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域下抢劫罪之既遂与未遂

抢劫罪的既遂标准是刑法学界争论较大的问题,现存的诸多观点大多存在着缺陷。依据既遂与否的构成要件齐备说和1997年刑法对抢劫罪的规定,抢劫罪既遂应以是否抢得财产作为标准。此标准虽有缺陷,但缺陷主要在刑法规定本身。     

论我国刑法中的非典型抢劫罪

我国刑法规定的非典型抢劫罪包括转化型抢劫罪、携带凶器抢夺的准抢劫罪和聚众打砸抢中毁坏财物的准抢劫罪。司法实践中,应注意这三类非典型抢劫罪的正确认定。     

论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

转化型抢劫罪是一种常见的多发性犯罪,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暴力型犯罪。但是,转化型抢劫罪在刑法理论界尚有一定的争论和分歧,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刑法条款的规定比较原则和笼统,造成执法过程中对该罪名的理解存在一定的伸缩空间,使得对转化型抢劫罪适用条件存在争议。转化型抢劫罪有三个适用条件:前提条件、主观条件、客观条件。     

论抢劫罪、强奸罪客观行为之异同

对于抢劫罪与强奸罪的客观行为,在目前我国的刑法基本文本中表述是大致相同的.由此,在学界,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263条抢劫罪与刑法第236条强奸罪的客观行为有了一定的争议.在目前我国刑法文本的框架下,采取体系解释的方式,两个条文中共同存在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的客观行为具有较为巨大的差异性和不同性,基于两个条文的自身...     

中日刑法抢劫罪差异性之比较研究

我国和日本同属大陆法系,但由于两国法律传统的不同,中日刑法抢劫罪制度与理论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各有长短。我国刑法抢劫罪制度与理论在有的方面优于日本,但日本刑法抢劫罪的制度与理论有不少比我国更全面和科学,对于我国立法机关完善对抢劫罪的立法具有借鉴价值。     

此"罪"非罪--论我国刑法中关于准抢劫罪之修订

依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准抢劫罪的构成以行为人"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前提,此"罪"无论是从经司法程序裁判之罪还是实体刑法规定之罪,以及此"罪"与抢劫罪主体条件上看都不构成犯罪.准抢劫罪的前提应仅是指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且情节严重的情形,这是修订该条文或作出新的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     

抢劫罪与强奸罪客观行为异同浅析

作为两种传统型的犯罪,刑法条文对抢劫罪与强奸罪的客观方面的规定都包含有“暴力、胁迫与其他手段”这三种行为方式,在刑法体系中作为两种侵犯不同客体的犯罪,虽法律条文字面表述相同,然考虑到因对客观行为方式的不同理解将会影响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问题,同时在司法实践运用中因具体案件的差异性仍会有所不同.故通过对两罪之间客观行为方式的异同的分析,进而对于法律条文的涵义作出符合其犯罪构成的解释,从而为刑事司法实践中罪刑的考量提供理论的指导与借鉴.     

论抢劫罪死刑适用及死刑配置的立法完善

抢劫罪的死刑适用基本上贯彻了"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该罪的死刑配置存在一定的立法缺陷。刑法第263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情形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对八种情形设置相同的法定刑,不利于实现一般预防,也不利于保护被害人。应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逐步缩小抢劫罪适用死刑的情形,建议将该罪死刑适用限定于"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和"抢劫数额特别巨大的"两种情形。     

论转化型抢动罪

抢劫罪作为一种严重侵犯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犯罪,是刑法重点打击的对象.本文拟对新刑法颁布以来,"转化型抢劫罪"在理论与实践中的几个疑难问题予以探讨.     

转化型抢劫的实务研究

转化型抢劫是指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聚众“打砸抢”等行为过程中 ,具备法定的情形 ,而以抢劫罪论处的犯罪。由于此种犯罪并非典型意义上的抢劫罪 ,而我国刑法又把这种犯罪以抢劫罪论处 ,所以我国刑法对转化型抢劫的规定与其所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发生了冲突且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正好反映了这种冲突的存在     

内容“述”形式（下篇）——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之源流

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在音乐、诗、绘画、戏剧、小说、电影等方面的流变,即所谓唯美主义倾向,是启蒙时代微妙精神的延伸.现代欧洲艺术放弃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传统理论一方面放弃了作为理念的形式,而把艺术活动必需的物质材料本身当作艺术和艺术欣赏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放弃了西方艺术传统根深蒂固的偏见,即所谓艺术的不同物质手段只是为了表达或表现感情、观念、外部世界的模特.现代西方不同艺术门类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古典艺术中的形而上学追求,从而把艺术活动中的所谓"内容"只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活动,甚至取消了内容与形式的界限.     

