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总局发布环境保护法规制定程度办法

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规制定程序办法》自2005年6月1日正式施行。与1990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国家环境保护局法规性文件管理办法》相比，《环境保护法规制定程序办法》对适用范围，立法程度包括立项、起草、审查、送审、决定、公布、备案和解释等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扩大了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程度。     

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的构建

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是一项亟待正式确立与完善的制度,现存问题很多,尚未形成稳定的评估体系、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评估主体过窄、评估开展时间不科学、评估结果效力不明确等。基于上述问题的简明分析,提出应该构建系统化的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及其配套制度,规范评估内容、评估程序、评估方法以及评估标准,扩大评估主体范围,确定评估时间以及保障评估结果的运用。     

中国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 基于地方立法文本的分析

地方立法中的征收补偿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实际状况。从对地方立法文本中关于征收补偿标准的立法权行使状况和内容构成的统计分析来看，我国征收补偿的立法层级很低，地方立法文本的补偿条款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年产值倍数法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补偿模式，补偿倍数总体不高，政策性文件和立法存在冲突。我国今后应当对土地征收统一立法，确立按市场价值公平补偿的原则，构建合理的征收补偿权力制约机制，明确征收补偿标准的计算公式，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分别进行补偿。     

环境公益诉讼之诉前鉴定机制研究

我国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在立法层面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其中包含的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诸多配套性的程序规则和单行立法均有待完善。推行诉前鉴定机制,对于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这又需要以诉前鉴定程序的完善和规范为前提。因此,必须着力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明确诉前鉴定程序启动的决定主体;规范诉前鉴定意见之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判断程序;明确诉前鉴定费用的负担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抗诉新论——以立法为中心

程序抗诉具有重要的诉讼价值。在西方国家,程序抗诉的立法可以区分为附属立法、独立立法和混合立法三种模式。我国在检察机关针对法院审判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情形提出程序抗诉的法律规范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以致无法有效彰显程序公正的理念和实现抗诉制度的功能。为此,应当立足实际,借鉴其他国家立法经验,从区分事实抗诉理由和程序抗诉理由、明确列举程序抗诉的绝对理由、确立为法律利益的非常抗诉等方面完善我国程序抗诉的立法。     

农民土地权的法律保护问题探略

农民土地权的法律保护是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问题.我国目前农民土地权的法律保护不到位,具体表现为农民土地权属规定不明确,违法征用补偿不充分,救济途径不畅通.农民土地权的法律保护应当从立法上确立农民完整的土地权;执法上完善征用制度,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提高土地补偿标准,规范土地征用程序;司法上增强农村土地征用案件审判的实效性.     

行政诉讼中民事诉讼规范之“适用”——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01条展开的分析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行政诉讼中民事诉讼规范有一定的适用空间。在我国,民事诉讼规范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经历了适用——参照——适用的一个制度史变迁过程。2015年经修正后实施的《行政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了民事诉讼规范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其内容可以分为“诉讼程序”和“检察监督程序”两部分。在“诉讼程序”中,立法以“等”作不完全列举的例示性规定。从判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原告法定代表人资格确定、二审裁判方式等相关的民事诉讼规范,也都在可以“适用”之列。毕竟,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立法目的各异,所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民事诉讼规范,应当确立不抵触立法目的和补充性两条规则。     

行政诉讼中民事诉讼规范之“适用”——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01条展开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行政诉讼中民事诉讼规范有一定的适用空间。在我国,民事诉讼规范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经历了适用——参照——适用的一个制度史变迁过程。2015年经修正后实施的《行政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了民事诉讼规范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其内容可以分为“诉讼程序”和“检察监督程序”两部分。在“诉讼程序”中,立法以“等”作不完全列举的例示性规定。从判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原告法定代表人资格确定、二审裁判方式等相关的民事诉讼规范,也都在可以“适用”之列。毕竟,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立法目的各异,所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民事诉讼规范,应当确立不抵触立法目的和补充性两条规则。     

农用地征收补偿标准制定主体正当性探析——以《土地管理法》第48条第3款为视角

《土地管理法》第48条将统一区片综合地价的标准制定主体规定为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但并未明确该标准的制定主体是立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实践中,“区片综合地价”的制定均由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完成。在改造路径上,应该将农用地征收补偿标准制定主体进一步明确为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并对程序加以规范。从短期来看,应完善相关行政听证程序,提高公民在决策中的参与度,特别需要为公民在立法程序中提供参与渠道。从长远来看,土地征收事务属于中央事权而非地方事权,不应属于相对的法律保留范畴。由省级人大制定该标准仅是全国人大未进行立法之前的权宜之策,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标准相对统一以后,再上升为国家立法。为了增强农用地征收补偿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宜进行《土地征收法》立法。     

同行监督权的规范构造

同行监督源于表达自由，它可以有效弥合产品信息不对称，对于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增进消费者福祉具有重要作用，这奠定了同行监督权立法的正当性基础。同行监督权已经超越传统企业商业言论自由和公平竞争权范畴，以公共利益为法益目标，具有社会权利属性。我国现行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同行监督权，而是将其蕴含在社会监督之中，应通过制度创新确立同行监督权，对同行监督适度宽容鼓励。但经营者在行使同行监督权时应秉持审慎态度，负有更高注意义务，遵循“目的正当、立场中立公允、事实客观真实”的基本原则。在构造同行监督法律规范时，应当从同行监督关系、同行监督行为、同行监督后果等内容入手，通过修改《产品质量法》实现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效力关联和应用关联。同行监督权有可能被滥用，从而异化为不正当竞争手段，侵犯企业名誉权。在区分及认定同行监督是否构成商业诋毁时，应当从客观事实与主观过错角度出发，并基于消费者视角从整体作出判断。     

