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外国制裁法》的国际法意涵

制裁在性质上可分为单边制裁和多边制裁,在模式上可分为普遍制裁和聪明制裁.单边制裁是国际法上的灰色地带,对其合法性的考察须在"荷花号原则"上结合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进行.《反外国制裁法》围绕反制裁的逻辑起点展开制度构建和规则设计,在性质上属于单边制裁,在模式上采用聪明制裁,为国际制裁立法实践提供了中国样本.我国依据该法采取反制措施在国际条约法上可援用安全例外条款主张合法性,在习惯国际法上可援引反措施主张合法性.鉴于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的多样性以及该法本身的特点,为确保这部立法设计的反制措施在国际法治的轨道上落地实施,还须尽快建立健全配套实施制度.     

论我国反制裁法的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我国近年来确立起的反制裁法体系旨在应对外国实施的大量具有歧视性的单边制裁，其中反制措施的实施不为国际法所禁止，但须遵守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之限制。立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视域，我国的反制裁法具备斗争、救济、预防三项功能，由于规则设置的模糊性和配套规则的缺失等问题，我国反制裁法各项功能的有效实现仍存在障碍。其功能的有效实现需做到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相结合，以反制裁法的功能定位为指引，增强斗争层面规则的可操作性与合法性，确保救济层面规则的确定性，并补足预防层面相关规则的缺失。     

俄罗斯反制裁法律工具箱

<正>2023年1月，俄罗斯国家杜马上会讨论的法律草案有62%涉及反制裁、保经济等内容。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俄罗斯《观点报》等媒体就该话题予以评论，认为这种大规模利用反制裁法律工具箱的做法，不仅能有效维护俄经济社会稳定，也是俄罗斯就一些国家对其实施单边制裁的行之有效的反制裁措施。     

国际金融制裁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正国际金融制裁,作为国际经济制裁的内容之一,是指一国根据特定国际机构或国家共同体的制裁决议针对特定的个人、组织、实体或者外国所采取的冻结金融资产的措施,或者一国根据本国的对外政策或者国家利益针对特定的外国、外国组织或者外国人采取的冻结金融资产的措施。自9.11恐怖袭击事件后,联合国安理会越来越频繁地在其决议     

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法律战--从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到阻断办法

中美贸易摩擦有明暗两条主线。明线是两国政府就贸易摩擦所涉议题展开谈判,以期达成协议,解决贸易争端;暗线是中美之间就制裁和反制裁、遏制和反遏制展开的法律战。法律战是中美贸易摩擦所呈现的国家之间的法律和制度之争,是美国法律霸权主义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治理无法回避和必须回应的法律竞争和法律反遏制。法律战的工具具有多元性,这导致法律战呈现出复杂性。以长臂管辖和次级制裁为主要特征和核心的法律战对于中国完善国内法和参与国际法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规则和制度要求。以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和阻断办法为代表的法律战需要实体法、程序法、国内法、国际法多重要素的整体配合,才能达到政策目标。     

从安理会决议透视战后伊拉克制裁取消问题

依据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问题所作出的决议 ,战后取消对伊拉克制裁的前提条件是 :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监核会必须证明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国际法所禁止的大规模生化武器。战后伊拉克问题的重建必须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     

关于打击索马里海盗授权对现有国际法冲击的思考

现有国际法关于海盗罪的定义难以为国际联合打击索马里海盗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这一情势对现有相关国际法的滞后性提出了挑战，联合国安理会作出的1816号决议可以理解为对此种挑战的应对措施。     

联合国安理会金融制裁措施的国内法实施程序

联合国安理会金融制裁措施的执行需要有专门的国内立法予以保障。我国目前是采用外交部下发通知的形式启动安理会金融制裁措施的执行程序,但是,这种“通知”不具有法规的拘束力;此外,仅以外交部公函的形式向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出执行安理会金融制裁决议的指示是力度不够的,不足以使我国重大的外交决策在特别行政区产生普遍的和公开的约束力。因此,笔者建议采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的方式将我国所支持的联合国安理会金融制裁措施转换为国内法律规范并通过上述立法活动在我国建立起法定冻结(扣押)制度。     

国际法上的自助术语解析

"自助"是国家在其权利遭受侵犯时,为恢复被侵犯的权利而单独采取的措施体系。"制裁"是国际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对国际不法行为采取的集体措施。"反措施"是受害国或其他国家为促使违法国履行其国际法律责任而采取的非武力措施。三者的含义既有交叉又有区别,因此,制裁和反措施不能取代自助这一术语。     

美西方经济制裁效力困境下的中国涉外法治回应

经济制裁发挥效力以制裁方能否实现预期的政治目的为判断依据。受制于经济制裁的成本代价、持续时间、内容方式以及目标对象的制裁反应等多元因素影响,制裁方难以完全施加制裁压力,目标对象在有限的制裁威慑下往往不会按照制裁方意愿改变外交政策,经济制裁存在效力困境。在对俄制裁实践中,美西方尝试通过加强联合制裁、实现“非对称”打击等方式,以期补强制裁效力迫使俄罗斯尽快作出政治妥协,但囿于经济制裁固有的内生弊端及外在矛盾,美西方难以从根本上克服经济制裁的效力桎梏。以此为背景,我国应当明确涉外法治建设在应对美西方制裁效力困境中的内涵及重要作用,通过国际话语规则博弈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实力发展,在“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下进行“阻断+反制裁”的规则构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进行关键节点的能力建设,提高我国反制裁的阻断威慑力,对抗美西方的不法单边制裁。     

