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审判三十年的实践与思考——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为蓝本

自1984年10月起至今,中国大陆少年法庭摸着石头过河,从创立、探索、创新和发展,经历了30个不平凡的春秋,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为此,有必要对审判实践中的做法和成效从制度层面进行全面梳理,对开展少年综合审判工作将要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为今后少年审判规范化运作、可持续发展乃至于立法完善奠定基础。     

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制度的思考——以浙江省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实践为样本

未成年人审判因为其生理、心理、社会角色等多方面因素区别于普通审判程序。我国实行三十余年的少年审判制度在矫正未成年犯罪人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存在立法滞后、矫正制度欠缺、保护失衡等问题。建议借鉴英美等国的家事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制度,将未成年人的行政处罚案件、民事纠纷案件与传统刑事案件合一审理,同时建立司法分流、刑事和解、庭外心理干预、异地籍未成年人帮教基地等制度,以完善新时期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体系。     

未成年人犯罪的诉讼保护——浅议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审判的证据防伪

本文论述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审判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了认定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要谨慎、科学，符合法理，才能起到预防和矫正犯罪心理，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作用。     

审判视角下的农村未成年人犯罪——以成都市为例的研究

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深入,传统封闭的农业化社会正逐步被开放的现代化城市社会所代替,出现了城乡贫富差距加大、城市失业人口增多、农村流动人口激增、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等问题。以成都市为例,在审判视角下,有针对性地分析农村未成年人的犯罪背景与原因,从而找到预防对策,以杜绝和减少农村未成年人犯罪。     

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转介机制的构建——以上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实践为视角

少年司法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参与。《刑事诉讼法》专章确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并规定了一系列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制度,是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一大进步。但实践中,社会力量参与少年司法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都处于探索阶段。从少年司法的原则和理念、国内外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分析,构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转介机制是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少年司法的可行路径。     

家事法庭审判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研究——以徐州地区为例

根据最近的司法改革来看,家事法庭已然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话题。据调查,近年来涉及婚姻、继承等家事案件已成为民事案件不可或缺的一大部分,为了提高司法效率,更好的解决民事纠纷,家事法庭成为优选。未成年人是我国的未来,1989年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更是确立了国际儿童保护的根本准则——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因此,其审判对其有重要意义,可谓是重中之重。     

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原因——以某县为研究对象

青少年犯罪问题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部门面临的难题。虽然某市对国家制定的一些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政策做出了响应,但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手段的成人化、年龄低龄化、帮派化、手段高超化、暴力化等新特点逐渐显现出来。它已成为危害该市社会安全的紧迫问题。     

德法共育视域下未成年人犯罪源头治理机制探究——以未成年人犯罪心理驱动为切入口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法治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家、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也在不断加强,但是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比例却逐年呈上升趋势,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犯罪主观性与犯罪认知度提高、犯罪手段复杂化成人化等特点。从未成年人六种常见犯罪来切入,可以分析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驱动是由于物质方面的享受需要、精神方面的尊严需要以及生理方面的需要。因此,可从心理驱动中反推问题根源,然后从经济层面、政府层面、法律层面、教育层面、家庭层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实现源头治理。     

关于司法领域构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的思考—以广东省近年来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为视野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就必须构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系。本文对广东法院2003至2007年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实证分析,总结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认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法院开展相关保护工作缺乏公安、检察、司法、团委、妇联、工会、教育和劳动保障等部门的配合和支持。文章分别从构建“司法保护一条龙”和“社会保护一条龙”两个方面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主题研讨：未成年人涉网犯罪及控制——未成年人网络应用法律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在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学习中。由于心理、社会知识相对欠缺,未成年人极易在网络应用中产生一系列的法律风险,包括民事责任风险、刑事责任风险和行政责任风险三个方面。对于这些潜在的法律风险,我们需要以预防为主、防控结合的思路．从外在环境和群体行为保障到内在保障等方面,建立或完善相应的法律风险防控措施。     

2001—2006年厦门市未成年人犯罪状况——法院审判的视角

一、从犯罪趋势看，犯罪数量上升 2001至2006年，厦门市两级法院共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999件判处未成年罪犯1311人，占同期刑事案件总数的7．8％，占判处罪犯总数的9．9％（见图表1）。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达24％（见图表2）。2006年未成年刑事案件升至276件，与2003年比增长206．7％，未成年罪犯人数升至386人，与2003年比增长286％。未成年人犯罪数量迅猛上升，令人堪忧。     

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的社会参与机制研究——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

随着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不断发展,社会力量参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作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社会参与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提高社会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积极性,促进未成年人犯的再教育,帮助未成年犯重返社会。所以,必须要加快构建未成年人法制,加快建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社会参与机制,这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司法权益保护实证研究——以山东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为例

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司法权益是少年司法的基本要求。本文通过实证方法,对目前司法实践中未成年被告人诉讼权益的保护现状及未成年被告人对司法权益的心理预期及其现实感受进行了实证调研,指出当前未成年人司法权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司法建议。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调查与研究——以检察机关为视角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得到有效控制并呈下降趋势。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问题也随之变化,且更为复杂,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仍然严峻。研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有益于促进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保障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实现未成年人犯罪数量稳步下降,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立法的三维构建——以美国经验为借鉴

我国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频发,对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心理救助等措施难以落实到位。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立法重视惩罚,忽略预防与救济等问题。考量中国的惩罚性立法亦需要完善体系性不足、实践中类似案件不同判等现象。美国相关立法较为完善,其立足于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理念,从预防、惩罚、救济三个维度为被害人提供特殊保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美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立法为参照,可以发现我国立法在预防、惩罚、救济三个维度的不足之处,并应当进行相应的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以不起诉制度为视角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总原则是实行“教育、感化、挽救”。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从轻从宽处理，这是党中央、高检院在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社会各界已达成共识，成为了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标准。因此，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应的，对未成年犯罪人不起诉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而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尚待完善，如标准还不够明确，不起诉后的帮教困难较多等。     

未成年人犯罪与矫正实证研究——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

文献综述发现,中国未成年人的犯罪背景和矫正实证研究还是一个空白。通过对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05年至2011年的199份判决书、累计280名未成年犯罪人的犯罪和量刑信息进行调查,并利用多种统计方法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及其矫正特点。研究发现,中国在控制低龄犯罪问题上已取得显著成绩,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团伙性强、教育程度低、多为农村人口等特点。未成年人犯罪主要集中在盗抢类财产犯罪,对未成年人罪犯的非缓刑和羁押程度依然较高。对未成年人的矫正主要为监禁、监禁期限较长,以及罚金应用过量表明,中国还需要加大恢复性司法矫正措施力度,法官主要根据未成年人的前科和犯罪数额裁量刑罚。这反映出未成年人司法的惩罚性特点明显。     

基层法院金融借款合同审判的智能化与精确化——以N市G区法院金融审判团队审判实践为研究蓝本

在金融体制不断创新、发展的背景下,金融业务越发多元化、金融领域不断创新,金融民事审判亦迎来机遇与挑战。“案多人少”一直是困扰基层法院的难题,G法院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一方面积极探索审判模式和管理机制改革,进行要素式审判改革;另一方面从信息化技术入手,以与技术公司合作等方式,通过信息化运用提高审判质效,维护金融秩序。     

毒品犯罪新形势及对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近年来上海市毒品犯罪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出现新形势、新情况及新问题。经过与禁毒部门的长期博弈，毒品犯罪行为越来越走向精细化、高智商化。为此，应当建立案件管辖和侦查配合机制，探索更加合理的毒品犯罪量刑机制，规范诱惑侦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