论网络电子数据收集程序的完善

电子数据收集程序的规范对于保障网络犯罪案件处理的质量有着重要意义。有别于传统的刑事证据,电子数据具有收集主体多元化、收集范围广泛化、收集方法科技化的特点。从我国当前司法实践情况来看,电子数据在收集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当前可参照他国立法经验,通过明确第三方的技术协助义务和保密义务、规定全面收集原则、确立快速保护机制、建立提交技术鉴定的标准这四个方面对我国电子数据收集程序予以规范。     

学位评定立法：原则、主体、程序和救济

在学位评定制度立法中,应奉行标准化和多样性平衡、学术性和行政性衔接的原则。应确立答辩委员会与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这两个学位评定主体,形成答辩委员会实施实质性审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进行形式性审查的二级评审体系。同时,必须对评定程序作出细密谨严的规定并应形成校内申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三步骤救济机制。     

最低生活保障权的性质及其保障模式

西方国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权（生存权）：一是将其规定为宪法权利，同时辅之以具体立法；二是虽然不探讨其宪法权利的属性，但通过宪法程序和具体立法来给予双重保障。我国不但在宪法中肯定该权利，而且通过立法赋予了公民法律上的请求权。在国际法规范中，对该权利的倡导主要是通过不具有强行性的规范来指引和监督。     

我国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制度的现实困境与立法完善

经过30年的制度建设与理论发展,临时禁令以实体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形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表现出良好的实践效果。为回应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全方位、多维度地反思和检讨知识产权救济中临时禁令制度所面临的规范冲突、体系交织、类型缺位、程序薄弱、标准模糊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立法中必须明确临时禁令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与民事诉讼法中的定位与归属;统一临时禁令体系的普遍适用规则;增添临时禁令的缺位类型;完善临时禁令的程序要素;加快禁令审查的标准化与国际化。     

强制医疗程序司法实务困境探析

2012年刑事诉讼法以一章六条形式确立了强制医疗特别程序,由此首次将强制医疗纳入基本法范畴,此举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重大进步,对于促进社会的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然因法律规定过于原则、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备等因素,导致强制医疗程序在司法实践运行中面临案件证明标准不明、精神病人证言效力认定模糊、强制医疗决定权归属存在冲突一系列问题,需要在实践应用中进一步予以明确、细化和完善,从而真正实现立法原意。     

法治政府建设的程序主义进路

中国当前的法治政府建设进路存在重内部机制、轻外部机制，重实体权限设定机制、轻程序规范机制，重事后救济和追责机制、轻过程规范机制的结构性缺陷，难以对在国家权力结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结构中都过于强大的行政权形成有效的规范制约。行政程序作为来自外部的、规范行政权行使过程的规范机制，具有防止行政权滥用的消极控权功能和助推行政权积极行使的公共意志形成功能，中国未来的法治政府建设重心应当转向行政程序机制的完善。当前的分散单行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满足法治政府建设进路转型的需要，应当在总结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程序主义进路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尽快从分散立法走向统一立法，尽早制定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法典，确立并实现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的制度化，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条件下保障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     

非法证据排除审理程序的困境与完善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判实践中极少运用，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程序设计不尽完善。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程序，但仍未有明显改观。本文通过抽取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百件刑事案件为样本，辅之以对法官的问卷调查，以实证研究的进路检视法律设计困境，提出从确立衡平裁判观、补强非法证据排除庭前程序、细化法庭调查程序、明确救济方式、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完善该规则的审判适用程序。     

论专家辅助人资格的审查

专家辅助人制度是近年来我国诉讼法确立的一项新制度，无论在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在立法层面，乃至实践操作层面，专家辅助人资格的认定标准和认定程序都存在不足。在域外，存在与我国专家辅助人相似的一些制度，比如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美国的法院之友、英国的技术陪审员、意大利的技术顾问、日本的诉讼辅佐人制度等，这些国家在规定这些制度时都对专家的资格审查、认定设立了相应的标准和程序。笔者在借鉴域外相关国家和地区法律规定的同时，结合中国现实国情，从专家辅助人的资格认定标准、资格审查程序以及其他辅助性制度等三方面提出建议。     

论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司法认定若干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新刑诉法生效实施以来，司法机关依据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启动追赃诉讼的司法实践并不理想，主要问题在于该程序在立法设计上存在一定缺陷，相关司法解释未能全面领会把握该项立法的本意，并在诉讼证据标准等方面的司法认定上设定了程序性障碍。本文试就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受案范围受到限制、立法未赋予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参与诉讼权利、严格的刑事证据标准导致多数追赃案件无法启动特别程序、我国法院作出的没收裁决难以在外国得到有效执行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针对司法认定中若干法律适用问题，提出了立法和司法完善的意见，包括对“逃匿”情形作立法和（或）司法上的扩大解释；赋予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中参与诉讼的权利；完善公告境外送达的司法协助程序，健全我国生效的没收裁定在国（境）外获得承认与执行的刑事司法协助诉讼机制；证据标准参照民事诉讼“优势证据”原则；确立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慎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制度

证据调查程序和证据调查方法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和案件事实的发现,对此两大法系采用了不同的立法模式。英美法系以形式合理性为基础,以发现程序作为独立的证据调查程序;大陆法系国家受发现真实主义理念的影响,没有设立独立的证据调查程序。但也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证据调查手段,如文书提出命令、资讯请求权等。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确立证据调查程序和证据调查方法,本文在对我国民事诉讼关于证据调查立法的历史沿革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确立证据调查程序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