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研判

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创新实践应遵循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为之提供相应的理念和制度保障。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在观念、主体、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存在一些与行政法治不相适应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加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相关理论的适应性,体现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修正"行政主体"理论,重塑"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反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参与式行政模式,搭建社会治理公众监督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社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监督体系,保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良性运作与衔接。     

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或社会的事——来自太仓市“政社互动”先行实践的启示

社会需要治理并决定于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能政府"时代,社会治理被视为只是政府的事,社会的地位与作用被忽略。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不断深入人心,随着"政社互动"创新实践的先行与推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事,而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事。在"政社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推进"互动",社会应当积极主动自觉地参与"互动",培育社会成长,推进社会自治。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基层执行关系,调动政府与社会两个积极性,通过社会自治保证有效社会治理是"政社互动"先行实践引出的有益启示。     

论电子治理的内涵、价值与绩效实现

电子治理是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建构运转有序、信息通畅、各行为主体及社会资源相互影响并共同促进而形成支持科学决策的多层次治理形态。其特征是:远见卓识的治理理念,多元协作的治理主体,整体快捷的治理方式,网络开放的治理结构,动态演进的治理过程,多层融合的治理形态。电子治理战略实施的价值目标在于,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影响政府和社会,实现"政府再造"、"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及"社会进步发展"、"公众参与","政府与社会关系改善",最终改善"政府与社会关系",达成"善治"目标。电子治理对于政府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增进政务透明、强化政府责任、增强政府回应、提升政府效能";电子治理对于社会作用影响的内在关联目标为"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进步、改进公民参与、保障公民权利"。其绩效参考模型体现了信息技术手段对于政府以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限购令的合法性疑问

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楼市调控"新国八条",推出了措辞严厉的限购令。限购令出台,房地产市场风云突变。伴随着限购令的实施,争论声也连绵不绝,社会各界对该政策褒贬不一,莫衷一是。本文试图从依法行政角度对限购令稍作辨析。     

服务型政府视域下优化“三社联动”机制问题探讨

在新常态背景下,服务型政府建设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要遵循五大发展理念,建设一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服务型政府。"三社联动"作为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处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系统中,其作用之发挥,除了重视自身系统的联动外,还不能忽视与服务型政府建设之间的关系。文章从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理念出发,探寻"三社联动"与服务型政府间的内在关系,分析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以服务型政府价值理念为指导,提出了改进优化"三社联动"机制,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与路径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是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在处于急剧转型和改革深水区与攻坚期的当下中国,如何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就成为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导,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合理定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健全政府治理机制,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恰切之道。     

奢侈的话语:“治理”的中国适用性问题

"治理"是需要较为严格界定的一个学术概念。现代化治理与中国传统治理难以毫无矛盾地共享"治理"一词:"治理"是一个具有特指含义的现代概念。中国传统的治理,指的是治国理政的一般事务。作为现代概念的"治理",是在古今揖别之后,才出现的现代理念与现代事件: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机制,是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多元共治,是现代国家强大治理能力的保障。中国既需要在现代转变的条件下,确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需要在激活国家、社会与市场活力的情况下,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推动学术界以更为审慎的态度使用"治理"一词,以明确中国现代发展的历史任务与当下目标,并提供更加可信的"治理"话语,十分必要。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研究——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以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等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以行政命令为代表的传统治理工具已经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政府需要对治理工具进行创新,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分析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的角度之一。从南京江北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来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框架包括:一是以整体治理为主要理念、以联动治理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二是以合作治理为主要理念、以PPP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三是以行动主义为主要理念、以法定机构为代表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     

政府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放管服”改革的路径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整体性变迁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子系统。"放管服"改革是助推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放管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变革,如何深入推进并取得实效就成为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课题。我们应以政府治理现代化为指导,推进"放管服"改革理念创新,构建科学化新型监管机制,积极培育社会组织,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恰切之道。     

融合“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的社会共治模式研究

在社会公共领域,面对基层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社会公共性成长缺失的治理问题,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寻求“行政引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社会共治模式。社会共治的治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政府加快“放管服”的改革进程,也需要以具备专业性和创新力的社会组织业态作为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社会基础,还需要权衡基层政府的治理效率和风险,采用“适度”的行政干预将社会自治能力的生长控制在适当范围内。社会建设引导基金是公共治理的一次创新尝试,在社会共治理念下,它通过融合“政治”“社会”“经济”三个维度的机制设计,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和企业的优势力量,最终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增效,推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     

城市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价值维度、理想形态和现实进路——基于“合作治理”理论研究视角

传统公共管理话语体系下的城市管理一直都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以政府权威为构建城市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保障,忽视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积极参与。而随着现代城市治理范式的凸显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契合,城市治理更加关注多元主体的互助合作,特别是政府同公民社会的代表者社会组织的合作型治理关系的构建,俨然成为当前城市治理话语下的主体性问题之一。城市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理想形态有互相补充形态、服务替代形态、协同增效形态和平等协商形态等几种。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需以更新理念、完善法律制度、明晰职能定位和理顺利益关系入手。     

