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辩护浅析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实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使量刑辩护日渐成为重要的辩护形态。在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的改革背景下,确立独立的量刑辩护权制度能够更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控辩对抗的增强能够有效地促进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行使与发展,能够制约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确保法院作出公正的量刑裁判。量刑辩护权包含几项具体权能:量刑证据获取权、量刑证据运用权、量刑意见发表权。完善量刑辩护制度,应建立量刑裁判结果说理制度,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权,完善证据开示制度,提高律师的辩护水平。     

公设辩护人制度之提倡

刑事被追诉人获得有效的辩护,是国家对公民平等保护的责任体现,也是实现程序公正和刑事审判价值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的援助辩护制度在司法理念和实际操作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着被追诉人辩护权的平等保障.现有援助辩护制度的这些内在缺陷和漏洞,通过改良手段已无济于事.以当前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为基础,构建中国式的公设辩护人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它是破解当前刑事案件援助辩护实际困境的最佳途径.     

我国程序性辩护的现状和完善

在对抗式司法理念的指导下，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强化其辩护权以及实现控辩双方平等武装成为刑事诉讼立法的焦点。伴随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程序公正在刑事诉讼法中地位的提高．程序性辩护逐渐进入立法者的视野。《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确认了程序性辩护制度，并构建了相应的配套机制．但是依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应当从构建司法审查制度和优化程序性制裁机制两个方面进一步予以完善。     

论我国的刑事指定辩护制度

刑事指定辩护制度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完备程度直接关系到被追诉者的辩护权能否得到充分保护、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能否得到体现。目前我国刑事指定辩护制度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有必要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完善。     

论加大从源头上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力度

刑事司法公正有其特定的内涵，从程序公正上说，其源头是沉默权制度的诞生。要从源头上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必须：１．杜绝刑讯逼供；２．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抗供权”制度；３．确立首判至要的思想，提高原审的公正程度和效率。     

论新刑诉法中控辩职能的平衡

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贯彻始终的目标，针对旧模式刑事诉讼存在的不足，新刑诉法为实现控辩职能平衡作了改革。在新的刑事诉讼制中，如何保持控辩双方职能的平衡，笔者将在本文中加以探讨。     

刑事辩护制度在审查起诉阶段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得以实现的重要制度。而就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情况看 ,在刑事辩护制度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笔者拟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查起诉阶段来探寻我国立法在刑事辩护制度方面的不足情形 ,并提出相应的完善设想。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辩护的现实阻碍与优化路径

2018年立法机关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纳入《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罪行,同意量刑建议,可依法从宽处理。控辩双方实现由激烈对抗向合作的转变,诉讼效率显著提高。然而,当前认罪认罚程序适用中律师开展辩护仍然面临诸多障碍,如值班律师定位不明、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不充分、律师辩护效果不佳。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充分保障律师辩护权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修正:一是推进值班律师"辩护人"化,赋予值班律师与辩护人同等辩护权利;二是加强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三是构建"有效辩护"机制,提高律师辩护的有效性。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价值立场及其平衡

诉讼效率、实体公正、刑罚功能、起诉法定与有诉必审、相对合理主义构成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容许性理论基础;程序公正、被追诉人人权保障、刑事诉讼构造形成刑事缺席审判制度限制性理论基础。刑事缺席审判是在动态平衡诉讼观指导下确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制度本身体现了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基本价值的冲突与平衡。     

基于实现审判中心要求的指定辩护范围之扩充

审判中心有利于减少来自侦控方的不当制约,使审判者成为真正的审判者。审判中心的实现需要控辩结构的动态平衡,其中主要是充分保障被追诉人的律师辩护权。在委托辩护受诸多因素限制的前提下,根据法治国家的经验,应当大幅扩大指定辩护的覆盖面。只有如此,审判中心才能实质上实现公正。     

我国侦查程序中控辩平等原则的践行理路

当前我国正处在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关键时期,以辩护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控辩双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重构是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核心问题。刑事诉讼法改革旨在构建一个充分体现法治理念的刑事司法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程序制度。对侦查阶段控辩关系的研究,不仅对于刑事诉讼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刑事诉讼立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而且也是实现刑事司法理念的重要途径之一。     

