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要把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落到实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统一的认识。全面依法治国意味着国家治理目标的深刻革命,传统国家治理目标是追求礼教秩序",公平正义"的现代国家治理目标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全面依法治国蕴含着国家治理理念的深刻革命。传统社会"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念主张"权利本位"。全面依法治国标志着国家治理方式的深刻革命。传统治理方式依赖行政手段和人治思维,现代治理方式依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法治视域下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法治内容与法治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我国未来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方向。各国实践证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同样,法治也是我国现代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石。但是,法治社会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有全局性与战略性。我国构建法治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路径是:坚持党的领导;以民为本;依法规范政府的行为;正确理解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健全法律体系;强化立法、执法与司法的制度配合。     

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所推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概念,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也预示了未来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角度予以解读,并从国家运行“动力系统”和“制动系统”平衡、国家“上层制度”和“基础制度”构建、国家治理“传统方式”向“现代方式”转变的角度,说明国家治理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认为把“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依法治国”作为施政理念,表明了执政当局对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认可,表达了执政党把中国送入法治轨道的意愿和决心。     

传统社会风气与现代法治

社会风气是风习的显性表达,传统社会风习延续至现代社会,由于存在不同的文化根植,因而发生一定抵牾也在所难免。现代社会以法治为基本治理模式,我国的现代法治建设需要关注与传统风习的相互关系,化解双方冲突、促进相互融合,探索适应国情而又能真正实现现代法治的现代社会治理路径。     

着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已明确了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着力提高中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政府治理问题考量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实现制度现代化,而实现制度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密切相关,促进那些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良性互动,有助于形成"自愿合作"的稳定社会均衡,并深刻影响政府治理绩效。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实现有效政府治理,需要突出治理导向性、法治优先性、治理公共性、治理基础性。     

论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治理文化

从"政府管理"转变为"政府治理",是新时期政府在法治的框架内,与多元市场主体协同治理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新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整合权力、保障权利为规范的治理准则,以崇尚法治、协商合作为沟通的治理理念,以政府主导、多元主体为有限的治理范围,以运作透明、信息公开为开放的治理范式构成的有机整体。构建政府治理文化对于国家法治建设而言,是建设法治文化的突破口、建设法治政府的支撑力,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此背景下,通过实施权力清单制度,健全协商沟通机制,支持发展社会组织,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全面构建政府治理文化,以政府治理文化引领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建设,促进和保障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个体化趋势及社会治理转型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对个人管控的松绑以及经济方式的转变,农村社会结构日趋离散化,个体化趋势日益显现。社会成员从传统归属中脱离出来,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成为行为的指南,个人选择的自由性与多元性增加。城镇化背景下的个体化变革给农村治理秩序带来了多重张力,也带来了制度再嵌入的困境。农村治理转型要在法治的基础上重建乡村社会认同、推进农村公共性建设,同时应注重将传统治理模式与现代治理制度、策略相结合。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法治文明的借鉴与超越

社会主义必须借鉴包括制度文明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资本主义法治文明是资本主义创造的先进制度文明,它是由“内核”、“中心”、“重心”、“基础”———即:“崇尚法律的社会意识和民族心理”、“依法治理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方式”、“动态的法制”和“静态的法律”四个层面构成的有机统一体。社会主义要借鉴资本主义法治文明,就必须从“基础”、“重心”、“中心”、“内核”四个方面着眼,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立法、制度建设、依法治理国家和社会、培养法律意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法治文明一旦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以及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就将克服资本主义法治的种种阶级和历史局限性,获得新的生命,实现超越与升华。     

社会主义道德治理的政治价值、文化功能与社会效用

道德治理不仅是国家的一种治理模式,而且是一种以价值理性和社会信仰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人们精神世界和生存方式的社会管理模式。通过法治社会中道德治理的政治价值、文化功能与社会效用等方面来论证这一命题,使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结合获得现实可行的操作性,说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道德治理的重要作用。     