论公共服务的“合作治理”

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它以"民主公民权"为核心价值,要求政府在保障国民公共需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有所作为。面对现代社会多元、异质的公共需要,政府的权威型供给已力所不逮且愈益与社会需求相脱离。因应这一局势,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合作治理框架,不仅可以实现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的适度分离,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服务生产供给;而且可以在公共服务提供中形成开放的民主协商平台,通过公共议程整合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     

“整体政府”治理理念下灾害信息资源协同共享途径研究

在现代政府管理模式下,灾害信息资源共享存在诸多障碍。"整体政府"理念正深刻影响着各国的灾害管理实践,成为灾害管理模式的一场革命。在整体政府治理理念指导下,有必要以灾害信息资源协同共享框架为方向进行创新,最终实现整合的灾害信息资源管理。     

从“横向重组”到“纵向分权”:经济发达镇创新地方治理体系的路径——基于容桂“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案例研究

"简政强镇"事权改革不仅是经济发达镇解决政府、市场及社会之间张力的有效出路,而且是优化地方治理体系的有效路径。容桂街道借助"简政强镇"事权改革的契机,通过"横向重组"和"纵向分权"两个维度,实现了地方治理体系的创新。通过"横向重组",容桂街道已初步搭建起党政合署办公、决咨委决策与监督及公共服务体系良性运作的新架构;通过"纵向放权",容桂街道以"简政放权"为契机,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并让其参与社会管理事务,搭建起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的基本格局。容桂街道创新地方治理体系实践不仅为实现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地方治理转型奠定了基础,也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地方性样本。     

“放管服”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一项研究框架

伴随"放管服"改革在各个领域的深入推进,必然对社会治理创新产生影响,社会治理领域"放管服"改革理应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借助于建构型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构建"放管服"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框架。分析2016年至2019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发现,提升服务水平、创新治理方式、管理服务下沉、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加强乡村治理等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特征与范畴。将这些特征与"放管服"改革的理论蕴含进行关联性思考,可见社会治理创新与"放管服"改革具有明显的理论契合性,从简政放权、健全制度、优化服务等三个核心维度能够建构一种社会治理创新的可适性模型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与经验分析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和重要的方法论借鉴。     

“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统治”和“管理”理念的扬弃

正"治理"理念是对传统"统治"和"管理"理念的扬弃,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民主化、开放化、多元化等现代性因素及其交织形成的复杂关系,强调要在政府的主导之下实现国家治理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综合"大转型",要从政府单一主体管理变为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的多元主体治理。要尽快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厘清从政府能力到治理能力转变的逻辑线索,从四个关键点突破。     

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社区培力助力“三社联动”

在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中,"三社联动"是"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目标的有效实践探索。然而"三社联动"的发展正面临着社区居民参与治理能力不足的严峻挑战。社区培力机制恰以专业化辅导提升居民参与治理的能力,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辅导机制,更是一种完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社区培力机制通过引导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集聚社会组织力量以合作的方式服务于社区、促进社会工作职业化、在地化发展等方式,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以工代赈”作为国家治理工具的历史考察

在我国历史上,时值灾荒饥馑年份,钱粮赈济这类直接救济方式是荒政举措的主要措施,而"以工代赈"之举则是具有多重社会功效的积极手段。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救助政策有三种模式划分,从历史上"以工代赈"救灾恤困理念的内在产生机理,发现"以工代赈"手段招募灾民计工受值,具有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维护社会安定、增修公共设施、积极劳动自救等突出的多重社会功效,是国家治理有效的政策工具。目前,在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中,要积极运用"以工代赈"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在支持贫困地区改善基础生产生活条件,积极解困帮扶贫困群体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信息与通信技术变革政府治理模式机制分析

在当下政府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政府网站、政务APP等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与通信技术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体现为一种"渗透—传导—扩散"的机制:信息与通信技术在政府治理理念层面的渗透,转变政府思维方式、促进观念的更新、培植公民本位治理理念;在政府治理结构层面的传导,使得政府组织精简化、社会治理多元化;在政府治理过程层面的扩散,推动了政府认识和行为的拓展、管理方式的转变和决策方式创新。该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变革政府治理模式的作用,关键在于政府行政理性的驱动。     

儒家“德治”思想的社会治理创新价值

"德治"是现代学者对儒家社会治理模式的概括总结。现代学界往往认为儒家"德治"将治国安邦的希望寄托在圣君明主身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思想。实际上,儒家"德治"思想一方面以儒家伦理重塑传统法律的基本结构与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儒家德教提高百姓的道德素质,最终使国家通过公权力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与民间社会的伦理秩序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在提倡治理创新的当代社会中,儒家"德治"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培育民间自治力量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方面有着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