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一治理”到“共同治理”的社会管理——兼论公众参与的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管理采用的是“单一治理”模式。作为一个历史产物，今天，这种模式遇到极大的挑战，其弊端日益显现。面对社会管理中公共产品相对短缺、职能越位现象严重、管理手段陈旧单一和与民争利时有发生等问题，“共同治理”理念被提出来，该理念顺应了时代要求，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重要现实意义。公众是“共同治理”理念的主体之一，从物质、制度、效率、动力和组织等方面为其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保证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救助：缘起、风险及治理

社会救助当前正面临从救助绝对贫困到救助相对贫困、从被动救助到主动救助、从社会救助不均到精准社会救助的阶段性跨越，以人工智能、互联网与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成为推动社会救助发展的重要支撑，数字化转型成为社会救助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技术应用也成为社会救助系统性风险产生的新路向，通过“工具-价值-治理”的渐进式框架予以分析，社会救助数字化转型中存在数字识别失效、数字规则异化、数字系统封闭、数字体系割裂等失灵危机。针对数字化转型中的失灵风险以及现有救助逻辑中的冗余程序，提出数字化社会救助的新流程，并通过凝聚两端资源、明确人本价值、构建开放体系以及制定统筹制度消解数字失灵危机、夯实技术运行底座，助力社会救助的高质量发展。     

"善治"与公众回应

“治理”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过程,“善治”是“治理”的有效状态。要实现“善”,需不断加强公众的群体基础、扩大公众政治参与权利、提高公众政治参与能力。“善治”与公众回应关系的探究,有着深刻的内在机理。     

作为政治行动的数据科学：基于政治正义论的考察

随着数据量的急剧增加,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数据伦理风险日益凸显。尽管数据伦理原则和数据伦理指导框架能够帮助数据科学家反思其研究工作对个人、团体和社会产生的持续影响,但这些原则不足为数据科学提供避免社会危害、促进社会正义的范式。基于技术政治性视角对数据科学技术的三个争议进行剖析后发现数据科学家已经成为参与社会规范性建设的政治行动者。因此,数字时代的数据科学困境需要超越的“四个阶段”,进而提出数字正义的实现需要对数据进行正义性的规制与承诺,同时重视数据评估工具的智能化赋能,构建技术与人文的良性互动,引导“技术治理”向“技术善治”的转型,最终实现数字治理中的正义修复,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平等性发展。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微博“随手拍”：公众参与犯罪治理的一种可行性途径

近一段时间以来，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民众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从犯罪治理角度考察，在日益强调公众参与犯罪治理的当今社会，微博“随手拍”不仅为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提供了新的方向，而且为公众参与犯罪治理提供了一种可行性途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信息化助力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研究述评

信息化是提高我国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有效锁定其提升路径是研究的重要问题。通过梳理中国知网(CNKI)平台上信息化助力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的相关研究论文,结合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互动理论,分析了基于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视频监控技术,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研究现状,得出并总结了研究同质化现象严重、质量偏低,研究成果缺乏同实践相结合,研究内容缺乏理论支撑等问题。未来应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信息化助力我国公共安全治理的顶层设计,不断探索新技术方法在我国公共安全治理实践中的应用,构建科学的推广应用体系,并以此作为未来研究的突破口。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区域公共治理

目前,我国内向型行政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的需要。区域公共治理离不开信任、对公共机构的情感及合作的意愿、公众的参与精神、公众参与网络、网络行动的规则等社会资本。这就要求发展民间组织、促进公民有组织地参与区域治理;建立社区合作网络,加强公民基层参与;推行区域政务公开制度,使多元主体在信任的基础上相互协商、开展合作。     

交往理性: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范式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有力地批判了近、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以工具理性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精英民主论,”为当代“大众参与民主论”发展提供了一种哲学话语和方法论基础。以交往理性建构的程序主义商谈民主观,其核心在于强调只有公民的有效参与,才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这种政治哲学思维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实现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具有一定的理论启迪和借鉴意义。     

以“大数据+政务服务”构建橄榄型政府的必要性与实现路径

传统政府治理面临“哑铃型”治理困境,如“两头大”,审批机构众多、执法队伍林立;“中间小”,公共服务职能弱化。“大数据+政务服务”有利于实现橄榄型政府治理,其“两端小”,行政审批提速增效、行政执法顺畅高效,“中间大”,增强公共服务职能。以“大数据+政务服务”构建橄榄型政府的基本路径是：发展数据驱动下的一体化协作平台,实现审批简而集中;打造数据助力下的综合行政执法新模式,保证执法综合而顺畅;聚焦政府数据治理,保证公共服务强而到位。     