打击索马里海盗：既是责任也是挑战

＂海盗行为＂是一种国际法罪行,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两次专门通过决议要予以坚决打击和惩治的犯罪活动。然而,要有效地打击与惩治索马里海盗,还必须具备一个有效的法律机制。不管是通过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形式,还是通过国内法庭的司法程序,都得适用已成为国际习惯法的＂司法公正＂原则。这对于中国及其他国家而言,是一种责任与挑战。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制裁措施初探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制裁措施初探李传宏一传统国际法的强制力除依赖各国的善意遵守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国的自助。当国家受到不法侵害，而侵害国又不愿意承担责任时，国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侵害国进行制裁。这种传统国际法上的制裁，一般包括反报、报复、自卫以及战...     

论国际法上自助措施的范围

在国际法的不同发展时期，国家可以合法采取的自助措施的范围是不同的。在现代国际法上，反报、非武力报复（反措施）和自卫是合法的自助措施，为保护本国利益采取的干涉行为具有自助的性质。平时封锁、战争、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等，为现代国际法所禁止。     

论国际法强制执行的法理基础

国际法的强制执行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国家意志是国际法强制执行的根据。强制执行规则的制定、措施的选择、执行或者放弃都由国家决定。强行法是国际法强制执行的规范基础。它要求国际法必须是可被强制执行的。相互原则是国际法强制执行的基本机制，通过剥夺违法国的权利的方式发挥作用。国际组织的制裁是国际法强制执行的集中机制，由国际组织集体决定并授权国家采取强制措施。     

从卡迪案看国际法的适用

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的地区适用效力一直是国际法领域中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从卡迪案入手,试分析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与欧共体法律之间的冲突,以及尊重人权和集体安全之间的冲突。结合前任欧盟总检察长马杜罗和哈佛学者德布卡争锋相对的观点,本文从软宪政主义角度为联合国的改革指明方向。     

论联合国制裁措施在香港特区的执行问题:争议与实践

联合国制裁措施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其能够在成员国内得到良好执行是联合国制裁措施有效的根本。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遵守并执行安理会制裁决议应是题中之义。但我国是一个特殊的多法域国家,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就必然意味着需要在不同的法域获得一致的协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执法中的争议和实践进行考察就可以看出,无论是立法模式的选择、与特区基本法的协调以及立法实效,都对我国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因此,探索如何建立切实可行的法域间协调,成为我国执行联合国中制裁措施长效机制建设的关键。     

法外国家的游离与规制——以朝核危机中的朝美外交博弈为例

在某一特定背景下,国际社会中实力悬殊的两个或两类国家因对国际法核心价值定位不同,或显性或隐性地游离于国际法之外;而当双方之间的外交博弈陷入困境时,现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朝核危机即为实例。为此,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或路径,规范双方的外交手段,促进双方建立互信,并在区域或多边谈判机制的协调下指引双方走出外交博弈的困境,使其回归到国际法治框架中,并充分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为相关协议提供法律保证,以保障相关协议的法律性和可实现性。我国对于在国际关系中所面临的显性或隐性的法外国家也应适时调整外交策略,充分利用大国政治和国际法规则维护自身的利益。     

中国与北非中东变局中的国际法

北非中东一些国家的形势突变,反映了西方国家正在努力构建有利于己方价值观的世界格局,也表明在构建国际秩序方面,除了经济、政治及军事因素以外,还有"人道"和"人权"的考量。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利比亚问题的决议与国际法的新走向,反映了国际关系中新的价值取向。然而,国际法规则存在于多个领域,有多种视角和原则。在这些领域,不同的规则有不同的的考量:基于一定价值理念的"人权"或"人道",与国家主权原则等国际法其他规则之间存在冲突。当今国际社会对是否要对叙利亚局势予以干涉的博弈,反映了国际法规则在国际秩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所以它不仅事关叙利亚国家和人民,也关乎整个世界局势的走向与发展。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合理运用国际法,体现了她作为大国对国际责任的坚持。     

领土被海水完全淹没国家的国际法资格探究

近数十年来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切实威胁到岛屿国家和沿海小国领土的存在。如果国家领土被淹没于海平面以下，其是否仍有国家资格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法律问题。国际法在国家资格上确立了创建和消失的一般规则，同时也存在着没有领土和人口、没有政府、没有完全主权的国家，此种特殊性使得国家资格不能简单以几项标准来判断。从国际法的实践来看，一项或几项判断标准的缺失，并不必然导致国家失去国家资格。而导致领土被海水淹没的原因，是全人类所造成的，被淹没的国家只是受害者。所以，于情于理都不能轻易剥夺被淹没国家的国家资格。国际法应该调整自身的规定，发展和创造出更好的方案，最大程度地保障被淹没国家的权益。     

军舰护航打击索马里海盗：法律依据和司法程序安排

军舰护航涉及国内法和国际法双重依据问题,其中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和索马里政府的同意,构成军舰护航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法依据。随着打击海盗行动的深入发展,法律合作成为打击海盗国际合作中亟待加强的重要领域。各国应尽快订立或完善刑事罪名,确立对海盗的普遍管辖权;协议海盗疑犯的移交、审判和监管安排,为军舰护航打击海盗提供法律基础;加强对索马里海域沿岸国的援助,帮助其加强国内司法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