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及其对我国大陆的启示

通过对我国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立法现状和司法适用进行梳理，认为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各具特色兼有不足。大陆地区已于2011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法律适用法》，但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立法仍不完善。可以借鉴港澳台地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经验，将名称统一为公共秩序，明确公共秩序的内涵和限制其适用范围，区分国际公共秩序和区际公共秩序，选择“客观说”作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标准，在排除外国法或外域法适用后首选与纠纷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然后再考虑我国大陆地区的本地法。     

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我国区际冲突法中的适用

关于区际冲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各复合法域国家的实践也不尽相同。本文立足于我国区际冲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以解决区际冲突的3种方式为线索,依次分析了类推适用国际私法规则、各法域分别制定区际冲突法以及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这三个阶段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根据分析,笔者得出结论,我国区际冲突法中既要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又要采用多种措施来限制其适用,即“有限适用”。     

论中国区际司法协助中的公共秩序保留

公共秩序保留最早起源于国际冲突法中，今天其作为国际私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已为学者们所公认。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作为主权国家的“安全阀”，起着解决国际法律冲突，维护本国利益的作用，是其他制度无可替代的，但对于区际冲突法、区际司法协助中应否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却意见不一。在中国目前一国两制四法域现状下，公共秩序保留在区际司法协助中是去是留以及如何规范这一制度的适用成为中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一个热点问题。     

海峡两岸区际冲突法中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和谐发展

关于区际冲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观点,各复合法域国家的实践也不尽相同。两地间的国内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存在广泛的协调空间,海峡两岸区际冲突法中应当谨慎地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从司法程序的角度严格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在需要援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时,应首先寻求平等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不轻易地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更不能使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成为保护地方利益的手段。     

国际私法中直接适用的法的性质

国际私法中直接适用的法从引入中国以来就备受争议,文章认为直接适用的法是一种新型的法律适用规范,是一种集单边法律适用规范和公共秩序规范为一体,又有别于单边法律适用规范和公共秩序规范的法律适用规范。     

公共秩序保留与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国际私法中的弹性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可以实现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在立法方式上采用直接限制的立法方式有利于实现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公共秩序保留在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后,不应一概适用法院地法,而应适用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权利的法律。国际社会本位的理念及国际私法的趋同化决定了国际公共秩序对弱势群体权利进行保护具有可行性。     

论跨国代孕法定父母身份承认中的公共秩序

跨国代孕中的公共秩序主要表现为一国法律制度和主流道德习俗中的根本利益,是一国关于代孕的基本立场、确定法定父母身份的法律规则以及人性尊严、禁止身体商品化等伦理道德观念。由于出生地国与接收国在代孕方面与法定父母身份方面的法律规定存在明显的差异,为了维护本国的社会秩序、道德观念等根本利益,当意向父母向接收国申请承认其在出生地国取得的法定父母身份时,接收国经常以违背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认。从公共秩序的适用理论与国际公共秩序理论上分析可知,接收国以违背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认出生地国确定的法定父母,既不符合公共秩序适用的客观结果说理论,又不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要求,严重侵害跨国代孕儿童的利益。因此,在跨国代孕法定父母身份的承认中,应该将儿童最佳利益作为首要考虑,限制接收国公共秩序的适用。     

寻衅滋事罪司法适用的限定——以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寻衅滋事罪的“公共场所”有广义、狭义之分,面对寻衅滋事罪司法扩大化适用问题,应对本罪中的“公共场所”及该罪司法解释中的“公共秩序”作合理的限制解释。广义的公共场所包含网络公共领域,狭义的公共场所不包含网络公共领域。寻衅滋事罪的“起哄闹事”行为可以发生在广义的公共产所,但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仅指狭义公共场所秩序的严重混乱。通过这种限制解释,扭转本罪扩大化适用的境遇。     

论我国区际法律冲突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关于区际冲突法上的公共秩序保留问题,理论上存在着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时,各复合法域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也不尽一致.在我国,目前存在四个不同的法域,在解决其间法律冲突的时候,是否适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以及如何维护本法域的公共秩序,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各法域类推适用国际私法规则以及各法域分别制定区际冲突法这两种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途径中,应该采取"有限适用说".     