后格拉斯哥时代全球气候正义实践的理论困境与中国抉择

后格拉斯哥时代解决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于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在于激发全球公众的责任意识共同合作来应对日趋严峻的气候环境问题,因此必须诉诸根本性的气候正义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导。气候正义的应然状态,建立在多元主义法哲学理论基础之上,正是吸纳了罗尔斯正义论、内格尔的霍布斯主义理论、世界主义理论的全球正义学说,引入历史唯物主义与能力主义的思考,同时融合了国际帕累托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才让气候正义的内涵与外延更加丰富。面对全球气候正义实践的实然困境,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致力于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家应坚持“两个共同体”思想的道德立场,以争取气候谈判话语权为宗旨,秉持两类国家区别对待的双轨思路,为解决气候正义的实践困境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反思青少年“自我异化”

人是主体性的存在。“在”是其本体论涵义,“主体性”则表征了其存在属性,即：人是一种真实自我的存在者,真实主体性是其本真的表现。对人的发展历程进行人为分割并不能违拗于人的本真。青少年阶段理应遵循这个前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技术时代“异化”的情境中,人的生存悖论凸显,理想的“子宫预设”以及“异化”的“遗传”,导致“自我异化”成为青少年的存在形态,即呈现“非真实自我”状态。建立在精神分析视角上的反思,不仅仅是再诠释与再思考,更在于解构与重构。回归真实自我是青少年存在的本真。     

德国市民社会的历史嬗变及其特点

德国市民社会历史嬗变过程为人们思考和探讨国家与社会的辨证关系以及市民社会在社会政治文明推进中的功能与意义提供了思考和探索的“标本”。德国市民社会从国家一元主义向国家与社会多元主义200多年来的演变与发展历程,具有滞后性、曲折性、坚忍性和今日的相对成熟性特征,已经变得非常典型并富有德意志特色,成为德国公民民主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国家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越来越偏重于“社会”的自我管理与控制,这种管理和控制越来越带有非政治性和非统治性的自我“治理”色彩。     

大数据在国外政府治理中的应用及其启示

国外大数据在政府治理领域的应用已有诸多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借鉴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的一般知识,本文发展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分析框架,应用到国外政府部门大数据实践中,总结出大数据在政府治理中的五种模式:服务于政府内部政策制定与执行;旨在优化市场监管;助力PPP模式;对社会组织的引导与合作;促进公民参与。然而,本文发现大数据在国外政府部门应用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一定问题。文章指出我国政府在今后的大数据实践中需要重点关注大数据开发的主体体系构建、数据开放与共享、数据开发与个体隐私保护等问题。     

镜像理论维度下的自我建构及他者认同

镜像理论是拉康理论学说的起点和归宿，也是我们理解他主体理论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拉康认为，镜像是“我”在他者中投射出来的虚幻的象征物，自我的建构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自我的投射，进而创建了具有独创性的自我理论体系。自我以镜像阶段为起点，而后通过对镜像及他者欲望的认同、语言的异化而成为一个异己的自我。     

反思理性: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

在考察公共行政发展史的过程中,本文理出了一条"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反思理性"的公共行政的理性发展轨迹,并主张以反思理性作为公共治理的理性根基。同时,本文对公共治理的动态性、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理论形态和开放性的理论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进一步确认了公共治理的反思理性。     

“互联网+”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治理:文献综述与前瞻

现有"互联网+"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研究主要聚焦该议题的基础概念、价值叙事、特征素描、经验总结、问题发现和破解路径,深化了人们对该议题的认知。然而,存量研究也存在对党的领导与公众参与公共治理不深入的问题、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价值基础以及互联网技术风险关注不到位、不透彻等问题。鉴于此,聚焦理论问题,补齐研究短板,提升实践效能,如此一来,助益"互联网+"背景下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有序和有效。     

整体性治理：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之后政府改革的新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修正,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内容包括重新整合与整体性治理方式,本文对整体性治理的兴起背景、组织基础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指出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为中心,改进了＂管理主义＂的价值倾向;以整体性为取向,克服了碎片化管理的困境;以综合组织为载体,修正了过度分权带来的弊端。     

基层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多重行动逻辑、策略分化与繁文缛节——以J县Y镇脱贫攻坚工作考核为例

绩效评估是政府行动的指挥棒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近年来一向以“结果导向”见称的绩效考核却催生了基层的繁文缛节困境。基层政府绩效评估中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与策略分化如何引发繁文缛节?案例研究表明，在程序纠偏与技术治理的背景下，三类评估主体分别遵循信息控制、避责、赋权逻辑，在策略性互动中加剧基层政府的繁文缛节困境：对于上级考核者而言，纠偏导向的强控制策略导致绩效信息的重复生产；对于下级政府而言，繁文缛节异化为避责工具，通过责任转嫁和模仿机制在政府间不断扩散；被拉入评估剧场的公众则通过评估技术获得有限却激进的赋权，官僚运作规则进一步下沉至非正式制度领域，对民意的回应流变为“为公众留痕”。     

新时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建构维度

马克思在建构其社会治理思想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视人民群众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力量,将人民监督看作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新时代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仍有其局限性,结合马克思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理论,新时代应从强化问题导向、倡导学用结合、加强社会沟通、激发基层活力四个维度出发,形成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合力,从而实现政府治理与公众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