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法律的文字工具及其效力

文字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也是人们诠释事物的基本方式。由于文明时代以来的法律主要是通过文字来表达的 ,所以 ,对法律的理解和诠释 ,也主要通过文字的方式进行 ,乃至于形成了诠释法律中的“文字霸权主义”现象。通过文字对法律的诠释往往是精英们所采取的方式 ,但尽管如此 ,以文字诠释法律仍然存在着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问题 ,从而也衍生出以文字诠释法律的不同效力 (有效和无效 )问题。     

《吕刑》与法律语言

法律语言,俗称“法言法语”,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界定其内涵和外延。有人解释为“法律文件的遣词造句、文字用语、概念表述”;①有人叙述为“表述法律的工具”。②而我们则认为,法律语言的本身属性,应该是指民族共同语中的一部分语言材料适应法律工作的要求而发生的一种功能性的变体。它随着法律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法律的发展而发展,依着     

法律解释的必为性和可行性

诚如MartinHeidegger所言,吾人对一切的事物的认知是以语言认识为基础而建构。而如何对语言予以诠释,尤其是就语言所指称对象与其所存处世界的符应的面向出发,则系诠释学研究范围。法学必然涉及文字内容的理解和解释,因此,法学也是解释学的研究领域。而且,法律解释学一直是古典解释学的重要分支。自19世纪以来,法律解释学因研究时间跨度之大研习人员之     

法律不是反垄断的根本手段

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垄断要靠开放经济来解决，自然垄断要靠科技的进步来打破，资源垄断要靠替代品的发现来冲破，国家造成的垄断要靠经济的极大发展和国家的消亡来根除，垄断行为的法律认定标准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修正。法律虽然是反垄断的重要手段，但不是根本手段，比其更重要的手段还有技术进步、发展垄断产品的替代品、推进开放经济的形成等经济类手段。因此，不能迷信反垄断法。     

语言与法律——从工具论向本体论的认知嬗变

在法律的历史进程中,语言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法学研究中语言一直被片面地定义为一种工具或技术.立足于语言与法律的历史,全面认识和把握语言对于法律的意义,指出并论证语言对于法律的意义不仅仅是习惯的标记、权利的明示和规范的表达,法律的本体就是语言.在法治社会的语境中,语言、法律、正义三者最终必然走向"三位一体".     

论法律科学中的解释与诠释

本文运用语义学和语用学知识分析了法律科学中的解释和诠释概念。文章认为:法律只能被解释而不能被诠释;在法律科学中,解释是法律方法,诠释是法学方法;解释是语义域概念,诠释是语用域概念;解释是客观性范畴,诠释是主观性范畴。     

西方法学家的法律诠释观(上)

在西方,法律诠释学与法律诠释活动一样古老,尤其是近现代,西方法学家的法律诠释观更是丰富多彩.其中,萨维尼的法律诠释学说主要体现在他对法律诠释要素的揭示和论述上;哈特的理论创新和贡献则在于他把法律界定为是由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所构成的逻辑体系;德沃金却把法律称之为“诠释性概念”,这一命题表明,法律乃是通过人们、特别是法官的诠释而实现其生命的……     

法律诠释与意识形态

本文从法律诠释与权利分配之关系入手 ,论述了法律诠释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必然关联。任何法律诠释总是和一定的利益要求及对该种利益要求的规范调整相关的 ,这是决定法律诠释与意识形态必然关联之内因。在此基础上 ,文章站在批判立场 ,逐层对法律诠释理论和实践做了反思 ,并提出通过对话与整合 ,以“超越”法律诠释之意识形态属性的可能思路。     

西方法学家的法律诠释观(下)

在西方,法律诠释学与法律诠释活动一样古老,尤其是近现代,西方法学家的法律诠释观更是丰富多彩。……其中,哈贝马斯提出了对话性诠释理论,能够更好地体现出大众对法律的阅读和理解;波斯纳则不但解构了法律诠释的客观性,而且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解构了法律诠释本身(的有用性);费希却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分野,认为法律诠释的客观确定性在于“诠释共同体”成员们的公共制约和习惯;拉伦茨则提出了可接受的诠释。     

刑·法·律——先秦法观念探微

<正>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法律观念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能量。因此,对中国传统的法律观念进行深入的研究,显得颇有意义。本文拟通过"刑"、"法"、"律"字演变的阐述,来考察先秦人的法律观念及特征。一、"刑"字的产生、演变——"刑"的观念文字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而语言是表达思维的最主要形式,不能脱离人的思维。因此,特定文字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能够反映出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认识。文字的产生遵循着事物、概念、语言、文字四者相递产生的规律、事物在先,然后在人们的思维中产生     

