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乡村振兴是国家的重要战略,其中人才是关键。政府鼓励“新乡贤”回乡参与乡村振兴,缓解乡村振兴人才短缺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新乡贤”作为传承乡村文明的重要力量,通过长期定居、短期服务、项目投资、返乡创业等参与乡村振兴;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引领乡村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有效治理、提升乡村服务水平等领域有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地方政府通过为“新乡贤”提供温馨的生活环境、创造良好的工作平台、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有公信力的评价体系,挖掘“新乡贤”的潜力,激发“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论乡村振兴过程中“城归”人员的“补位”功能

乡村振兴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振兴、农民的振兴和农村优秀人才的主体性振兴。面对当前农村人口“空心化”的严峻形势,推进乡村振兴亟需动员和吸引潜在的优秀“城归”人员积极返乡干事创业,充分发挥好他们投身乡村发展建设的“补位”功能,促使其切实补足乡村产业振兴、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的主体之缺。为此,一是要加强对“城归”人员的宣传教育,唤醒其主体意识,引导其真心诚意地返乡;二是要持续改善农村发展环境,为“城归”人员搭建展才、立业、建功的舞台;三是要加大对“城归”人员干事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使其在乡村振兴建设中“立得住脚”;四是要重视对“城归”人员的能力培养,使其能在乡村振兴建设中“迈得开步”。     

加强民政人才队伍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

<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坚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强调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民政工作在乡村振兴中担负着保障基本民生、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基本社会服务等重要职责。为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服务“三农”工作大局,把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加强民政人才队伍建设至关重要。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乡村振兴是一个大战略,必须有资本的硬投入。因此,资金是乡村振兴的启动引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要解决乡村振兴“钱从哪儿来”,必须坚持财政保障、金融支持、社会资本“三条腿走路”,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投入总量不断增加。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须强化党建引领

当前，无论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本质要求还是重大原则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互通共促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须强化党建引领和要素集成，放大“地”的效益、破解“钱”的瓶颈、挖掘“人”的潜能，聚智汇力共建和美乡村。     

新时代退役军人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探讨

退役军人是重要人才资源,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文章围绕近年来福建省泉州市紧密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创新性地成立了退役军人关爱协会和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互联网+N”老兵创业指导与综合服务平台,加强基层干部与“领头雁”培养等做法,对退役军人如何投身乡村干事创业、实现人生价值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分析,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退役军人更好地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与配套策略。     

从嵌入到共生：“城归”群体参与乡村振兴的探究

作为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城归”群体是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生力军。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研究“城归”群体通过政治嵌入、文化嵌入、身份嵌入和资本嵌入的嵌入逻辑来重塑乡村振兴格局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强化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功能、打造乡村振兴的文化生态情境、壮大乡村振兴的人才队伍力量与夯实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基础。然而，“城归”群体与基层政权的持续张力、乡土性思维与现代性思维的交织碰撞、乡土情结与个体利益之间的权衡矛盾、“城归”群体多角色冲突的信任危机，导致“城归”群体与乡村振兴之间存在某些“脱嵌”风险。为此，我们基于共生理论，本文尝试从协同共生单元、营造共生环境、维系共生关系和形成共生意识四个层面构建整体性共生系统，推动“城归”群体从“嵌入”到“脱嵌”再到“共生”的转型，真正赋能乡村振兴。     

乡村社会建设路径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乡村振兴背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乡村社会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居于主体和核心位置。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实施，乡村社会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性愈发凸显，而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思想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社会建设路径要素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作用亦持续显现，成为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动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乡村社会建设面临一系列功能障碍，主要包括社会组织“内卷化”、公共服务“碎片化”、思想文化“离散化”、生态环境“低质化”、社会治理“悬浮化”，给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带来严峻考验。通过加强社会组织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思想文化体系、生态环境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构建，探析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社会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重在强村富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指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多个维度系统布局、协同发力,其中“强村富民”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着力点。“强村富民”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归宿和落脚点,也是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路径。     

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质与推进思路

文化振兴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要保持乡村文化的连续性,坚守乡村文化的伦理性内核,坚持乡村文化的整体性,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实践层面,乡村文化振兴应坚持农民、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文化发展策略,即坚持农民主体,强化家庭本位,推动社区“重建”。     

乡村振兴关键是组织振兴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做好“三农”工作,关键在党,要“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实现五个振兴,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其中,关键当是组织振兴,组织振兴关键是农村党组织振兴,农村党组织振兴关键是制度创新。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没有组织振兴就没有产业振兴,更不会有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     