着力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已明确了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因此,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着力提高中国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一、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现实困境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理分析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在现代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如何治理一个现代中国的问题。在治理实体层面上,实现国家与公民间的平等及国家与社会间的相对独立,形成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在治理核心层面上,实现公权力的有效制约及私权利的有效维护,形成现代国家权力运行体系;在治理价值目标层面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形成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治理新秩序;在治理方式层面上,实现思想观念上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及治理战略上管制与自治的合理平衡,形成国家治理的法治化。     

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建设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国家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为全面领导的制度化实施提供了基本路径。制度化全面领导的根本内核在于实现法治,依法执政是制度化全面领导的基本方式、依规治党是制度化全面领导的根本保障、依法行政是制度化全面领导的重要实现途径。在未来持续建构制度化全面领导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党与国家政权机关责任体系、要不断凸显人民治理主体地位、要在持续的制度建构中为改革发展与社会进化留有制度变革空间。     

依法治国与制度软实力:“中国梦”的新维度

<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的制度软实力,这三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共同构成了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内容。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成熟和定型的制度支撑,而一个国家制度体系的关键在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的灵魂则在于民主和法治,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依法治国是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和定型的重要标尺,是提升中国制度软实力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中国梦的重要内     

论法治思维的基点及其基本准则

法治思维,作为一种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维模式,其逻辑起点是治理活动(包括公权力的运行和广大民众的守法),它具有治理、合法、公平正义与责任等特征。我国当代的法治思维,应立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基点上进行,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引,并应遵循党的思想路线这一基本准则。只有这样,法治思维才有可能不偏离方向,才能得出正确的思维结果,才能更好地为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目标服务。     

论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德治及其制度安排

在思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方式的制度设计与安排问题时,关于德治与法治建设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实,德治与法治是与特定的社会治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客观上有着德治的要求,但是,由于这种社会治理是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所以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德治。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属于法治的范畴,却在突出法治的同时排斥了德治。只有公共管理所预示着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才是法治与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在德治建设中,关键是着力于制度安排上的德治,而不是寄希望于教育,可以通过德治化的制度建设来为人们的道德信念的生成提供客观保障。     

基于社会治理视角的信访制度改革研究

随着改革全面深化,经济社会加速转型,信访工作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信访制度也在不断改革前行。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信访制度改革之路究竟该如何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探索的重大课题。本文从社会治理的视角,认为信访制度改革应坚持党政主导、多元参与,实现信访治理的系统化;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信访治理的法治化;注重疏导、加强引导,实现信访治理的综合化;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实现信访治理的源头化。     

治理视域下“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实践机制与完善路径——基于赣南G村的田野调查

“第一书记”制度是传统时期干部下乡制度的延续。在扶贫阶段,主要从资源的视角对“第一书记”制度展开研究,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和阐释“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治理视角强调“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发挥资源输入、组织培育、制度引入和文化建设等多元治理功能,其实践逻辑表现为角色定位清晰化、功能发挥多元化、职责边界有限化。“第一书记”制度应该从顶层设计、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这三个层面来完善。为进一步激励制度活力“第一书记”制度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衔接性,表现在其与转型社会的契合性和与治理现代化的亲和性两方面。由此,“第一书记”制度和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治理抓手,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执政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释义与中国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改进和创新党的领导方式推动的一场国家治理革命,是传统国家管理向现代国家治理的转型,是法治、市场、行政、道德多元治理方式的有机融合,是党的领导方式、国家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的系统化、联动性变革,是"五位一体"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综合覆盖和协同贯连,是兼容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义的治理价值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着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生需求,全方位改进党的执政理念、方式以实现党的执政能力现代化,这要全方位、系统化、深入性地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来实现。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高质量治理的法治逻辑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耦合性,在法治国家建设背景下,法治化正是透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有效和更高质量的一个视角。在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中,我国初步建立起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但在制度运行过程中仍然存在治理理念、方式和秩序的法治困境。对此,需要重构以权利为中心的环境法治体系,作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提;以“差序协同”的理论推进环境利益共同体合作治理,以此维护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三治”有机融合的方式尊重生态环境治理差异性,促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能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