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中政策审计体制改革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政策审计在提高政府政策能力、推动责任政府建设、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与审计机关,在推动政策审计的独立性定位、保障机制供给等管理体制方面,以及在政策审计对象遴选、标准体系的建构和结果反馈等组织机制方面,进行系统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在政策审计理论与实务中,应强化对管理体制和组织机制的研究讨论与实践探索,提升政策审计的政治性、独立性和专业性,从而建构一个契合国家治理体系需求的现代化政策审计体制机制。     

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组织机制重构——基于CGRs理论的分析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基本路径。中国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棘手问题"属性、碎片化管理现状和协同失灵现象成为影响改革绩效的主要表现。在协同治理机制(CGRs)理论框架下,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可以从协同驱动、协同过程和协同结果等三个维度进行构建,通过运用该理论模型对地方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践进行分析发现:通过领导力、不确定性和相互依存等驱动要素充分调动和激活各级党委、人大、财政、审计等各方面力量,建构有原则地参与、共享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等协同过程,形成交互协同并相互制约的预算绩效协同治理体系与机制,可以有效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进程。     

浅谈我国政府审计法律制度建设

政府审计是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对国家治理稳定有序发展提供监督、评价等治理服务。政府审计对于国家治理活动健康运行的重要影响,日益被各国所认可。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许,完善的政府审计制度,能够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活动的法制化,实现政府审计效能最优化。     

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的趋向

<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纷纷引入参与式治理。在实践中,以民主的分权、商议民主、赋权于民和自治为基本内涵的参与式治理主要体现在参与式规划、参与式预算和参与式监督,其有效运转有赖于公民社会要件和政治经济要件。实践证明,参与式治理既提高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又改善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正面临着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以兼容的冲突。学习并借鉴既有的参与     

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

空间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方式,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权力结构在空间生产上的作用及反映。党的领导体制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以融入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和基层社会的方式介入空间生产。中央权威与地方自主的平衡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行政体制框架,中央政府引导地方空间治理行为,实施国家空间发展战略;地方各级政府从空间商品化中增加财政收入,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政府既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空间生产,又防止空间过度资本化;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驱动地方各级政府与其共同促进空间商品化。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协同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推进路径,政府整合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空间需求;社会参与促进政府回应民众空间诉求,形成共治共享的空间治理格局。     

中西方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与比较

如何科学地评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亟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可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鉴于国家性质和政治体制的区别,在借鉴西方理论与方法建构我们国家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时,应该注意两个适用性问题:一是在理论层面的治理概念适用性问题;二是在操作层面的评价指标适用性问题。中西方在重视公民参与、强调政府与公务员的责任、关注参与主体各方的利益诉求等方面,基本一致,具有共同之处。但是,在中西方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中,均忽视了对于参与主体各方治理能力的评价。因此,确定好参与治理主体之后,应该对其进行国家治理能力的确定及评估。将决策能力、领导能力、执政能力、规划能力、计划能力、组织能力、执行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与督导能力融入评价指标体系中。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分析框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根据由组织设置、权力划分、制度建构、机制创新等四个部分组成的地方审计管理体制分析框架,现行行政型审计管理体制在组织、权力、制度、机制等四个方面存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要求不相适配之处,导致审计体系整体运行出现监督失灵、质量下降、目标偏失等问题。相应的,就应该从"坚持党的领导,优化组织设置;科学划分权力,建立权责清单;坚持依法审计,夯实制度基础;推进机制创新,增强改革动力"等四个方面推进地方审计管理体制的改革。     

十八大以来党对网络社会治理的探索

坚持党的领导、政府引领、多方参与,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经验。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理论创新、战略规划和领导体制改革等方面。政府发挥统筹引领作用,不断推进依法治网、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加强了对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在党的领导和政府引领下,各部门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充分调动多种治理主体参与网络社会治理过程的积极性。当前,网络社会领域发生了明显的、积极的变化,总体向好,正能量充沛,支持拥护党和政府的声音不断聚集壮大。但是,网络社会仍然存在许多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网络社会治理。     

依法治国背景下国家审计操作框架构建——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视角

依法治国对审计提出了更高的制度要求。国家审计应在宏观审慎监管推进过程中发挥作用。文章在对宏观审慎监管与国家审计理论定位基础上,分析了宏观审慎监管与国家审计同质特征与差异性,并剖析了宏观审慎监管与国家审计内在契合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国家审计操作框架,以此提高国家审计在参与国家治理中的水平,提升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和质量。     

