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活动犯罪的罪种划分问题分析

恐怖活动犯罪罪种是现行刑法中涉及恐怖活动的罪名种类,其划分存在排除关联行为,缺失实行罪名,组织类罪名、独立预备罪名和帮助罪名之间竞合等问题。在风险刑法观的指引下,将抽象行为标准作为罪种划分标准。恐怖活动犯罪罪种划分的完善路径:明确“恐怖主义”“恐怖活动”的内涵;将部分罪名调整为法定量刑情节;增设实施恐怖活动罪和包庇、窝藏恐怖分子罪。     

从域外看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将国家管辖海域分为两大类,并设立不同的法律制度,犯罪罪名海陆不分,海上犯罪国内法和国际法犯罪不分。这种刑法规制模式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海上犯罪。借鉴域外海上犯罪刑法规制的主要模式,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应转变为:对各种国家管辖海域给予平等的刑法保护;区分特殊罪名和一般罪名,并增加特殊罪名的数量和种类;区分国内法犯罪和国际法犯罪,并及时转化国际法犯罪;采用刑法典立法模式。     

从域外看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将国家管辖海域分为两大类,并设立不同的法律制度,犯罪罪名海陆不分,海上犯罪国内法和国际法犯罪不分。这种刑法规制模式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海上犯罪。借鉴域外海上犯罪刑法规制的主要模式,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应转变为:对各种国家管辖海域给予平等的刑法保护;区分特殊罪名和一般罪名,并增加特殊罪名的数量和种类;区分国内法犯罪和国际法犯罪,并及时转化国际法犯罪;采用刑法典立法模式。     

网络犯罪的刑法法益确定及其量化分析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犯罪"地域"得到极大扩展,网络领域需要《刑法》加以制裁的危害行为日趋增多。当前《刑法》规范条文在面对繁复的危害行为时表现出入罪条文供给上的不足,使得现行《刑法》条文体系中除却已显滞后的若干涉及计算机犯罪罪名需要扩大解释外,与网络危害行为后果相关的传统罪名亦需要及时更新内涵。在这两种路径中,网络犯罪基本可分为对象性、工具性、独立空间性三类。确立三类犯罪行为的各自法益,不但在应对涉网络危害行为的犯罪分类上具有类型化意义,在量化评估上也可为网络犯罪行为刑事制裁提供量化依据。     

非犯罪化在中国

以刑法谦抑精神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非犯罪化,是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我国1997年新刑法中对非犯罪化也有所体现,主要表现在: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的划定;具体罪名的废除或严格限制。     

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罪名分布浅析

通过表格的形式对刑法分则各章的罪名数、死刑罪名数、单位犯罪的罪名数等项目共计760个具体罪名进行了列举、统计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违反社会秩序型犯罪较多,实际发生得较少;侵犯财产型犯罪罪名数少,实际发生相对较多;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型犯罪罪名数较少,实际发生也相对较多。我国现行刑法中死刑罪名的规定数量多,分布较广,应逐步限制、减少并废止死刑。     

浅论我国反恐怖犯罪立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对恐怖犯罪缺乏明确规定,刑法修正案(三)并没有将恐怖行为单独规定为一个罪名,我国参加的某些国际规约中规定的恐怖活动罪行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我国现行刑法中尚缺乏规制恐怖犯罪的程序性规定.对我国反恐怖犯罪立法进行完善是必要的.建议对反恐怖犯罪单独立法,建立实体和程序合一的立法模式.     

论罪名定义

罪名定义是揭示罪名概念内涵即犯罪本质特征或主要特征的逻辑方法。我国刑法中罪名定义有三个特点。制定罪名定义的方法是属加种差定义方法。罪名定义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综合,共有六大类型。制定罪名定义时应避免犯三种逻辑错误。     

论罪名定义

罪名定义是揭示罪名概念内涵即犯罪本质特征或主要特征的逻辑方法。我国刑法中罪名定义有三个特点。制定罪名定义的方法是属加种差定义方法。罪名定义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综合,共有六大类型。制定罪名定义时我们应避免犯三种逻辑错误。     

论民用爆炸物品的刑法规制

所谓刑法对民用爆炸物品的规制,就是国家通过刑法将与民用爆炸物品相关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制裁,以规范和制约民用爆炸物品的管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涉及民用爆炸物品的罪名很多,分布在不同的章节中,即根据其侵犯的客体不同,规定了不同的罪名和法定刑,表明国家对涉爆犯罪进行了全面的刑法规制。刑法对民用爆炸物品的规制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直接规制,即以爆炸罪定罪或者以非法从事与爆炸物有关行为定罪;二是间接规制,即以侵害特定个人或多人的健康、生命权利以及财产权利为直接目的,在犯罪过程中,使用爆炸物仅是作为实施犯罪的一种方法或手段的犯罪。     

