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的几点思考

回顾有关医疗侵权的立法进程,来看《侵权责任法》之前有关医疗损害责任不同认识而引发的后果,再看《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后医疗损害责任的内涵,以及对患者在医疗机构里由非医务人员而引发的医疗纠纷或者在没有医疗机构资质的地方就医而由有资质的医务人员而引发的医疗纠纷的认识;在我国借鉴国外的医疗损害责任分类和归责原则的基础上,是否还应加入举证责任缓和制度？本文在此就此问题作了简要的论述。     

《侵权责任法》视野下的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价值审视

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关系着医患双方的举证负担,是医患双方博弈的结果。《侵权责任法》改变了以往举证责任双重倒置的规定,加重了患方的举证责任。本文从秩序、正义、效益三个价值维度审视《侵权责任法》下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变化和影响。     

行政规范对侵权责任认定之规范效应研究

《侵权责任法》第5条作为该法的基本规范,是行政法对侵权责任认定产生规范效应的连结点。借助该连结点,行政规范的功能、价值与精神得以内化于侵权责任法中,实现行政法对侵权责任法的间接规范效应。对《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后647件侵权案件及其中47个行政规范的实证研究发现,对民事侵权责任认定产生规范效应的行政规范,当为可以在平等主体间创设具体法律关系的裁判规范。同时,《侵权责任法》第5条和第58条准用性规范的出现,不仅彰显了行政规范对侵权责任影响之规范效应,亦蕴涵了行政规范体系内生的以义务为中心的趋势性立法要求。     

论医疗损害责任构成中“过错”的客观化——以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七章的主要规定为分析对象

医疗损害的归责原则历来是学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刚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将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定性为过错责任,并体现了过错客观化的发展趋势。本文就《侵权责任法》第七章的部分条文予以详细分析,研究其过错认定客观化的表现。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第二部分是我国法上＂过错＂的客观化;第三部分是客观过错下原告的举证责任。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研究——兼论《侵权责任法》第66条的理解与适用

基于保护污染受害者的政策选择,各国立法对环境侵权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分配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方法,主要包括举证责任倒置与因果关系推定。举证责任倒置将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强制性地分配给排污者承担,污染受害者对因果关系不再承担举证责任。因果关系推定对举证责任的影响要根据证明对象是基础事实还是推定事实,以及因果关系推定是否由法律明确规定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因果关系推定与举证责任倒置属于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两者在法律效力上存在差异。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的规定是举证责任倒置而非因果关系推定,这种规定更大程度地降低了污染受害者的证明负担,更有利于污染受害者保护政策目标的实现。     

反思医疗侵权损害举证责任的再分配——由《侵权责任法》第58条的法解释延伸

以新近颁行的《侵权责任法》第58条为研究文本和逻辑起点，从立法条文的逻辑体系和司法实务的操作适用角度质疑反思，解读批判，从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和历史解释多重进路去理解和分析第58条的立法精神和条文含义，以指引审判实务，提升诉讼效率，彰显公平正义。以医疗损害责任的过错归责原则为前提，立足于矫正纠偏医疗侵权损害的诉讼两造因资源占有、风险控制和证据偏在所致的武器失衡、竞技不公局面以及事实开示解明的效率最大化诉求，有必要在司法解释层面对举证责任再分配予以考量。在辨识和阐明第58条特殊强调的三种过错认定情形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高院和浙江省高院出台的关于医疗损害纠纷的审判指导意见，关注在动态推进的诉讼对抗秩序内借助于司法解释对举证责任作具体化实质化的倒置，以平衡和维系诉讼实质地位的公平对等，适时回应社会生活关系的更新与变迁。     

医疗侵权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分配的流变

我国对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修改,从而出现了医疗侵权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分配的流变,大体分成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医疗举证责任都有很大的改变,笔者就每个阶段的医疗举证责任特点进行详细的阐述并分析其中转变的原因。同时,笔者就《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举证责任的修改进行了评析并给出自己的司法解释建议。     

医疗侵权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分配的流变

我国对医疗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修改,从而出现了医疗侵权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分配的流变,大体分成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医疗举证责任都有很大的改变,笔者就每个阶段的医疗举证责任特点进行详细的阐述并分析其中转变的原因。同时,笔者就《侵权责任法》对医疗举证责任的修改进行了评析并给出自己的司法解释建议。     

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举证责任探析

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诉讼中,医患双方举证能力相差悬殊,故举证责任分配有别于一般民事案件。《侵权责任法》实施前实行双倒置的举证责任,即医疗机构对不存在医疗过错及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联系承担举证责任;患者仅对存在医患关系及存在损害后果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的分配非常明确。《侵权责任法》实施后,该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发生了很大变化,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对举证责任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困惑,甚至有观点认为《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一章的立法不完善。本文结合现行卫生法规和处理该类案件的体会,就《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举证责任的规定提出看法,并对制定司法解释对举证责任加以明确提出建议。     

