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及其对行政法体系的整合

目前我国的行政法体系尽管已有各个板块的具体构型,但从总体上看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错位,如理念法源低于规范法源、基本原则表述的具体化、地方立法个别环节周延于中央立法的错位、各部类典则分布不均等.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为行政法体系的整合提供了良好契机,行政法体系的完善也依赖于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通过行政法典总则整合行政法体系,可以采取定性行政法体系、勾画行政法轮廓、厘清行政法边界、确定行政法体系的内部结构、处置行政法体系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等进路.行政法典在对行政法体系进行整合以后,将形成以行政法治理念编、行政法原则编、行政组织法编、公物和公用事业编、行政程序法典编、行政救济法编、行政监督法编为内容的体系构型.     

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正当性与编纂逻辑

当前,行政法法典化的相关政策动议和立法规划都表明了制定中国行政法典的历史契机已经来临.行政法法典化是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命题,有必要从规范功能和社会价值的角度展开正当性阐释,以期争取官方、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具体来说,行政法典在规范层面具有形式统一与权威宣示、规范集成与体系建构、价值整合与意义诠释等功能;在社会层...     

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体系性与民主性取向

法典化可以提升法律的可及性，并产生教育效果，同时增强民主合法性，成为实现快速、系统的法律改革的重要途径。法典化与清晰、稳定且完备的行政法体系相互促动，行政法的体系化能够使行政法法典化顺理成章，而法典化更会使行政法体系日臻完善。故而中国行政法法典化必须持此观念，渐次推动行政法法典中各部分内容的成熟，切不可急于求成。目前可结合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特别是行政复议法的修改，探求行政救济法的体系化建构，从而切实解决中国理论和实务中有关行政争议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民主性的取向在于强调法典化应尽量清晰、明确，方便接近使用，充分保障公众的行政法权利，更好地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法治期待。当然，这也为中国行政法法典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亦应当注意法典的开放性及其相关制度的构建。     

基本行政法典的确立、定位与架构

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一条可行路径是,对一般行政法进行实质法典化,对部门行政法根据条件成熟情况进行实质法典化或形式法典化,形成"1+S+F"的行政法法典化框架.基本行政法典在这一框架中发挥着统领作用.它不是行政法通则、行政法总则、行政程序法典或一般行政法的汇编,而是涵盖一般行政法主要内容、融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为一体,能体现我国行政法治水准、能为世界贡献法典化之"中国方案"的实质性法典.基本行政法典的体系构建应以规范行政权力为主线,形成包括总则编、行政组织编、行政活动编、行政程序与信息公开编、行政监督编、行政救济编的整体架构.     

行政基本法典模式、内容与框架

行政法法典化是一个国家行政法律制度日趋成熟的表现.综合考虑行政法治发展的规律和特性、行政法法典化的目的和基础条件,我国行政法法典化应选择行政基本法典模式.行政基本法典包括行政组织法、全部行政活动和行政监督救济法等内容.具体而言,应当以行政活动作为核心概念,由此形成总则、行政组织、行政活动、行政程序、政务公开和数据治理、...     

中国行政基本法典的精神气质

行政基本法典是推动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根基，必因其内在的体系化功能而承载着典范性、通则性、良善性和民族性的精神气质。典范性是行政法典编纂的总体气质，要求按照体系性思维构建行政法规范的统一秩序，并融入内在的价值精神，实现形体完备、实质融贯的体系化构造。通则性是行政法典编纂体例之典范，要求采取通则型的基本法典模式，能够为行政法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结构体系和开放的框架秩序。良善性是行政基本法典的价值内核，要求将良法善治的价值理念融入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条款及整个制度体系构建中，制定一部合乎“良法”标准的统一法典。民族性是行政基本法典的精神特质，要求其传承和形塑中华法治文明，体现和融入本土法治实践，回应和引领时代法治发展。     

现代行政与法

<正> 一、行政法的意义与行政概念行政法没有民法、刑法那样统一的法典,它只有关于行政方面种类繁多的法。因此,对于行政法的意义,不可能以法典作为依据来加以说明。同时,行政法是在历史上特殊的政治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所以,有的国家甚至不知道我国通常所说的这种行政法。最近,在英国和美国,行政法正在发展起来,不过在英、美两国被称为行政法的与战前从德国传到我国的传统行政法,其历史发展的基础是完全不同的。德国等国的大陆法系的行政法,是英美法     

