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指数评估的制度建设研究

法治指数评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法治指数评估不仅需要关注评估对象、评估方法和评估主体等要素,更需要关注不同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的关系乃至系统与环境的关系。综合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分析和研判法治指数评估,有利于解释当前国内法治指数评估面临的困境,并为法治指数评估的系统化发展提供有效预期。     

可量化的正义:地方法治指数评估体系研究报告

随着法治话语获得广泛认同,如何以指数评估衡量一国一地的法治发展水平,通过中立化技术方式促进法治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公认的重大课题。当前,法治指数在中国具有独特意义,各地兴起的地方法治实践中以量化指标方式推动法治发展已逐渐成为重要手段。通过对国内外法治指数的综合研究,可以发现,"客观与主观"、"封闭与开放"、"特殊与普遍"之辨是地方法治定量中的三对基本矛盾;在评估方法选择方面,德尔菲法具有一定价值;指数计量方面,求平均值法可以作为主要方法。法治指数是一种技术、一种工具,因此,地方法治评估过程中需要理性看待评估,突出地方特色,同时最大限度扩大公众参与。     

法治指数量化评估的探索与思考——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

本文通过回顾杭州市余杭区近年来在法治指数评估和法治建设万由的买置爰．绎措．研究余杭法治指数在提高全民法治意识、推动政府依法行政、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优化区域发展环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探讨法治指数的应用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推动法治建设之间的关系,分析当前指数评估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下一步在提升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中科荤运用法治评估手段的现实路径．     

中国量化法治实践中的指数设计——以法治政府指数与司法公正指数的比较为中心

量化法治有助干政府和法院对照既有的法治标准寻找差距,从而找到法治社会建设的着力点。法治政府指数和司法公正指数是量化法治的两项重要指数。中国在这两种指数体系的设计思维上体现出同构性的特点。但法治政府指数和司法公正指数所秉持的设计思维,并不具有逻辑结构的同构性,而应该是在法治精神的指引下,根据政府和法院工作的特殊性,采取不同的设计思维。具体而言,中国的法治政府指数设计,需要强化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尊重公民权利、政府的行政效能以及国际规则的遵守等四方面内容;中国的司法公正指数设计,需要强化法院独立办案,改判率、发回重审率和服判息诉率,特定人群诉权保障等方面内容。     

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理论问题

与成熟法治国家的情况不同,探索编制一套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坐标、以分析法治状况与经济社会指标的相关性为核心内容的"法治国情指数",可能有助于推进我国的法治国情研究,并服务于宏观的法治决策。"法治国情指数"既不完全等同于国内各级党政部门已经普遍开展的、主要用于工作考核的法治评价指标体系,也有别于国际上通行的单纯评价法治状况的"法治指数"。     

法治评估主体的模式探析

法治评估主体是指组织、发起、实施以及参与法治评估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众等,它是法治评估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法治评估主体模式一般划分为三类主体:一是组织与发起法治评估的主体;二是实施具体法治评估过程的主体;三是参与法治评估过程的主体。法治评估主体模式与法治评估相伴产生,但因其性质,不同类型的法治评估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倾向,对法治评估结果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在我国法治评估的主体模式存在组织与发起主体的内部性、实施主体的非独立性、参与主体的非周全性等不足,需要建立独立第三方作为评估的发起与组织主体、各种专业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评估委员会或评估小组作为评估的实施主体,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引入独立民意机构参与评估等制度,完善我国的法治评估的主体模式,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论法治评估的“伪精确”

法治的成效主要不取决于程序内的制度运作事实,而是取决于程序外的反事实性的期望,也即对于法律的信任。法治评估主要是对地域法治水平的一种有意识反思与理论化认知,借用了政府一贯所使用的数字化方式,并极力搜罗法律程序内各种可视化的数字信息。但法治的定量评估很难评价以定性判断为特征的法律信任。法治评估大多情况下只具有管理意义,不具有学术意义。民意调查在法治评估中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法治的有意识反思,但其无法传达非反思性的法律信任实践。各种法治评估的信息来源大多局限于地方性与法律相关性的信息,但某一地方的法治水平和公众对其他地方法律的期望与信任是相互关联的,法律信任的信息基础不仅仅来自法律系统,可能还包括其他社会领域。法治评估实际是用线性、同质的数字取代了非连续性的现实,将源于方法论的建构取代了行为的实践依据,这种取代抽空了生活的意义,将一种“伪精确”强加给了现实,从而也很难切入大多数人的法律实践。     

上海法治评估的实证分析

上海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由民主政治、法治政府、司法公正、社会治理等4个一级指标组成,各指标的相对权重和组合权重由层次分析方法确定。5 877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度上海法治建设综合指数为3.8350,处于较高层次;受访者对民主政治的满意度评价最高,司法公正评价次之,社会治理排名第三;受访者对法治建设的评价总体存在明显的差异格局;从回归分析来看,女性、在沪居住时间越长、行政级别越高的群体对上海法治建设满意度水平越高。根据研究结果,上海市的法治建设需要从改革发展成果分享的法治机制、城市治理法治保障的路径选择、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差序格局三方面加以完善。     