内容“述”形式（上篇）——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之源流

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在音乐、诗、绘画、戏剧、小说、电影等方面的流变,即所谓唯美主义倾向,是启蒙时代微妙精神的延伸.现代欧洲艺术放弃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传统理论一方面放弃了作为理念的形式,而把艺术活动必需的物质材料本身当作形式和艺术欣赏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放弃了西方艺术传统根深蒂固的偏见,即所谓艺术的不同物质手段只是为了表达或表现感情、观念、外部世界的模特.现代西方不同艺术门类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古典艺术中的形而上学追求,从而把艺术活动中的所谓"内容"只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活动,甚至取消了内容与形式的界限.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探析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罪状中的“帮助”应予去掉;变造证据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隐匿证据属于毁灭证据行为;教唆、指使他人帮助自己毁灭、伪造证据的,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共犯。     

小型局域网组网方案

计算机网络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方便远程通信。作者在文中就小型局域网的几种常见的组网方案做了简要的介绍，比较各自的优缺点，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采用应对的方案。     

侦查运动中“己“与“彼“的比较研究

侦查运动中的"己"与"彼"比较研究侦查与犯罪是一种联动行为,侦查是与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与犯罪和犯罪分子的一种较量,其斗争的双方是侦查机关、侦查人员--"己",和犯罪、犯罪分子--"彼"."已"与"彼"是互为对立的双方,从侦查角度来讲,对"己"与"彼"双方情况把握程度是决定侦查工作成败的首要因素和前提条件.     

信仰的悖论与理性的限度——克尔凯郭尔人神辩证法刍议

Religious experie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xistence philosophy of Kierkegaard.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ltimate nature of the survival of the dialectics. Needless to say, the existence philosophy of Kierkegaard is theoretically aimed to create a prerequisite for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God created. 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efine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hould be answered in the aspe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God. As the highest form of the philosophy of life, it is directly reflected in the dialectical movement between human and God.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观点可谓众说纷纭。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发展历程、改革的内容、改革的经验、改革中的问题以及深化改革的发展方向等方面。对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可为人事制度改革的学术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儿童证人问题的心理学分析

在心理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对儿童作证主体之适格性问题的争论已经转变为对儿童证言的可靠性的判断。儿童证人由于其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决定了其记忆信息的编码、贮存、和提取方面存在着不足,但不能因此否认儿童作证的适格性。相反,应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制订出相应可行的实践操作原则以提高儿童证人证言的可靠性。     

哲学的“未来”观念（上）

西方将哲学称作“形而上学 (metaphysics)”,“meta”和“physics”缺一不可。“形而上学”不能“形式化”,“时间”与“自由”进入“形而上学”,也不能“形式化”。“时间”不可分割,但“时间”与“自由”皆有“度”。“自由”有“你我他”,“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同时这也是“存在”的状态———“人自由者”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 (Dasein)”。“人”作为“Da sein”是“有死者会死者”,以“死”来划分“时间”的“维度”。“生死”这一过程,就是“自我”的“现时在世”。然而,“死”仍提示着“他者”。在“Dasein”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度”中,“未来”居于核心的地位。“人”作为“自由者”,是“创造者”。“自由”的“创造”,使“非存在”成为“存在”。“自由”之“创造”,使“未来”成为“希望”。“希望”又使传统哲学范畴的地位发生变化,“可能性现实性”如同“自由必然”一样在理解上有所推进。     

论民事诉讼中正义与效率的紧张关系--以和解为例,兼论我国和解制度的完善

构建和解制度是缓解诉讼正义与效率紧张关系,实现实质正义的重要方面.比较我国和国外和解制度,可以发现,我国关于和解制度的规定流于简单,在操作中较随意,以致对和解行为的监督和补救带来不便.为此,从法律的内生性资源中寻找解决民事诉讼中正义与效率的紧张关系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