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重刑化的正当性拷问

受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影响，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将一直面临非常严峻的禁毒形势。近年来，我国在惩治毒品犯罪中呈现出明显的重刑化倾向。毒品犯罪重刑化在中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然而，无论从近三十年的禁毒实践、毒品犯罪侵害公民身心健康的运作机理、中国禁毒工作方针的全面贯彻，世界范围刑罚轻缓化发展趋势，还是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视角考察，毒品犯罪重刑化的正当性基础均有必要重新加以检讨。     

重刑刑事政策对反酷刑立法的影响

重刑刑事政策是指在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上具有重刑主义的倾向。所谓重刑主义,就是无论轻罪重罪一律适用比较重的刑罚,在重刑中再根据犯罪的轻重分出等级的主张。重刑主义在中国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在中国历史上,原是法家所倡导和推崇的。按照商鞅的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1]。韩非也认为,“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2 ] 。因为在他们看来,“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3 ] 。也就是说,对重罪处以重刑,可以制止重罪,但用轻刑未必…     

重刑化刑事政策之商榷

以刑事一体化为视角对2005年12月至2011年5月间司法解释进行分析,发现重刑化的实体法与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共同构成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刑事政策重刑化使我国刑罚体系水涨船高;在此情境下,程序设计的严谨不过是出于对严罚的合理化,而社区矫正等微罪转介措施则促使更广泛入罪化。其解决方法是：重新提倡刑法谦抑;对首重严刑的民意进行理性审视;以及推行恢复性司法,通过沟通实施控制。     

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理原则与价值取向

对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是一个规范行为,应当由法律作出明确且无误的规范。但由于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的双重影响,致使法律的相关规定失于疏漏,也因此使得办案机关在于法无据的情况下各想奇招、各自为政,有的做法甚至违背了国家的法治精神。其实,对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还是一个价值行为,因为在其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只有把这些内容一一揭露出来,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对刑事涉案财物的处置原则,才能为立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我国诉讼立法的一项制度,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现行的立法对这一制度的规定已难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此制度的理论研究薄弱;二是法律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对其价值取向进行梳理和探讨,目的是从价值层面折射其理论光芒,以正确指引司法实践。     

百年中国法制与法制现代化

百年中国法制发展进程艰难曲折,法观念的更新是百年中国法制之前提。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法制现代化既包括观念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还包括操作的现代化。中国法制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三个价值层面的取向: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制度层面规范政府行为,操作层面的公正合理程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解放思想的价值取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实际上，不仅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在党八十七年的历史中，解放思想这一法宝就在我们党不断开启革命、建设和改革新局面，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个时刻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解放思想，最关键的是把握好价值取向和方法路径。解放思想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传承、发展、探索和创新，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思想的进程中所形成的历史轨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变中国的面貌，实现民族的复兴，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价值和根本方向。     

清末民初云南刑事法制的现实运作

清末民初的云南法治的运行,是变法和法治的博弈。云南地方政府用法律改良和广设司法机构来废除领事裁判权和改造社会,同时用严刑苛法、维护政治秩序、颁布法规严厉打击犯罪。云南地方政府加强对民族纠纷的处理,并严格安排司法费用。     

刑事和解的价值与推行

刑事和解是在当事人自愿协商的基础上,柔性解决纠纷,是多元刑事解纷模式中的一种,较传统刑事诉讼而言,具有实现正义、维持秩序、提高效率的价值。同时,刑事和解也是与我国目前的传统文化、社会心理,司法环境相契合的,加以推行,必然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刑法的独立性与刑事政策刑法化路径

刑法具有独立的社会治理工具属性,具有超越部门法意义上的独立性。刑事政策具有扩张刑罚权的本能冲动。现代社会,刑事政策必须刑事法律化,刑事政策刑法化是刑事政策刑事法律化的基本方面。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基本路径是刑事司法政策化和刑事政策刑法化,这两个环节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并列、继起,螺旋状发展,刑事政策在其中得以贯彻、调整。     