司法文明指数是一种法治评估工具

"司法文明指数"是法治评估的一种创新性量化工具。司法文明指标体系,由4个领域、10个维度(一级指标)、50个命题(二级指标)、97个问卷题目构成,在5套问卷中形成了190个变量。该指数通过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实践的实际测量,可以体现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满意程度,反映各地司法文明建设的全景或全貌、强项和弱项,描述随时间变化的司法文明进步轨迹,为其加强司法文明建设提供一面"镜子"。该指数将对法治中国建设发挥积极促进作用,并为学者、学生和各界人士深入研究全国各地司法文明的状况提供比较全面的基础性数据和资料。     

法治的量化分析——法治指数衡量体系全球经验与中国应用

指数是衡量全球各国经济、政治走势的重要尺度,各种类型的指数从某种程度上精确折射着社会生存的客观真实状态。在民主、法治等社会科学领域始终缺少一种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法治在进入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之后,我们应改变传统抽象法治观念的思维,并突破不同文化间法治价值观念的屏障,将法治理念贯穿至具体的指数模型之中。法治指数体系中囊括了诸如民主指数、腐败指数等一系列精确、稳定的指数样本。本文从全球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法治指数出发并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进行方法论上分析与探索,为当今中国寻找一种新型、理想的法治发展路径。     

浅论江西省的地方法治文化资源

江西地方法治文化资源具有典型的江南文化风格,儒释道文化、宗族文化作为江南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样对江西的法治文化产生重大影响.除此之外,江西还有独特的传统法治文化.地方性法治文化资源虽然有消极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它们的积极意义,挖掘它们的实用价值,对推动地方法治建设有很大帮助.     

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研究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已深得人心,法治政府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正如火如荼。但何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法治政府,似乎遥不可及,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正是适应这一形势需要而产生。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如何将其置于现实的法治实践中进行考察,如何建立一套科学而合理的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用比较法学、实证法学等研究方法就这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是有益的尝试。     

香港的法治指数

在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倡导及赞助下,一项旨在调查确定香港的法治指数的研究在2005年得以开展和实施。该项目以体制性的进路,以质化和量化相混合的方法来确定特定地区的法治指数。调查结果显示,在及格分为50、满分为100的情况下,香港的法治指数为75分。该分数表明,一方面,香港人的法治状况总体上较为理想;另一方面,香港法治的某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而且总体上较前几年有下降的趋势。     

余杭法治指数的实验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逐步深入，作为兼具激励和约束功能的管理工具和技术手段，法治评估越来越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重视。浙江的余杭法治评估实验尝试将公共管理上的量化评估方法引入法治领域，余杭区首次以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将法治评估作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核心内容。从2006年初迄今，有关法治指数和评估体系的研究历时两年半。     

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

随着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基本共识，随着“法治指数”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中国不仅从理论上开始研究法治指数和法治评估问题，而且在实践层面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法治指数设计并加以推广的运动。反思性地思考中国法治指数设计中虚与实、中国与世界、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与杂多、表象与实质、诚信与虚构、理想与现实、定性与定量、建构主义思维与法治的渐进主义逻辑、科学与人文这些相关的思想维度，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切地认识和设计中国的法治指数，也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实地理解中国的法治建设并理性而稳妥地在实践中推行法治指数。     

国际法治评估中的技术政治及中国立场

法治评估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法治评估承袭了西方实证主义治理传统,代表了法学的数学化转向,被认为具有去政治化的技术中立特征。但在理论上,由于法治概念的本质可争议性、指标丢失社会信息细节、测量依赖感知性数据和结果解释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国际法治评估难以避免价值判断和政治偏见。在实践中,评估技术实质上嵌入了隐性政治权力结构,其形式包括软性权力支配、单向的政治意识形态输出和实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使得国际法治评估有可能蜕变为一种技术政治,成为西方国家的政治规训工具。应当扭转当前我国在国际法治评估场域的不在场状态,提供国际法治评估的中国方案,表达我国鲜明的政治、理论和技术立场,以消解西方技术政治,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法治的平衡取向与渐进主义法治道路

法治是非模式化、流动和地方性的,在当代呈现一种互动平衡取向,即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权利与权利的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法律与多元规则的平衡。这些平衡遵循着正义原则、法益衡量和价值差序原则、公益福利原则、合理容忍原则和现实主义原则。中国法治进程不能靠西方化、模式化的制度设计和理想主义、激进主义的权利自由诉求来推进,只能确立互动平衡精神和务实策略,采取渐进主义的法治道路,建立起扎根本土的法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