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海政策的演变特征与成效评估(2009—2022)

美国南海政策受中美关系的影响,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9年美国积极介入南海问题以来,其南海政策不断发生演变,从奥巴马政府的“双轨政策”到特朗普政府的“武力威慑”再到拜登政府的“一体化威慑”,促使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主要通过军事、外交和法律3种手段,相互结合、综合运用,最大限度地威慑和遏制中国,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通过对美国南海政策的实践成效进行评估发现,美国南海政策的调整引发域内国家与域外国家、南海领土主权争议与海洋秩序争议等多层面的联动反应,使南海问题变得更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从长期考量看,美国南海政策的实施存在诸多内在局限性。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需保持战略定力,努力塑造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与东盟的周边外交关系,不断加强在法理层面的有力回击,从而运筹南海问题,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浅析南海问题的性质转向与战略应对

由于地区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南海问题近年来争端陡然升温。这既与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有关，也与中国在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取得显著成效有关，同时还与南海周边国家对上述两种发展趋势的理解与认知相连。这种情况下，南海问题的性质正在出现一定程度的转向。一是南海问题正在由资源之争向主权之争转向；二是从中美关系中的低烈度问题向高烈度问题转向：三是从地区性热点问题向世界性热点问题转向。这三种转向使南海争端更加复杂化、尖锐化。在新的地区和国际形势下，中国需要考虑新的战略应对。     

美国升级南海对华竞争及其未来政策走向

自2014年上半年以来,美国针对南海争端及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行动,从以往的幕后怂恿转向前台站队,借助外交、军事、法律和舆论等手段不断对华施压,对华竞争态势持续升级,南海问题成为可能引爆中美关系的显著脆弱点。不过,南海仲裁结果出笼以后,南海问题可能迎来一个相对平静的间歇期,为各方进行战略反思和再评估提供了一个有利时机。     

第三方因素与中美关系的逆社会化——以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为例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关系下行趋势渐显。对此,国内外学者从体系结构压力、对外战略、国内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角度提出了诸多解释。然而,现实中中美关系日趋下行的原因却更为复杂。近年来频频发酵的钓鱼岛危机、南海争端以及朝核危机等第三方因素逐渐凸显,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作用不容忽视。为弥补既有解释的不足,作者将尝试从第三方视角构建一个替代性的逆社会化理论框架。这一理论认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可以通过冲突化、污名化与互信退化三个微观机制诱发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案例研究表明:日本挑起的钓鱼岛争端不仅诱发了中美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冲突,而且加剧了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竞争。菲律宾则借黄岩岛危机,在国际上大肆丑化中国形象,其发起的南海仲裁案使得中美两国相互认知日趋负面。朝鲜近年来频繁进行核试验,更是加剧了中美两国在制裁朝鲜、部署"萨德"系统等问题上的战略互疑。对于第三方的逆社会化效应,中美双方均应高度警惕、精心管控。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制衡的政策动向

美军在中国南海岛礁邻近区域定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等举措,标志着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制衡政策正进入新的阶段.美智库和政策界人士围绕中国南海政策走向等问题展开争论;美军方和白宫就如何在南海问题上应对中国存在政策分歧,奥巴马政府力避南海问题成为其"负向遗产".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加大对华制衡的核心策略是"成本强加",即在不与中国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通过外交、政治、军事、法律等综合手段,增加中国推进南海政策的成本.南海问题将深化中美关系的"战略漂移"状态,两国围绕该问题的博弈料将更趋复杂.     

试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舆论宣传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南海问题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为此,美国全方位加大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其中,舆论宣传手段因其独特的性质和作用,引起各方广泛关注。美国将舆论宣传作为其介入南海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主要出于多维度的考量,包括美国的舆论霸权地位和历史经验、舆论宣传自身的先天性优势以及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现实形势需要等。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开展舆论宣传的实施机制中,国家领导人、部门高层官员、官僚体制和非官方行为体均参与其中,彼此影响、相互作用。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制造的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中美关系以及南海安全局势均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承受了较大的战略压力。     

中美战略博弈进入新阶段

正2015年的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但也存有隐忧。双方既合作,又竞争,呈现一种纷繁复杂的态势。随着美国阻拦盟国加入亚投行、美日签订新的防卫合作指针、TPP达成基本协议和美国海军高调进入南海岛礁临近海域巡航,中美战略博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就积极面而言,中美两国在伊核、朝核、打击恐怖主义、气候变暖、     

美国南海政策新发展与中美亚太共处

近年来,美国显著加大了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力度,其立场也日益偏颇。美国不仅将矛头直接对准中国,指责后者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甚至直接派遣军舰进入中国南海部分岛礁12海里内的区域范围,开展赤裸裸的"炮舰外交"。不仅如此,美国还强化与菲律宾、越南的军事安全关系,大力提供军备援助,提升它们的海上军事能力和执法能力。美国还积极撺掇菲律宾将南海问题诉诸仲裁,激化中菲海洋矛盾。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深度介入和偏袒立场,不仅使得南海争端日益复杂化,也给中美关系及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和平共处投下了阴影。双方都应该采取措施,防止南海争端演化为中美之间的对立与对峙,并进而防止该地区陷入新的冷战。     

中美关系中的美国国会因素

发展中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白宫与国会的共识。国会多数议员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支持发展中美关系,但由于国会制衡行政当局的特性,以及建交以来白宫总体上主张加强中美关系,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更多的则是消极的。     