刑事诉讼法修正后侦、技、鉴体制的思考

司法公正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程度高低的主要标志,而司法公正首先要靠程序公正来保证。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克服了以往“重实体、轻程序,重配合、轻制约,重公诉权、轻辩护权”的缺陷,改革庭审方式,强化辩护职能,赋予律师有调查取证的权利,使之能与侦控方相衡对抗,增加了诉讼的透明度,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权利,也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民主,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进步。     

律师程序性辩护之初探

程序性辩护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重要方式,它是指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所享有的向法庭提出程序性请求,从而影响或改变审判程序的权利,其主要内容包括辩护律师的排除证据申请权、程序选择权、终结审判申请权和程序抗辩权。程序申请权是辩护律师进行程序性辩护不可或缺的权利,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律师的程序申请权没有作出系统的规定。因而,有必要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并逐步在制度上加以完善。     

在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所在。承认并有效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是保障人权、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权利,实现诉讼中的力量均衡的重要表现。不论是沉默权的历史,还是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现状,都表明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适用已是势在必行,其终极目的是完善我国司法改革和实现司法公正。     

论刑事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辩护权——以秩序价值与人权价值之间的平衡为视角

辩护权起源于西方社会,是被追诉人获得辩护、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我国刑事诉讼立法虽对此作了规定,但由于立法理念、价值取向等问题,刑事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在司法实践运行中还存在较多障碍。本文以秩序价值与人权价值间的平衡为视角,以今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切入点,探讨我国的刑事被追诉人及其辩护律师辩护权的现状与重构,以期能够对我国辩护权制度的完善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判决改变起诉罪名之我见

<正> 某基层人民法院审理一起刑事诉讼案件,在判决中却突然改变了公诉机关的起诉罪名。对此,引起了笔者一系列程序法律的思考。一、“控、辩、审”诉讼程序之立法本意刑事审判制度是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我国新的刑诉法确立了“控辩”式的审理方式,旨在更有效地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的实现。(一)刑事诉讼立法的意义和目的。刑事诉讼审判程序的根本环节,是严格庭审中控、辩、审的法定职责和程序,使控     

法哲学视野下的控辩平衡——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例

控辩双方权力（利）的平衡是刑事质证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8条是辩护律师获取证据材料的重要管道。然而现在的150条却几乎把这条管道截断了。后者可以避免先定后审的缺陷，但却使控诉权进一步膨胀辩护权进一步萎缩，导致质证流于形式。倘要让质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赋予辩方更多的辩护权，以此制衡强大的控诉权。     

论美国早期民主对刑事辩护权发展的影响

美国早期民主政治对后续的社会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律师业也在19世纪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目前关于美国早期民主对刑事辩护权发展之影响的研究却鲜有作品涉及。本文梳理了美国早期刑事司法环境,描绘了19世纪末期的辩护制度发展历程,对比了古代中国集权体制下的刑事司法制度。将美国刑事辩护权发展的实质性因素归纳为:人民主权原则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贯彻,多元分权制度给予辩护权发展的空间,以及司法的最终权威是辩护权发展的强力助推。最后,刑事辩护权发展的最终归属将是权利自由。     

刑事审前程序合法性的证明

李建明在《政法论坛》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刑事审前程序合法性是刑事司法公正性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审前程序中控方行为的合法性问题经常成为审判阶段控辩双方的主要争点。程序合法性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审判中解决程序合法性问题的难点在于程序合法与非法的证明与认定问题。实践中解决程序合法性争议存在多种模式，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证明制度，尤其是尚无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     

论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作用

辩护制度是司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日本学者甚至称其为“决定现行法 (刑事诉讼法 )生死的核心点 ,是预测日本刑事司法未来的关键”[1] 。因此 ,人们说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扩大辩护权的历史[2 ] 。我国原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的规定不完善 ,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因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较大改革 ,尤其是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 ,从而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形成了律师全方位、多阶段、多种形式介入刑事诉讼活动的格局。正如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指出的 :“辩护人参与侦查程序并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