反垄断法的性质

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中的基本法律。由于反垄断法涉及的范围广、内容多，所以反垄断法的概念和规则具有不确定性。反垄断法占支配地位的违法确认原则是合理原则，这使反垄断法的规则显得单调，缺乏体系性，也使反垄断法具有非规则性，相应地，经济分析的方法成为反垄断法中确认违法和事实因素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是有限的，只限于私人的经济垄断，不能调整行政垄断或国家垄断     

论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规制行政垄断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攻坚的重要任务之一，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转型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文章首先对行政垄断的概念内涵进行梳理，认为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不含中央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实施的限制市场竞争的非法状态和行为。在此基础上，运用跨学科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对我国的行政垄断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区域产业结构趋同、法律制度体系不健全是邮发行政垄断的三大主因，其中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行政垄断行政的根本原因。文章认为对行政垄断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必须加强对行政垄断的法律制度约束，健全反行政垄断的法律体系；必须切实提高行政垄断行为法律成本，建立行政垄断责任追究机制；必须设立独立性的权威执法监管部门，完善行政垄断审查救济制度；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梯度化行政垄断规制法律体系。     

大规模数字化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创新

大规模数字化意味着获取和使用文字作品方式的根本变化,并使得著作权保护成为网络环境下文字作品传播效率提高的制度瓶颈。为此,各方通过集体管理制度来解决数字化作品的合法利用问题和大规模许可中的交易成本问题,但也再次暴露了集中许可在规制内容和价格垄断上的不足。因此在大规模数字化进程中适用集体管理制度,需要根据著作权人、集体管理组织和使用者三者之间法律关系的差异分别设计许可机制,以防止特定主体以垄断优势阻碍其他产业主体的商业模式实现。     

司法过程中的语言歧视以及应对之道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借助语言保存和传递人类文明的成果。随着法律的发展,从习惯法发展到制定法,再到今日的法律法典化,语言成为法律最重要载体。法律语言作为一种高级语言,虽然具有一系列优势,但另一方面却对社会底层造成很大歧视,在具体司法过程也有明显体现。本文从司法过程中的语言运用着手研究,讨论其过程中的语言歧视,从而寻找的应对之道,进而实现最终的实质正义。     

行政性垄断的法律思考

行政性垄断是垄断的一种形式,与经济性垄断一样,阻碍自由竞争和经济发展。本文第一部分论述了我国对行政性垄断进行法律调整的三个阶段;第二部分论述了我国现行有关行政性垄断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之处;第三部分论述了禁止行政性垄断不仅是反垄断法的任务,规范的行政权的行使是反行政性垄断的内容之一,同时也要规定经营者的责任和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     

知识产权的竞争法规制——保护与限权并行不悖——以微软案件为视角

微软垄断诉讼案引起了法学界、司法界和经济学界对反垄断法、垄断与竞争关系广泛地反思和争论,特别是微软公司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外衣下滥用权利,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更值得关注。本文通过对微软案件的分析,从法律上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制。     

法律知识问答

1.什么是法律?法律是国家立法机关依照一定程序制定的,具有一定文字形式,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用以巩固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阶级压迫的重要工具。     

浅议行政垄断及其法律规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规制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和竞争秩序已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立法的重要内容。而有效地规制行政垄断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相关法律制度和法律责任的健全和完善。本文试从行政垄断的概念及表现形式谈起,分析行政垄断的成因,对我国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提出一些建议。     

法律可视化

正法律语言可以说是人类最艰深晦涩的语言之一了,面对各种繁复的法条,句式,冗长的案例,即使是专业的法律人士,也很难产生愉悦的阅读感受。然而,法律作为一种经世济用的学问,其对象是一般大众。因此,如何协调专业化的法律语言和通俗化自然语言的"矛盾",成了法律人的一大难题。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是典型的视觉动物,其信息的接受有将近80%依赖视觉感官,这给了我们一个启发:能否超越文字,利用视觉元素去表达法律信息?     

作为专家证人的语言学家在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的价值

法学与语言学的日趋融合，法律语言学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语言学家的价值也日益凸现在立法和司法活动中。从立法层面观之，法律语言学家的介入将使法律文本更能体现其应有的文体特征，有助于改变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立法失范化状况；从司法实践层面而言，语言学家的介入，将有助于解决因法规、合同等法律文本的不同诠释而产生的争议，使司法活动更合乎正义性要求。建议我国法学界给予语言学家施展其专业才能的空间，以此肯定语言学家的地位和价值，这将有助于完善我国现有的专家证人制度，从而实现法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