“村超”出圈：乡村文化振兴新力量

让更多基层群众投身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发挥乡村内生动力,启动在地化知识体系和文化传统。贵州榕江“村超”火爆现象表明,基于全球本土化和在地化视野,可以理解并尊重乡村的知识传统和文化传统,发挥基层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找到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因势利导精耕乡村体育土壤,发展乡村在地化体育,有助于推动新时代乡村体育文化长期繁荣,从而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世界观与价值观:乡村振兴的就地现代化趋势探论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再一次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推向前沿,笔者在2005年即提出的农村“就地现代化”概念也随之成为一个热词。对农村“就地现代化”的探讨面临着一个重要认识误区:混淆时间向度上的“现代化”与空间向度上的“城市化”、纵向历史尺度上的“现代农民”(现代化)与横向空间尺度上的“城市市民”(市民化)。于是,农村“就地现代化”也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市民化”“城市化”取向的“就地现代化”。虽然也有学者坚持使用农村的“就地现代化”概念,但用工业化、城市化、市民化来探讨“乡村振兴”也仍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研究取向。笔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应该从“乡村振兴道路”高度来认识,按照农村“就地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市民化“两条腿”走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因此,必须特别强调的是:笔者论及的农村“就地现代化”所研究的“乡村振兴”,其阵地是乡村、主体是乡民、主导是政府、主助是全国、主道是就地实现的现代化、目标自然是城乡统筹的全国全面振兴,而不应该只用工业化、城市化、市民化的单一取向来谋划乡村振兴。     

法政策学视域下乡村教育振兴的制度需求与立法构造

乡村教育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发展能力建设与乡村文明建设的制度承载，从“政策引导”到“法律跟进”的顶层设计应当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发展逻辑，法政策学则为法律跟进乡村教育振兴提供了方法论。在法政策学视角下，对“目标—工具”的政策模式与“权利—义务”的法学范式进行有机整合，以受教育权保护为立法起点推进乡村教育振兴的法律机制落实。通过制定篇章结构为总则章、农村学前教育章、农村义务教育章、农村职业教育章与法律责任章的《乡村教育振兴条例》，明确乡村教育振兴的概念意涵、权利义务主体、立法目的、主要制度、模式与程序等基本规范要素，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建构助力乡村教育振兴的多元规则体系。     

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宜兴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宜兴市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乡村振兴就是宜兴振兴”理念,多措并举强基础、补短板、创特色,努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连续三年在全省乡村振兴考核中位列县(市、涉农区)第一等次。     

乡村振兴中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与共同富裕效应

乡村振兴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在多大程度上振兴,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产生多大影响,要看能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业已形成的城乡过大差距,改变农村的弱势化、边缘化状态,以及提升农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和能力。由于简单的、一般化的“经济—社会政策支持”难以解决那些已经和仍在边缘化的中西部农村的振兴问题,要实现其振兴,必须有韧性地介入,实施有韧性的政策和培植农村的韧力。在此背景下,中西部农村的振兴发展特别需要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因为它是以乡村振兴为本、促进乡村韧性发展的政策,旨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提振乡村人气和改善社会生活。它同时还是政策群,包括县域经济的振兴发展,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发展,以及其整合发展,进而促进乡村的共同富裕。     

三亚吉阳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正>三亚市吉阳区坚持党建引领,探索积分制创新乡村治理模式,激发人才活力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在乡村开启“景区时代”,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打造了博后村、大茅村、红花村等远近闻名的乡村振兴“样板村”。近年来,三亚市吉阳区坚定不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和海南省委、省政府关于打造“自贸港乡村振兴样板”的决定要求,蹄疾步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以实际行动践行“老乡”嘱托,探索出独具吉阳特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聚力打造乡村振兴人才“生力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强调:“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吸引包括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在内的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淮安市淮安区将乡村振兴纳入党委人才工作总体部署,坚持把人才工作和乡村振兴相融合,努力盘活乡土人才资源,推动乡土人才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人才“生力军”。     

基层人才服务平台在乡村振兴中的实践研究

乡村人才匮乏、后备人才资源不足,是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乡村振兴需要更多懂农业、懂技术、懂市场的专业人才参与建设。由于各类因素的限制,目前许多乡村振兴政策和举措多以上级政府牵头,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存在无法因地制宜、可操作性差的缺陷。文章旨在通过研究如何全面激活乡村基层人才服务平台的作用,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最大限度发挥人才第一生产力,形成“人才+产业”的创新创业孵化综合平台,全面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     

数字金融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正>数字金融是金融和科技深度融合产生的金融新业态。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数字金融是数字乡村的重要内容。数字金融打破了传统金融的经营模式，增加了金融服务的可选择性，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多层次、宽领域的金融服务，使金融资源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我们要大力发展乡村数字金融，强化农村金融供给，夯实金融科技支撑，聚焦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中的痛点难点，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