会资本之于地方治理的研究,不能三步并成两步走。忽略对社会资本对于地方治理重要价值的分析,而直接开出所谓的社会资本培育"药方",未必管用有效。社会资本对于地方治理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它为地方治理培育理性的参与主体、提供基本的运行机制、构建必备的参与网络。不过,在明晰社会资本之于地方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不能被所谓中国式的"社会资本"所误导。对于当前中国的地方治理而言,需要的不是"关系资本",而是需要崇尚信任、尊崇规范和注重公共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     

突发事件社会心理影响模式与治理机制研究——基于虚拟风险体验与风险社会放大理论的整合分析

危机事件的空发性、不确定性、次生性和扩散性等特征决定了危机治理的复杂性,一旦处理不当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危机治理强调事件的预警、应急处置和恢复重建等,同时也在逐步加强对危机事件社会影响的评估与分析,但对危机事件社会心理影响,尤其是非常直接受害者的心理影响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通过相关研究文献的融整合性分析,在风...     

风险规制研究:构建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体系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规制是人类应对社会风险的必然选择和现实诉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险规制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初步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基础,提高了人们对于风险防控的理解水平。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风险规制研究对于我们提升风险治理能力大有裨益,因为面对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风险规制体系已是势所必然的选择。但是风险规制研究也存在侧重于个案描述及其成效分析,不能提供社会风险治理整体知识图景的内在局限。未来应加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着力于共性问题的探讨,建构社会风险治理的知识体系。     

乡村社会的风险防范与治理探微——基于对湖南省四个村庄的考察

防范乡村社会风险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通过对湖南省四个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窥得其主要风险直接表现在村庄治理、集体经济与事业发展、人居环境改进和村民安全感等方面。研究发现样本乡村治理的社会风险源于村庄空心化造成的人才资源匮乏,外部环境发展形成的对传统管理模式的挑战,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不足加大治理的难度,以及对村干部监督约束的不充分。防范乡村社会的主要风险,优化乡村社会治理,应致力于完善精英人才回流和保持机制、形成村级集体经济和事业促进机制、优化党委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建立顺应时代发展的镇村干部能力提升机制和筑牢涵盖村干部的纪检监督机制。     

“风险社会”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风险社会"大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主要体现在人本观、法律观、信用观、社会观等几个方面。企业要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就必须树立社会责任的观念,明确企业使命,将企业使命与企业自身的发展相协调,确定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为其长远目标,建设以履行社会责任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同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企业管理方式,完善现代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管理理念,协调好领导与员工之间的关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发挥员工的潜能为企业和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