医疗损害赔偿中举证责任的配置

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是处理医疗侵权诉讼最棘手的问题。《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对医疗损害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了重大改革。本文分析了医疗损害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变迁,以及这种变革对司法实践的影响,进而对完善医疗损害证明责任制度提出了建议。     

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效率分析——以法经济学为视域

本文将《侵权责任法》中医疗损害责任制度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建立预防函数模型,深入分析了《侵权责任法》中医疗损害责任条款,认为虽然《侵权责任法》建立了二元的法律责任归责体系,明确了医疗过失认定标准以及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促进了医疗机构的预防水平趋向于社会最优预防,但是由于缓和性举证责任的缺失、保险制度的缺位以及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的混乱,会使我国的医疗损害责任制度偏离社会最优预防水平。     

论产品生产者的侵权责任

产品生产者侵权责任缘起于对交往安全义务的违反。生产者的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说明缺陷和研发缺陷构成对交往安全义务违反的具体类型。生产者侵权责任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生产者、原料零件商及准制造商共同作为责任主体并承担连带责任。我国生产者责任主要规定在《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及尚未实施的《侵权责任法》中,对生产者责任的规定有进步也有不足。为完善我国的生产者责任,应建立交往安全理论,明确举证责任倒置,丰富责任主体及强化说明、产品关注及警示召回义务。     

论医疗损害举证责任分配

探讨医疗损害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渊源和价值,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中医疗损害举证责任进行分析,该法明确了医患双方承担的举证责任。     

浅析医疗损害的侵权责任

我国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54条至64条全面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明晰了医疗损害责任的类型,确定了医疗过失的证明及举证责任,在医疗机构的免责事由以及患者和医疗机构的特别保护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论网络侵权责任中的通知及效果

《侵权责任法》出台以后,学界对第36条规定的网络侵权责任的讨论十分广泛,我们写了文章阐释自己的看法,同时也在编写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司法解释建议稿》(以下简称《建议稿》)中,对网络侵权责任应当明确的问题进行了说明.[1]该《建议稿》共173条,设专章对《侵权责任法》第36条网络的侵权责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释...     

医务人员医疗行为侵权归责原则之评析

《侵权责任法》一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民事证据规定》)关于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的过错推定责任的规定,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就医疗行为侵权如此立法的背景是什么,理由为何,效果又将怎样呢?     

侵权责任法背景下再议医疗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

医疗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可能对判决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关乎到能否有力地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因而成为医学界与法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我国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医疗侵权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本文中,笔者将主要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对“医疗侵权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影响以及今后立法趋势等方面做出阐释与论述。     

对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相关问题的思考

人工智能产品的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ChatGPT的横空出世，给传统侵权责任法的框架体系和司法适用带来的很大冲击。本文结合相关案例和国内外立法，探讨数字时代如何把握人工智能产品的概念，并对各类人工智能产品引发的侵权应适用《民法典》网络侵权条款还是《产品质量法》，以及适用何种归责原则进行讨论，提出应以过错原则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侵权的归责原则，应进一步完善侵权免责事由、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细化人工智能产品各参与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并配套规定强制保险制度和赔偿基金，以完善我国人工智能产品侵权救济体系。     

《侵权责任法》背景下医疗纠纷处理疑难点

《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7月1日实施已经2年多,侵权责任法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医疗纠纷的处理原则,法律依据,适当调整了医疗纠纷处理的举证原则、赔偿标准和依据,从法院诉讼角度终结了原来医疗纠纷"二元化"的处理方式,这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一大进步,但是《侵权责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后,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仍然在立案标准、举证责任、司法鉴定中存在一些争议问题,以及冲突和矛盾,本文作者拟将工作中发现的《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纠纷处理的疑难点列举、分析,以期望探讨妥善的处理途径。     

论见义勇为的侵权法调整

我国立法将见义勇为行为放在民事责任的框架下加以规范,总体上形成了以"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为主、受益人承担补偿责任为辅"的调整模式,其实质是在见义勇为者、侵权人、受益人三者的微观关系中赋予见义勇为以法律意义。《侵权责任法》第23条创设的侵权人法定侵权责任与受益人的适当补偿制度,均难以实现保障见义勇为者权利之目的。见义勇为行为的价值在于其属社会公共善,应在社会法的层面对其予以规范,应废除《侵权责任法》第23条。见义勇为基金会应调整其现有功能,成为对见义勇为者及时赔偿的平台;见义勇为者亦可选择依过错归责原则向侵权人主张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