试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随着各国民商事关系不断纵深发展,国际私法中各项制度涉及的理论以及在实践中的回应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应运而生。公共秩序保留作为国际私法中一项元老级制度,限制和排除外国法的适用是其应有之义,然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充当维护法院地国立法管辖权的"安全阀"的同时,其过多过滥适用会使法律选择愈发不确定,不利于本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亦会阻碍国际私法趋向统一,所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合理适用成为国际私法理论和实践共同探讨的课题。     

公安领导与公安执行力之浅见

公安执行力的本质是领导力。首先,公安执行力的基础是来自高层领导的保障力;其次,公安执行力的脊梁是公安中层领导的执行力。公安中层是一个相对概念,从公安基层至中层乃至高层领导都有执行力问题。为提高公安组织执行力,要着重提高各级公安领导人的执行能力和职业素养。     

论公法人的行政主体地位

公法人应作为行政主体纳入行政法学研究范畴 ,其行为符合公法中的公务原理 ,公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别权力关系。随着现代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理应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公共权力腐败的原因及其综合治理机制

公共权力腐败有其必然性，但腐败泛滥却仅仅具有可能性，腐败泛滥在于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只要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就一定能够制止权力腐败的泛滥，使权力的负效应减少到最小，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要想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就必须采用以民主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以道德制约权力的四位一体的综合制约机制，其中以民主制约权力是制约权力的基础，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制约权力防止腐败的关键，以法制约权力是制约权力的基本措施，以德制约权力是制约权力的心理机制。     

略论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从其产生就代表国家享有公诉权。公诉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公诉权。这是研究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理论前提。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对一切执法和守法活动的监督,包括对民商事、刑事、行政等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的监督。公诉权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式。而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本质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检察机关有必要行使民事公诉权,但其行使范围有严格的限定。     

以派出所为责任主体单元 做实做强公安基层基础工作

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是整个公安工作的根基。历史经验表明,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在于抓好派出所的建设,充分发挥派出所的作用。对公安机关现行警务体制的改革,可按照划块而治的原则,强化派出所的责任主体地位,扩大派出所事权,充实派出所警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派出所对辖区治安局势的自主管控能力。     

公诉权能的多元化与专业化

1978年中国公诉工作随着检察制度的重建而获得重生,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加强而呈现在权能多元化的基础上不断专业化的趋势.但是在实践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弊端,如权能不够细化、专业化无序等.今后,公诉工作必须一方面合理细化权能,同时加强专业化建设的系统性.     

论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完善

公共利益在市场中无法自动实现 ,政府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政府可发动土地征用权 ,公共利益是土地征用权的依据和界限。土地征用必须保证征用的土地与公共利益目标相当。土地征用权的滥用表现在征用的土地与所追求的公共利益目标不相当及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给付过低 ,土地征用制度的完善应从这两个方面着手。     

公诉权与自诉权关系的协调

完善我国公诉权与自诉权关系的做法是：应在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当中,适当的引入公诉权,国家机关不能被完全排除在这类案件的追诉程序之外;被害人在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中,国家对犯罪的追诉权并没有让渡给被害人个人,公诉权始终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公诉转自诉案件应从自诉案件范围中剔除,针对公检不予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决定,可通过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来达到制约公权力、保护被害人利益的目的。     

刑事公诉案件撤回：固守与放开之间

撤回公诉，作为公诉权的一项重要权能，涉及到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认定和权利的救济。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都赋予检察机关不同程度的撤回公诉权。目前，在我国，由于立法的缺位，撤回公诉制度在理论上是一个薄弱环节，实践中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肯定撤回公诉正当性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诉撤回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撤回公诉制度的完善提出几点初步设想。     

我国检察权配置的反思与重构

当前检察权配置不足导致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乏力,审判活动监督弱化及公诉权赢弱,不能实现权力制衡和诉讼效益。应重新配置检察权,加强职务犯罪侦查权,实现对公职人员遵守法律状况的刚性监督;完善侦查监督权,实现权力制衡;实行强制侦查行为检察批准原则,保障公民法律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