美国南海政策的转向:动因、路径以及影响

自从特朗普胜选上台之后,美国的南海政策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与改变。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对于南海问题的介入与干预日趋强硬。域外国家的介入干预、相关争议国的主权竞争以及中国综合国力增强之后的主权维护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决定了南海局势的发展趋势。美国南海政策的转向强化必定导致相关争议国的主权竞争日趋激烈,因此,中国对于南海的主权维护也要进一步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在南海地区与相关争议国的主权争端仍旧无法消除,这将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大于国家间的合作,进而有可能造成斗争激烈与冲突频发,南海局势的发展走向将再次陷入不确定性之中。除此之外,美国针对中国所打造的动态制衡联盟网络也将给地区秩序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使中美关系面临全新的考验。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前瞻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当选新任总统.其在竞选中的对华言论部分反映出美国社会基层对中美贸易的不满.以反映下层民意而当选的特朗普会如何应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合作与矛盾议题？目前,特朗普及其外交团队和共和党主流在中美贸易层面对中国态度强硬;在安全议题上更加倾向单边主义和军备发展,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制约中国的力度,中美关系在核心热点问题如台湾、南海等问题上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特朗普实用主义的外交思维和不按常理行事的外交风格看,中国不应对特朗普的上台抱有幻想,而应做好中美关系在未来短期内可能出现震荡的准备,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失控,同时应该本着“争取最好,不怕最差”的原则,采取主动行动,与美国就中美合作与分歧议题进行再协商和定位,为巩固甚至提升两国关系创造机会.     

冷战后美国的南海政策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2009年7月，美国在第16届东盟地区论坛上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宣布“重返”东南亚。以此为标志，美国南海政策出现了冷战后的第二次调整，由介入向深度介入发展。美国这一政策立场的转变固然与其在南海地区的重要商业利益有关，但在根本上由美国对华政策决定，是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延续和体现。从中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看，南海问题不仅成为研判中美关系现状和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更折射出长期以来中美双边关系中战略互疑的一面。     

越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及其对南海争端的影响

美国的族裔游说不仅影响着其母国的真实或想象的国家利益,而且影响着第三国的利益,以及美国、其母国与第三国的关系,越南裔美国人的政治游说及其对南海争端的影响便是典型。在经历了1975年后的"难民"、"船民"和"遗民"等三波移民高潮后,越裔美国人今天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特别是越美关系、中越关系、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由于其历史、经济地位、政治参与等限制,越裔美国人政治游说的反母国特征在越美关系正常化后有所缓解,因此也变得相对复杂:既有较强的反母国心态,又乐见越南的强大和发展。尽管如此,除越南华裔人外的越裔美国人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出奇地一致和强硬:不仅很早(1958年)便开始发挥其影响力,而且对美国在2010年全面介入南海争端的决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越裔美国人围绕南海问题开展的政治游说,极可能启发和动员其他南海权利声索国在美移民开展类似努力,从而不仅使南海争端国际化,还使其在美国国内化。     

小布什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

布什政府执政6年来,中美关系总体上发展平稳,两国在经济、国际政治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发展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增加。妥善处理两国间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经济领域的现实利益以及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根本性问题,有助于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稳定和发展。     

试论中美关系中的价值观问题

价值观一直是中美关系中具有冲突性、矛盾性的话题,同时也由于其易与意识形态相混淆,具有高度敏感性。随着中美共同利益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不断深化,中美双边关系需要突破当前瓶颈,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共同价值观的讨论与寻求,应该成为打破中美关系发展瓶颈的重要一环。在经贸、政治、安全等传统议题之外开辟中美关系认知层面的议题,以理性辨析引导中美双边交往与合作,有助于打开中美关系新局面。     

我院举办中美安全关系研讨会

正1月26日,我院与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共同举办中美安全关系研讨会。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苏格院长与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常务副主席何志平分别致辞。美方代表包括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前国土安全部长里奇等。双方就中美关系、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南海问题等进行深入交流。     

新常态下中美关系发展的特征与趋势

2015年,中美关系的竞争与摩擦呈上升之势,一些领域的竞争与摩擦导向了不同的结果,与此同时,稳定双边关系的努力取得成功,双边合作取得新进展并赋予两国关系以新的重要性。中国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和对两国关系更强的塑造能力。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对华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化,但在南海问题上失控的风险上升。下一届美国政府仍将在对华关系上综合运用接触、合作与制约、平衡两手,双边关系有可能出现局部紧张和对抗。中国将继续推动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并加强对这一关系的战术管理。     

对2010年中美两国博弈的思考

2010年的中美关系较2009年相比,可谓明显的“暖转冷”,摩擦、冲突不断。主要表现在美国不顾中国的核心利益,挑战中国南海主权、对人民币升值施压、在中国周边制造紧张局势等,这些做法理所当然遭到中国的坚决回击。美国对华示强,除了固有的不适应中国崛起的心理因素作怪外,还有着其亚太政策调整、国内对华强硬派得势、中期选举等原因。美国对华强硬并不意味着其“两面下注”的对华战略政策的调整,只是对华防范领域扩大。未来中美关系仍是合作对话、防范遏制与反遏制同时并存。     

检视布什政府对台政策

一 2001年初,共和党的布什政府执政之后,对民主党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一定的负面调整,其中尤以对台湾政策为著。由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核心问题,这一调整使得因美国政府更迭而处于脆弱过渡期的中美关系步履维艰。4月初又发生了撞机事件,中美关系一时间黑云压城。人们对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深表关切,有的认为它发生了“战略性”的或“结构性”的变化。但     

克林顿政府要员谈中美关系

克林顿政府1995年6月允许李登辉访美,使中美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低点。之后,特别是1996年3月我国在东海、南海进行导弹试验和三军军事演习后,美政府决策层就对华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并开始做了大幅度调整。这虽有克林顿竞选连任的考虑,更主要的还是为构筑面向21世纪的美中“合作伙伴关系”打基础创造条件。现将美政府要员有关言论摘编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