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实然性思考

面对刑法学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争议所带来的司法操作困惑,笔者认为对本罪的研究必须跳出脱离现实、一味追崇理想的理论纷争;本文从实然性角度出发,认为“不作为论”不符合中国现实的立法与司法背景,而“持有论”相对更符合本罪的立法目的和司法现状;并从实体和程序上探讨了本罪犯罪构成要件及成立的正当性基础,最后通过分析得出了设立本罪的基本价值取向乃立法救济司法之实然性选择。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实然性研究

我国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确立到现在已有十余年，但至今理论界对此罪的争议颇大，给司法操作带来极大困惑。笔者通过立法价值的权衡，揭示本罪的实然性选择，希望对司法实践起到指导作用。     

“规划巨贪”顾湘陵案大起底

顾湘陵可谓又一次创造了处级领导的"贪腐纪录":非法敛财近7000万元;人称"六多"局长,即钱财多,房子多,情人多,行贿人多,受贿次数多,受贿方式多。顾湘陵,原湖南省长沙市市政设施建设管理局局长,在担任长沙市规划局局长助理、副局长和长沙市市政设施建设管理局局长期间,他充分开发利用自己手中的"规划权力",通过与不法房地产商勾结,仅仅用了不到十年的工夫,就把自己从一个处级干部"修炼"成"超级巨贪"。     

在审理“文强案”的日子里

2010年4月14日下午，备受关注的重庆市“文强案”正式宣判，文强因犯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单笔受贿七百万的“土地爷”

2013年6月6日,由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经江华县法院开庭审理,以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依法判处原永州市国土资源局副调研员、江永县国土资源局长欧阳贵忠有期徒刑18年;而同案的欧阳贵忠胞兄     

“小产权房”的法律出路——以所有权社会化为视角

2007年房地产业最受关注的话题莫过于小产权房。据报道,在北京、成都、济南等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建在农村集体土地上,没有产权证的房屋。一方面,由于其价格低廉,小产权房已“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小产权房的市场份额北京大概为20%。另一方面,尽管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多次重申禁止城市居民购买农村小产权房,但小产权房还     

对挂牌出让过程中“串通竞买”刑事责任定性的思考

一、司法困境——评某市“串通竞买”案 （一）案件事实。 2005年5月18日，某市国土资源局发布第4号公告，决定于6月18日至7月1日挂牌出让该市A地块和B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告说，A地块出让面积21999．7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起始价为2145万元；B地块出让面积为21193．8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综合，起始价为2800万元。     

从“安徽第一巨贪”案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设置的缺陷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而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行为。13年前设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消除了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空白，对于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严密法网，惩治腐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一些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不断浮出水面，一大批贪婪成性、疯狂攫取钱财的贪官污吏被揭露出来，     

揭开“第一执行局长”的贪婪面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高级法官杨贤才案件剖析

2010年6月2日，全国各大新闻媒体转载中国新闻社发布的一条消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高级法官杨贤才，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之后不久，杨贤才表示对一审判决认罪服法，不再上诉。一时间，杨贤才受贿案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房产变“砖头”之惑

不久前,上海房地产市场闪过一道晴天霹雳——在2011年上海土地交易市场首拍的预申请须知中,规定"出让人收回并补偿相应残余价值"。这一"史无前例"的规定掀起了新一轮关于土地使用权到期后该如何处置的争论。     

农业税、“三提五统”的性质及其对农地物权运行影响之反思

农业税、＂三提五统＂的存在既影响了农民对农地物权属性的认识、土地承包经营制的推行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建设,也导致了集体地权与农民地权之间的冲突,并间接导致农民个人地权之间的冲突。农业税、＂三提五统＂的废除使得农地物权的私法属性得以彻底显现,为农地物权的完善与良性运作创造了条件。     

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变革的宪法空间

正《决定》在第三部分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中提出,建设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集体所有的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在同等条件下入市,缩小征收土地的范围,规范土地征收程序,完善对农民的保障机制。这预示着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变革:集体所有的土地可能绕过征收这个门神,通过新的制度管道进入市场。从此,国有土地与集体所有土地之间的坚冰被打破。我们要追问的是:现行宪法为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变革提供了了多大的制度空间?如果空间足够宽阔,那么接下来就只需要确立变革的具体路径;如果空间逼仄,那么就只能修宪,或者重复先违宪,后修宪的老路。①因此,清理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变革的宪法空间,绝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逻辑把玩。     

农村住房交易的制度约束及其破解

正目次一、农村住房交易制度之现状二、现行农村住房交易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分析三、农村住房交易制度改革的制度障碍四、推进农村住房交易的对策建议五、结语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1〕农村住房作为农村居民的主要财产,准许农村住房交易不仅能够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可另一方面,尽管《土地管理     

对执行农村房屋及集体土地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基层法院受理的涉农案件的数量一直呈逐年上升态势。以浙江省东阳法院近3年的统计数字为例,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收案1548件、2108件和2220件,其中涉农案件的数量为1058件、1228件和1436件,占总数的68%、58%、64%,分别比上一年增长16%和17%。勿庸讳言,在这一些涉农案件中,除部分案件的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人民法院不得不终结执行程序外,也确有相当部分     

浙江平阳,拆不拆违建看曝光媒体级别——对一起“四村官拒拆事件”的调查

正2014年6月3日上午,在位于北京市金台西路的人民日报社值班室内,两位来自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的投诉者称,他们那里拆除违法建筑要比照曝光媒体的大小,因被《浙江法制报》曝光为拦路虎的违法建筑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