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自主治理:温州行业自主治理的典型研究

以民间商会为治理载体的温州行业治理被视为中国行业自主治理的典范,这种自主治理实质上是一种"嵌入性"自主治理,它的嵌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一是经济活动与社会关系的相互嵌入,二是民间商会对地方政府的"行政嵌入",三是行业成员对"温州人网络"的嵌入。上述三个维度的嵌入使得温州行业自主治理得以通过信任、互惠、相互监督、内部权威、声誉等非正式治理机制实现。     

“行动者导向”反贫困——基于生计实践过程的贫困问题治理

面对贫穷区域收窄和贫困人口缩减的现实变化,中国贫困治理的重心开始向微观层次的精细治理倾斜,并由此推动着反贫困策略由"行政-区域导向"向"协同-行动者导向"转变。"行动者导向"强调将贫困者作为行动主体置于贫困治理的核心位置,其他治理主体围绕其生计实践匹配与对接各项具体反贫困机制。生计实践将"脱贫"理解为贫困者在生计要素、生计偏好和生计环境等条件下,通过生计策略的选择与实践来应对潜在风险和追求可持续生计层次的自主行动过程。基于生计实践过程分析框架,"行动者导向"的反贫困策略得以实现对"投入-决策-产出"过程中"可用性"议题和生计实践与外部生计环境互动关系中"可及性"议题的综合。     

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力度,不仅使社会组织数量迅速增长,而且也扩展了社会组织的作用空间。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缺乏让社会组织自主运作的动机。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之谜"产生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坚持"治理社会"逻辑,从而遮蔽了蓝图规划中的"社会治理"逻辑。因此,珠江三角洲社会治理创新有赖于完成从"治理社会"逻辑向"社会治理"逻辑的转换。     

大学自主与大学分治

所谓“大学自主”即大学自己治理办学事务之意,所谓“大学分治”即大学内部分层分类治理之意.制约和影响大学自主与大学分治的障碍和困难主要是受传统制度思维和现代经济思维影响下的过度行政化和过度功利化所致.推进大学自主与大学分治,必须坚持正确的理念引领和价值导向,从整个体制治理着手,优化内部结构治理,改变过于“集中”的治理模式,从制度设计上谨防“政霸”、“财霸”、“学霸”的破坏性影响和寻求法律支撑.文章认为,学校内部体制治理的合理化是学校办学自主的根本,而改变治理结构及其模式,实行分层分类治理是保障大学自主实现的保证.     

新时代村治逻辑探究:行政与自治关系的均衡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向乡村延伸的背景下,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对村民自治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既打破了税费改革之前行政与自治的均衡关系,又开始出现行政吸纳自治的趋势,表现为行政代替自治以及摒弃和忽略自治,从而增加了村级治理的负担。而在行政与自治相互结合且实现均衡的情况下,基层社会可以实现最优化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重塑国家与村庄社会均衡秩序,成为"权利—义务"互构国家认同观之外的第二种维系国家—村庄的治理范式。关键在于治理主体的两极,即以行政化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理和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村庄与农民自主治理应达成一种均衡。     

新中国治安治理结构演进路径解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安治理结构经历了"磁斥结构-磁吸结构-耦合结构"的演进路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各治理结构呈现出其所特有的治理逻辑和基本特征。从认同性、社会自主性、公共性、参与性四个方面对三种治理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来看,未来治安治理结构的发展规律,将在很大程度上同国家与社会间良性互动的耦合治理结构相吻合。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社区行政负担重、社区参与不足,治理为"单向度"状态。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主体间性视角要求主体间相互承认、沟通和尊重,多元主体差异并存。通过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协商谈判和交易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自主自治、合作共赢的多中心良性互动的善治结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正价值述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正价值强调让人们享有更多的自由、平等、民主、宽容,推动"自觉—自主"理性人格的建构,充分发展人的权利和义务。国内外学者们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正价值主要通过自由、平等、民主和宽容等维度来体现,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够规范治理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促使多元治理主体对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和所负有的义务达成澄明。     

嵌入与自主:国家治理模式对群体性外交冲突处理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伴以各类群体性外交冲突。对这些冲突进行学理分析,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民众引发的涉外群体性外交冲突,或外国民众引发的涉华群体性外交冲突,使中国外交部门与相关国家外交部门在对这些冲突进行处理时,大多处于被动的境地。对此,一个国家治理模式下的"嵌入—自主"模型可较好地解释这种现象,并解答为何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对类似事态的走向有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同样由大众压力引发的群体性外交冲突事件,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会使当事国在对外交涉和谈判时做出差异显著的反应。民众对外交议题的嵌入性与群体性外交活动的自主性最为突出,它们一并影响到一国政府的威信及对外谈判的议价能力。因此,有效平衡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嵌入与自主关系,既是未来中国政府有效治理群体性外交冲突事件的重要着眼点,也是推进中国对外事务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的题中之意。     

社会和谐治理与农民工民间组织的培育——基于浙江省的分析

社会和谐治理需要代表农民工阶层利益的民间组织的兴起和健康发展。目前浙江省农民工民间组织在总体上尚处于生长发育的初级阶段,主要存在数量少、规模小、社会动员能力和自主治理能力有限、社会支持度偏低等问题;从社会和谐治理的角度看,农民工民间组织培育的关键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合作,前提是其自主治理和专业服务能力的提升,最终目标是为其构建系统化的社会支持网络。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治理的多元模式探析

