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邪教与宗教的本质区别及其社会危害

当代中国,各种邪教滋生,冒用宗教等名义,从事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反政府的勾当,堪称人类的祸害、社会的毒瘤。必须充分认清邪教与宗教的本质区别及其给当今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提高识别邪教组织、防止邪教势力蔓延的能力。必须准确有力打击邪教,才能确保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论当代邪教恐怖主义及其预防

当代邪教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犯罪的一种特殊类型。这种类型恐怖主义犯罪由邪教组织实施,是严重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极端邪教犯罪。邪教恐怖主义的雏形是邪教犯罪,邪教犯罪的严重程度达到极为恐怖、极端、暴力的程度时,最终就演变为恐怖主义犯罪。当代邪教犯罪逐渐走向恐怖主义的趋势日益加强。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因各国针对邪教、邪教犯罪、邪教恐怖主义犯罪的认定和所持态度不统一,所以国际上加强国际法和国家间协作打击治理邪教恐怖主义极为困难。虽然我国不是邪教恐怖主义犯罪的重灾区,但是面对国际化的邪教犯罪,寻求一个国际性的和符合我国的打击与预防邪教犯罪、邪教恐怖主义犯罪的方案仍然十分必要。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当代中国邪教成因探讨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邪教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反而形式更多样,更隐蔽,更猖獗。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以对当代邪教信众的五种需求进行分析,从而在此基础上活动对邪教的性质、特征以及产生根源进行深入剖析,这对于研究和探索治理当代邪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邪教的比较研究

本文为了揭示在我国邪教出现的历史、文化因素，以及和国外邪教的联系与区别，将邪教与宗教、邪教与中国传统民间宗教、中外邪教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邪教是一种“伪宗教”，是宗教的异化；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间土壤中，存在着产生邪教的“基因”，通过文化传递影响着今日的中国农村；现阶段在我国出现的邪教与国外邪教完全一脉相承．都成为打击与取缔的对象。     

论邪教

邪教是指利用宗教及其它文化形成反社会的学说 ,并以此作为对他人精神控制的手段 ,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极端团体。邪教具有明显的阶级性、相对性、社会危害性属性。与其他犯罪类型比较 ,当代邪教显示出群众性、再生性、文化性、组织性、动态性特征。邪教与宗教有明显区别     

刍议宗教与邪教的法理区分

邪教总是冒宗教之名混迹于社会生活之中。因此,从法理上将邪教与宗教、邪教与新兴宗教、邪教与非法宗教区分开来尤为重要。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对邪教的理解大不相同,邪教的概念呈现出相对性、变动性的特点。本文归纳中国关于邪教的若干立法规定,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从邪教概念相对性、变动性特点出发认识邪教现象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对宗教、非法宗教、邪教的法律区分和法律适用。     

刍议宗教与邪教的哲学区分

邪教是当代社会生活中引起全球关注的一个公害。邪教总冒宗教之名，混迹于社会生活之中。因此，区分邪教与宗教尤其重要。区分邪教与宗教可以从是否神化活着的某一同代人并作为最高教主予以崇拜，对信众超越性追求的不同导向，与末世论相联系的对待现世的截然相反态度等三个方面进行学理区分。     

反邪教斗争的法律思考--关于制定《反邪教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解析

邪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根据中国邪教现状与反邪教的现实需要 ,借鉴国外经验以及结合司法实践 ,应尽快制定有中国特色的《反邪教法》。制定《反邪教法》既有必要性 ,也有可行性。《反邪教法》的制定对于战胜邪教、防范邪教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中国邪教立法沿革研究

我国历史上的不同朝代,都有对邪教和邪教性质组织的立法。而现代,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邪教立法也显得尤为紧迫。通过对古代邪教立法的研究,与现代邪教进行对比,可以使人们认清邪教本质,进而倡导科学,抵御邪教,以促进国家立法机关加快邪教立法进程。     

邪教群体心理机制研究

邪教问题是当今社会的世界公害之一,有效治理邪教是任何一个负责任政府的必然选择。通过研究邪教教主人格特质、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对邪教群体心理机制的影响、互动作用,以及邪教群体心理机制在对痴迷者精神控制过程中所产生的具体作用,对于尽早发现和瓦解邪教组织,挽救邪教痴迷者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