论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

我国《刑法》对“直接性期货犯罪”罪名的设置，采取了与证券犯罪合并规定的方式，即在相应条文“证券”二字后面加上“期货”二字。学者大多批评这种做法，主张应将期货犯罪罪名从证券犯罪中分离出来。实际上，作为金融犯罪的两种特殊形态，二者在罪名上的“分”与“合”只是立法技术问题，构建独立的期货犯罪罪名体系才是问题的关键。     

犯罪既遂若干问题研究

何为犯罪既遂,我国刑法没有直接予以规定,因此围绕什么是犯罪既遂及其标准问题就产生了多种理论主张。本人以为要廓清以上问题,需解决几个前提,即犯罪既遂与犯罪构成之间的关系,分则规定是否以既遂为模式,犯罪既遂存在于哪些罪过中。     

新过失论对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完善的影响

刑修(八)对重大环境污染罪进行修改,通过实行行为前置使该罪由结果犯变为危险犯,由过失犯变为故意犯,虽然强化了对环境污染犯罪的刑法规制,但依照我国刑法贯彻的旧过失论,没有惩处过失危险犯的空间,因此仍然存在环境法益刑法保护不足与环境污染犯罪化需求间的矛盾。有必要借鉴德日刑法中通行的新过失论,强化风险社会中行为人的结果避免义务,为惩处环境污染犯罪的过失犯提供理论支持。     

吸收犯概念及其性质辨析

吸收犯,是指出于数个不同的犯罪故意,实施数个不同的犯罪行为,侵犯数个不同的法益,触犯数个不同的罪名,具备数个独立的犯罪构成,本应成立数罪,但由于数行为之间的相对独立性,故在处理时仅作为一罪的情况。作为处断上的一罪,吸收犯以行为要素上的复数性、罪名要素上的相异性和数行为关系要素上的相对独立性为其本质属性。     

刑法法律地位在司法中的具体运用——兼论“北大医院教授死亡”案

司法实务对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提出了反思要求。刑法的适用,尤其是对行政犯的定罪量刑,必须处理好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取决于刑法成立部门法的理论基础。调整方式的特殊性是刑法成为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刑法调整对象的非独立性和刑罚的严厉性决定了刑法的广泛性、最后性和谦抑性,法律的指引作用以及法律的安全价值追究要求刑法必须与其他部门法保持一致。尽管如此,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地位是平等的。刑法的独立基础和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影响着刑法制定,同时也对刑法的具体适用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论教唆犯未遂的范围——刑法第29条第2款的检讨与完善

教唆犯的未遂涉及到教唆犯和未遂犯两个刑法理论上有争议的犯罪形态,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第29条第1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存在未遂形态,而对第2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属于何种犯罪形态则存有争议。本文拟就教唆犯未遂的范围略陈管见,探讨“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含义,指出刑法第29条第2款所存在的缺陷并对该款提出完善建议。     

浅析刑事辨认中的问题与对策

刑事辨认是侦查实践中经常使用的一种侦查行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明确赋予辨认笔录以法定证据地位,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却没有规定辨认制度,现有的相关规定简陋粗疏,无法对侦查实践进行指导与约束。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辨认亦存在着侦查人员操作混乱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完善辨认制度的程序规则和排除侦查人员非法获取的辨认结论两个方面着手。     

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独立性

目前,学界关于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理论基于对单位结构的不同认识以及刑法中对单位犯罪的双罚制和单罚制的规定而有失严谨。依据单位本质的独立人格性、单位意志的成员意志合力性及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可以肯定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独立性。以此为基础,可以解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刑法地位和单位实施的“非单位犯罪”的具体处理问题。另外可以把自然人本身视为“身份”来解决单位实施的“非单位犯罪”的认定问题。     

试论犯罪行为机制

犯罪行为机制是反映犯罪行为诸要素及其与之紧密相关、不可或缺的其他要素之间有机联系的整体概念 ,包括促使犯罪行为发生的发生机制、运作机制和抑制机制。发生机制和运作机制是推动犯罪行为发生和运作的机制 ,而抑制机制中的主观抑制因素对犯罪行为起平抑作用 ,客观抑制因素则对犯罪行为起阻碍、遏制作用 ,但无论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 ,都是犯罪行为选择的筹码和根据。弄清犯罪行为机制对预防和治理犯罪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又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聚众淫乱罪不宜废除的解释性论证

从刑法哲学角度分析,在性质上决定了其在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同时更要维护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秩序;从刑法地位的界定层面看,刑法不仅仅是法规范体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从刑法解释角度,可以认为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入罪资质前者更为苛刻,后者较为宽松,而不是相反。"秘密性"淫乱的行为不具有惩罚依据的观点在刑法解释的立场上同样也不能立足;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归纳,民众在面临"机遇诱惑"时表现出的"机遇倾向心理"往往比较明显,在此背景下"理性人"假设的理论往往就会大打折扣。这些分析性结论决定了现阶段我国不宜废除聚众淫乱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