行政法文献巨篇——略谈清代五朝会典

就现代行政法而论，行政法是调整国家机关权利义务关系，规范政府官员行为的法律。而中国古代社会，自有“周礼”（周官）以来，就把官吏的行为规范起来，一切都集中在专制统治之下，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是有行政法的，并且和现代行政法相通。然而中国传统法律具有诸法合体的特点，以刑法为主，行刑不分。随着历史的推进，以《唐六典》的出现为标志，古代有了独立的行政法典形式。发展到清代，五朝会典最为完备。五朝会典即是《康熙会典》、《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及《光绪会典》的总称。“会典”…     

行政法典制定与行政单行法关系研究

《民法典》不仅为行政法提供了法典化的经验，还提供了立法技术的参考。《民法典》在制定中对民事领域的单行法作了整合与吸收，这使得行政法典在制定中也应当重视对单行法的处理。行政单行法的范围极其复杂，包括组织法与行为法、实体法与程序法、一般法与部门法、救济法与监督法等。行政法典在制定中应当对概念界定、法治理念、基本原则、规制范围和单行法等内容予以构型，而对单行法的构型则是实质性内容的体现。在行政法典中要对既有的单行法、整合后的单行法、新的单行法、特别行政管理领域的单行法予以分布，还要以统一的理念、原则、体例、表述和排列对上述单行法予以统摄。同时行政法典应通过确立指导原则、要求下位法补充、限缩制定权、非制约发展等方式给单行法留下空间。     

中国行政法的法典化：如何从可能变为现实

行政法的法典化旨在通过立法技术实现“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目标，它是一个涵盖部门法意义，体现多层次、具有不同程度法典化过程的概念。应改变过去那种行政法不能法典化的传统观念认知，对行政法法典化抱持一种“有限的理性化努力”态度与行动，针对环境、教育等部门(或领域)行政法编纂部门(或领域)行政法典，针对一般行政法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就“行政基本法典”而言，应将其定位为解决一般行政领域(或所有行政领域)共通性问题的“基本”性法典，融实体与程序为一体，将规范控制行政权与保障公民权益相统一，其文本的结构内容宜按总则编与分则编编排，总则编部分应主要规定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行政制度，在分则编部分应设计“行政主体编”而非“行政组织编”,在“行政活动编”下分设权力性活动、非权力性活动和行政程序(活动)三个次编，在“行政救济(或监督)编”部分以行政救济为主同时兼顾监督。就领域法典而言，应将其定位为某一行政部门(或领域)的法典，其体系化或统一化的范围应限于该领域的全国性法律，介于一般行政法与单行法之间的“中间”层级，对领域法典的编纂应突出其领域的行政特色，教育法典的编纂应以教育行政为主线，环境法典的编纂应以“环境治理”为主线。为尽快实现一般行政法和部门(或领域)行政法的法典化目标，建议采取“适度法典化”与“分别编纂、协同推进”的法典化路径。     

论行政法中技术标准的运用

行政法的发展改换了传统法规范以原则和规则两个基本元素为构成的状况,就是在行政法典则和规范体系中渗入了技术标准这一新的元素。而且技术标准的运用已成为现代行政法治的基本精神,尤其在法治发达国家,几乎充斥了行政法的各个领域。然而,通常情况下,技术标准并不体现于行政法典则之中,大多数是以非正式行政法渊源的形式出现的,就是说它的主要内容存在于国家颁布的正式行政法典则之外。为此,如何鉴定技术标准、技术标准具有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如何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运用、其在行政法体系中的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从理论上予以澄清。     

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评介

<正>由于历史机遇,葡萄牙于1992年5年16日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典》(Codigo do Procedi-mento administrativo,下简称《法典》)注定要与中国行政法结下不解之缘,在《法典》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澳门《行政程序法典》已于1995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后者将作为“澳门原有的法律”在未来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继续生效,从而改写我国不存在法典形式的地方行政程序法的历史。鉴于《法典》与澳门同名法典这种非同寻常的“血缘”关系,了解前者的立法背景、内容,分析研究其立法特点,无疑具有非同一般比较法研究的意义。     

外国法的意义与中国问题意识——简评于安:《德国行政法》

学者在介绍和研究外国法时，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该外国法的原义和该学者的本国问题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第一本中国行政法学者研究德国法的著作，于安教授在著作中以宪政高度和历史观点为出发点，在忠实解读德国行政法基本制度。不仅如此，在此基础上，于安教授还针对中国行政法中相关的问题，指出从德国行政法中可以借鉴之处。同时，本著作还为研究注重法典建设和运用的我国行政法如何吸收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的成果提供了一个学术探讨基础。     