第三区域政企统合治理与集权化现象研究

我国开发区、新城、新区、功能区的治理显著区别于城市治理与农村治理,形成独特的第三区域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特征是政府再集权化,具体表现为政企统合,即政府与企业统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突破了国家有关法律和政策制度,与改革开放初期设定的政企分开和分权化的改革发展目标相悖。第三区域开发建设是一种大规模生产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过程,其任务属性决定了政府集权化的制度演化逻辑。第三区域集权化战略有助于优化决策和协调、保障开发资金持续投入、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进而实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政企统合模式极大地拓展了政府在资本、组织、人员等方面的治理能力,但其治理绩效也呈现出明显的相对性,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政府体制改革以及社会秩序维护三个层面。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再集权及其政企统合模式,其合理性受区域发展阶段和公共治理领域的限制,其演变方向取决于国家治理体制的变迁。     

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辨析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观察分析问题,就会发现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在治理的涵义、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性质、治理的工具和治理的价值诉求等五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政府治理需要弱化命令导向、强化协商导向和竞争导向、保持与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良性张力关系以适应国家治理的要求;国家治理则必须适时地调整自身的定位,合理处理国家内外部压力,并协调命令导向、协商导向、竞争导向下的国家治理工具,为政府治理提供必要的前提。辨析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解决一个时期以来将二者混同起来所带来的问题,排解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理论障碍。     

变革：政府对危机治理的回应

危机治理是政府治理的一种特殊情形,由于它不同于常规情形下的政府治理,因此政府治理效能的高低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这也是政府危机治理研究的必要性所在。纵观国家危机处理过程,以及危机处理实际取得的成效,只有通过政府的变革,才能使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在危机管理中得到提高。变革主要包括危机的事前、事中、事后研究与确立规范常识性的危机治理制度和机构等六个方面。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和限度

网络政治参与在中国发展迅速,它从三个方面影响着地方政府治理:激发地方政府的问题意识,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议程设置;促进公共政策的执行,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制定;增强对干部权力的监督,影响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干部行为。但是,在网络政治参与中的数字鸿沟、群体极化和地方政府面临的双重压力、官员的自利性与有限理性,也削弱网络政治参与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程度。     

信息化时代对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现代网络技术和计算机通讯被广泛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行政环境日趋复杂多变,治理主体多元化,这给地方政府带来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地方政府改变职能,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浪潮。信息化时代给地方政府治理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治理理念、治理方式、组织结构和治理内容四个方面。     

我国非传统腐败的社会组织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腐败现象日益呈现出间接性、隐蔽性等新特点,针对这种非传统腐败,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已经在国际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社会组织治理非传统腐败有其优越性,我们应借鉴韩国透明国际等国际组织的经验,充分认识我国社会组织治理非传统腐败的成效与不足,积极探讨改进方略。立足现实实践,要注重从政府与社会组织两方面构建社会组织的力量,并从社会组织成为国家权力的制约监督者、政府和市场接触的中介者、反非传统腐败宣传教育的重要实施者以及反非传统腐败国际交流的推动者这四个方面,营造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非传统腐败的合力。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之我见

<正>作为治理的一个层级和一种类型,国家治理是以国家"问题"为对象的治理,包括一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科技、金融、政党、地方、国防和外交等方面"问题"的治理。在治理主体上,国家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参与的治理,尤其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基层、企业和民间组织参与的治理;在治理层级上,国家治理是仅次于世界治理(又称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层级。后者是在联合国及其有关组织主导下多国参与的以解决跨国"问题"为目标的治理。这些亟待治理的问题,客观上要求将大洲和全球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层级,以实现多国共     

多层治理与爱尔兰社会伙伴关系

多层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MLG)在爱尔兰社会合作伙伴关系(Social Partnership)研究中的适用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面对欧盟和各成员国政府之间的依赖关系日益增强,多层治理为爱尔兰政府管理研究提供了背景。第二,公共服务领域中政府作用在减弱,替代机构和角色不断卷入在这方面的研究,"新治理"(new governance)与多层治理,可谓是一对孪生子。     

政府与公民关系的组合模式:一种逻辑分析的进路

根据政府与公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强弱之别,政府与公民关系也主要体现为强政府—弱公民的精英治理、弱政府—强公民的公民自治和强政府—强公民的平等合作这三种演进模式。哲学王思想是精英治理理论的逻辑起点,强政府—弱公民的特点通过精英治理的几个关键环节体现了出来。市民社会促使了公民自治作为社会治理需求的产生,弱政府—强公民的关系通过公民自治的主要特点体现了出来。法团主义使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成为一种可能,而且强政府—强公民的平等合作有其内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