农村公共物品治理在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重要性凸显。公共物品治理包含着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两个纬度,经济学科纬度主要涉及物品的供给问题,而管理学科则主要关注物品有效管理的问题。广义的公共物品包括纯公共物品、收费物品和公用物品, 根据供给和管理是否有效两个标准,私有化模式、国家化模式和自主组织、自主治理模式都不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唯一和最佳模式。分析表明,多元化模式才是农村公共物品治理的正确选择。     

社区公共事务自主治理:背景、机制和模式

社区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组织问题,社区居民呼吁和行政纵向授权是其两大发生机制,在政治和技术的双重约束下,项目制成为了其在组织模式上的可行选择。我国现阶段社区公共事务自主治理依然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但与此同时,行政推动却也创造了某种自治空间,体现了增量改革的逻辑;此外,社区公共事务自主治理中,政府的持续承诺、积极分子的调动,以及自管会组织地位的认可是取得良好自治效果的前提条件。     

“法治”背景下新型城镇化治理模式的转变及实现机制

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新型城镇化转变治理模式:治理主体由政府完全主导的单一中心向以政府有限主导的多中心转变;治理方式由"政策全能主义"下的运动式向"法治中心主义"下的法治化转变;治理目标由"以物为本"的工具化向"以人为本"的价值化转变。实现这一治理模式,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构建多元参与动力机制;以法治方式推进新型城镇化相关领域改革,构建制度保障机制;坚持统筹兼顾,化解冲突,构建利益协调和监督机制。     

政府购买服务的逻辑与挑战——南京市鼓楼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的案例研究

选择南京市鼓楼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作为分析案例,运用威廉姆森的三层次分析框架解释鼓楼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这一治理结构的发生逻辑。研究表明,这一治理结构受鼓楼区政府所处的制度环境和鼓楼区政府本身两种因素的双重作用,既有"刺激—回应"性的动力因子,又有"自主—创新"性的内力作用。另外,面对新型的治理结构,鼓楼区政府面临着政府职责、政府能力和制度安排三方面的挑战。     

伦理,如何进入“治理”

"伦理治理"有三义,一曰"以伦理治理"和"伦理即治理"属于传统治理范畴,"对伦理进行治理"是现代条件下伦理进入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伦理治理"的关键是立足于"问题治理"或"难题治理"。核心内容是对伦理与法律、伦理与伦理、伦理与道德、道德与道德、道德与法律这五种相互冲突的伦理问题或难题进行治理。如此,才不会错失"伦理治理"面向难题、求解问题的现代性本义。     

知识治理:公共事务治理的第四种叙事

公共事务治理存在三种不同的叙事类型,分别是基于权力的科层治理、基于价格的市场治理和基于信任的网络治理。缘于对传统治理模式下"治理失败"的考察以及对治理中知识作用的关注,"知识治理"开始兴起并被视为公共事务治理的第四种叙事。建立在"学习—认知"基础上的知识治理致力于通过发展新知识来促成公共事务治理集体行动的达成。知识治理具有其他治理模式所不具备的特定优势,它已被广泛应用于许多西方国家公共事务的治理领域中。中国情境下的知识治理需要注意多种知识类型的交流协作问题以及政府作用的发挥问题。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十八大以来我国地方治理创新的审视与展望

我国地方治理创新具有工具性与价值性双重意义。对十八大以来地方治理的解读需要在"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下进行。基于"价值—过程—特性"的三维分析框架,对十八大以来的地方治理创新进行宏观审视与系统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地方治理创新实现了从"生产力政治"到"民生政治"的价值重构,实现了从"政策模仿"到"制度创新"的过程转换,实现了从"制度锁定"到"体制跃迁"的特性建构。未来的地方治理创新会继续沿着民主化、法治化与科学化轨迹前进。     

“进社区”:混合治理空间中的条块关系与行动逻辑——基于浙江H市的基层社会治理改革

"进社区"是中国各级政府回应社会问题社区化与政府职能社区化发展趋势的普遍选择,也形塑出现代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单元及自治共同体的多重样态。新型社区制背后蕴含多重治理逻辑并存的复杂性。多重逻辑既来源于地方行政治理结构中"条"、"块"等制度生产主体,也来自在转型时期新型政社关系视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和自主性发展。其执行的结果是在基层末梢催生出一个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多重功能机械杂糅的"混合治理空间"。本文以浙江省H市近年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与实践为蓝本,微观分析"条"、"块"进社区的治理逻辑、约束条件、行为路径及不同预期、激励和约束下社区的应对策略,并进一步关注在多重逻辑的牵制下社区自主性的表现形态。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视域中的中国政社关系和社区混合治理的实现路径进行回应。     

互赖式治理视角下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研究——基于武汉市R社区C柔力球队与A社区Y歌舞队的对比分析

社区治理应是多元治理主体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展示舞台,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应建立平等协商、合作互惠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在城市社区中社区居委会与社区民间"草根组织"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互赖式社区治理结构",但在"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下,这种治理结构往往以"垂直型等级性互赖治理结构"呈现。"垂直型等级性互赖治理结构"因其民主性低、高风险性、"互赖空间"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所能实现社区治理成效的有限性。为了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社区治理结构应从"垂直型等级性互赖治理结构"向"平行型平等性互赖治理结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