国外行政法典的编纂情况和动向

国外为一些资产阶级行政法学家认为,行政法是以行政权为其规定对象的法,但行政权的作用,范围广泛,内容庞杂,而且又经常处在不断变化中,所以不能把各种行政权作用的法规包括在统一的法典之中,只好依照个别的需要,制定各自分别独立的行政法规。所以通常说的行政法只是行政法规的总称,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统一的行政法典。在实践中,因没有统一的行政法典,所以各种行政法规之间,经常出现重复,     

行政基本法典的属性辨析

在经历法典化呼吁和模式论争后，行政法学应当转向行政基本法典属性研究，夯实法典编纂的理论共识。近二十年来，行政自制取向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成就斐然，为行政基本法典的记载和宣示奠定了智识基础，也为行政基本法典继续引领改革提供了坚实依据。行政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是当下法治实施领域的突出问题，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自身的矫正机制功能颇为有限，唯有编纂行政基本法典才能为统一法律适用提供权威依据。民法典和法治社会建设纲要为法治一体建设构筑了初步规范体系，基于法治政府建设的示范带动效应，作为助推法治一体建设基础规范的行政基本法典编纂尤为迫切。在回溯历史、观照当下和展望未来三重法治语境中辨析行政基本法典的属性，能够回答行政法法典化的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     

中国古代行政法中的“壳资源”

如同对“借壳上市”公司意义重大的“壳” ,中国古代行政法中蕴涵着许多对今天仍有价值的“壳资源” ,如文官考试制度、职官编制法、行政法典的制定方法等。它曾经被西方世界所利用 ,也可以对中国的现代行政法制建设有所贡献。     

《清会典》辨析

关于《清会典》,学界历来颇有争议:是典制史书,是法规汇编,是官制法,是行政法,是综合性法典,是清帝国的宪法,等等,诸种说法莫衷一是。本文引证史料,探寻考究,辨别分析,试图论证《清会典》是一部具有典制史书特点、法规汇编形式、综合性法典之外观、根本法之地位的行政法典,是礼仪之邦“官礼”的集大成者,是中华法系之一大奇观。并试图通过《清会典》,透视古代法律体系的独特构造,以及古老中国法律传统与文化的卓尔不群。     

法国行政法的法典化:起源、探索与借鉴

法国行政法对法典化发展路径的选择,根源于对其传统判例法发展路径的反思.在行政法发展的初期,判例法发展路径能够克服成文法的规范分散、填补成文法的规范空白并避免与行政机关的直接冲突.然而,进入20世纪下半叶,判例法已日益无法满足民主性及体系化要求,法国改革者决定通过法典化重建清晰、稳定的行政法规范体系,以提升行政法规范面对社会公众的可接受性与可理解性.法国行政法之法典化的发展,先后经历了行政汇编模式、立法审议模式与特定法令模式,其对法典内容的编排乃基于判例规则形塑成文规范,调适成文规范嵌入目录结构,并划定法典边界协调内容交叠.借鉴法国行政法之法典化经验,我国行政立法领域之法典化应当明确以实体优化为主兼顾形式优化之目标;并采用不同组织形式分别编纂行政纲领性法典与行政领域性法典;对编纂之范围应当选择存量规范分散但同质性较强的领域进行法典化;并应引入结构性十进制编码完成条款整合;在法典编纂结束后,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与司法部协作完成对于增量规范的持续嵌入.     

行政总则法的生成逻辑：通则性规范与行政通则法

《民法典》和域外的经验告诉我们,单凭“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容易导致片面强调规则适用的共同性,而忽视体系构造的共同性。我国《民法典》立法和实施过程中并未完全照搬“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也适用了法律阶梯模式。探讨中国模式行政法法典化问题应避免揠苗助长、违反法典形成发展规律、无视行政单行法之间所具有的共同原理和原则。中国模式行政总则法的生成,应重视基础性的通则性规范提炼工作,使其形成行政通则法,最终生成行政总则法。应适时探索行政总则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协同,为行政法典的制定提供有力的系统性、体系性保障。     

民法法典化运动中的知识产权法

知识产权法法典化是现代民法法典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者的基本任务，一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的连接，二是在民法典之外再设专门法典，概称为“入典”和“成典”问题。近代大陆法系国家是以“物权—债权”的物质化财产权结构作为民法典编纂的“范式”；进入20世纪以来，经历了体系化、现代化改造的知识产权法“入典”，成为“范式”民法典的历史坐标。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立法从单行法到法典法，已成为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趋向，并表现为先民法典后知识产权法典(或工业产权法典)的法现象特征。中国知识产权法的法典化道路，宜采取“两步走”的方略：第一步，在民法典中实现对知识产权法的“点、面”链接，满足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理性回归；第二步，制定专门法典，实行知识产权法一体化、体系化的理性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