教唆型情节加重犯问题研究

教唆犯问题历来是我国刑法学界研究的热点，这主要因为对其定罪处罚在我国《刑法》条文中体现很少，如何能做到罪行相适应，这是困扰我国《刑法》适用的一个难题。教唆型情节加重犯，这更是正确适用《刑法》所要分析和解决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的价值及完善

刑事见证制度是保证国家公诉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之关键,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在见证制度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对司法机关依法规范侦查行为、统一证据标准造成混乱,也对我国的人权保障形成制度障碍。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从见证人的选取、见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见证制度的违反后果等方面统一见证制度的程序和实体标准,为证据的可信度提供制度保障。     

我国环境污染犯罪刑事责任制度的价值取向

随着环境污染犯罪的日益繁多和复杂,我国环境污染犯罪刑事责任制度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环境污染犯罪刑事责任制度的价值取向是遏制环境污染犯罪,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保护生态自然环境和保护公民环境权。     

结果加重犯构成要件管窥

结果加重犯历来都是刑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难点问题,尤其是结果加重犯相对于普通犯罪行为(即结果加重犯中所称的基本犯)而言,具有较为特殊的构成要件特征,由此使得结果加重犯成为在刑法范畴中情况比较复杂的犯罪形态。本文尝试从分析结果加重犯的构成要件入手,揭示出结果加重犯与基本犯构成方面的异同,以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结果加重犯这一特殊的犯罪形态。     

论我国反有组织犯罪刑事对策的完善

我国法律在反有组织的严重犯罪行为方面的规定尚存在较大的缺陷和不足。应借鉴国际社会行之有效的立法经验,从刑事实体法、程序法和刑事司法制度等方面来完善相应的刑事法律对策。     

刑讯逼供罪之刑制改造

现行刑法中刑讯逼供的法定刑有违国际公约,也不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刑讯逼供法定刑的改造重点在于刑种的增加和层次的细化,改造后的刑讯逼供罪的法定刑可从源头上杜绝明显错案的再次发生。     

非法拘禁罪结果加重犯与转化犯的理解

《刑法》第238条第2款前半部分属非法拘禁罪的结果加重犯,只适用于使用暴力非法拘禁他人,过失致人重伤、致人死亡的情形,并不包括被害人自伤、自杀的结果,且这里的暴力仅仅是指非法拘禁范围内的暴力;第2款后半部分是非法拘禁罪中转化犯的规定,只有行为人故意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时才能适用,且这里的伤残只包括重伤,不包括轻伤。对于其他情形,则应按照刑法的一般原理进行定罪处罚。     

非犯罪化思潮及其对我国刑事政策的意义

非犯罪化是当前国际上重要的刑法思潮,在我国,对于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选择有不同的意见.应当承认,非犯罪化是刑法谦抑性、经济性的要求,是理性刑事政策的选择方向.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应当在适度进行立法上的犯罪化的同时,注重通过司法手段实现实质的非犯罪化.     

绑架罪加重犯与结合犯的司法认定——兼论本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第239条第2款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并列规定,且配置了同样的绝对法定刑,导致条文本身存在“过失与故意同等处罚”的罪刑不相适应的内在冲突。“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应解释为过失行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故意伤害行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杀害被绑架人”应解释为杀死被绑架人,但绑架杀人未遂的,也应当适用该款并同时适用总则关于未遂犯的从宽处罚的规定。未来应对该款加以修改,区分过失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故意伤害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三种情况并设置轻重有序的法定刑。绑架过程中,因警方的打击错误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应当认定为绑架犯“杀害被绑架人”。     

探析情节加重犯的未遂问题

关于情节加重犯的未遂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实践中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理论上,存在着传统说与区分说之争,传统说认为情节加重犯均无例外地存在未遂情形,均适用未遂犯的规定进行处罚,区分说则是将之分为量刑规则与加重构成,认为只有加重构成的情形才存在未遂形态。但是两种学说在实践中均存在无法解释的问题,在提倡区分说的主流下,罪量加重构成概念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精细化的划分,更有利于弥补以上学说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