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阐释

"大同"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理想的最高境界,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源头,但"大同"蕴含家庭伦理本位思想与产生于西方人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有明显的文化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两种理想社会模式的对话提供了理论支点和实践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从文化源头打通中国家庭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文化基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解读"大同"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物质基础、制度构建走向文化认同的历史发展规律。     

法治的精髓是自由与权利——兼论“民主价值论”的缺陷

当代的中国人以及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国际人士,都已经注意到,伴随着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注定了要实现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在这个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面前,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王法“观念,来自于苏联30年代维辛斯基模式中的“阶级论”以及二者相结合产生的“国家本位”、“官本位”、“义务本位”,正在受     

海外侨胞“隐形在场”对侨乡村庄共同富裕的影响——以R村社区福利非商品化为例

如何从社会福利角度推动村庄共同富裕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高度关注的焦点。本文从海外侨胞“隐形在场”的角度切入,基于社区福利非商品化、伦理本位等理论,通过侨乡R村的田野调查,运用案例研究方法,构建海外侨胞“隐形在场”、社区福利非商品化与村庄共同富裕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海外侨胞“隐形在场”对侨乡村庄共同富裕的影响方式与过程体现在：通过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关系资本的嵌入,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增进村庄社会资本积累,进而提升农村社区福利非商品化程度,促进村庄共同富裕。产生影响的动力源自海外侨胞深受伦理本位、差序格局等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影响结果是促进了低收入阶层社区福利非商品化,促进村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村庄主体性是海外侨胞“隐形在场”影响侨乡村庄共同富裕的重要调节因素。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侨胞群体这一新角度,拓展了已有案例研究的新视野,为海外侨胞“隐形在场”与侨乡村庄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新时代中国“粉丝”文化的伦理表征与“濡化”路径

进入后亚文化时代，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青年亚文化理论范式逐渐丧失解释力。立足中国本土实践可以发现，当下中国“粉丝”身上表现出典型的伦理特性，即融合与离散的主体性伦理、陌生与亲密的亲缘性伦理以及游走于“丧”与“燃”两种情感之间的国族性伦理，但也存在着主体性、文化性以及交往上的伦理困境。对此，可借鉴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濡化”概念，从父辈与子辈的代际濡化、主文化与亚文化的文化濡化以及传统与现代的价值濡化出发，引导中国青年亚文化群体走向正轨。     

传统文化中“半私”、“半公”的互相缠结及其必然走向

同西方人一贯提倡个人本位的文化思想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倡导社会本位；这是一个“文化黑洞”，其中的“半私”、“半公”的缠结’，时常表现为一种民族性的巨大心理定势，以万应之力，承受各种改革、革命的冲击。而安之若素，守旧依故，使历史的发展不是停滞，就是在原地兜圈子。     

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其内在人文结构体系由三类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要素组成:本位化的市民社会、法治化的竞争性市场和必要性的契约政府。这三类要素决定了市场经济制度完善时期政府与社会互控关系类型是社会主导控制政府型,即“小政府,大社会”。为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强化社会对政府的控制,优化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可见,市场经济发展对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彻底革命性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机结构及其内在逻辑

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生成过程中,以血缘家庭为出发点,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以性善为逻辑起点,生发出血缘、情感、入世三个重要的内容结构要素。家族的血缘情感是一切道德情感的源泉,从"亲亲"向"亲人"推演,推己及人,于是在传统文化精神生成的有机结构中,突出了血缘本位和家族本位。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模式中,以儒家的入世为主流建构起积极的人生态度,以道家的道心和佛家的佛性为补充,构建起人生的退出机制,从而使得传统文化精神的主体结构各要素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并实现了文化精神上的自我生成和自给自足。     

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

“税收国家”的概念是财政社会学者率先提出的，我国从传统财政模式向税收国家的转型，是近代意义上的产物。从晚清开始，我国的税制结构从以农业税为主体向以工商业税收为主体转型。作为后起国家，税收法定原则与预算法定原则并行不悖，是不是一定要先经历“税收国家”才能发展成为“预算国家”，还有待检验。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

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将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进步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契约关系打破"身份制"的藩篱是这一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从人民公社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变,实质上也使农民摆脱了身份的束缚,进入契约的整合,并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巨大进步。以史为鉴,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正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可为当下社会结构整合实现效率与公平上的兼顾提供理论借鉴。     

从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看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逐渐解体,新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逐渐形成。在这个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相互争鸣,提倡“中体西用”者有之,呼吁“全盘西化”者有之,坚持“中国本位”者亦有之。尽管见解不同,看法各异,但这些思潮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今天,我们正在努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很有必要回头看一看过去,特别是看一看中国近现代历史,重新思考一下波澜曲折的文化转型过程,重新审视一下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为此,本刊特邀请5位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围绕“中国近现代的文化转型”这一主题,抒发自己的看法,希望这一讨论对于今天发展先进文化的宏伟事业能够有所助益。     

论传统政治积弊的历史启示——以梁启超“群治”濡滞论析为中心

封建时代,以王权统治为表征的专制政治是长期阻滞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模式改革与发展进程的重要根源。近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面临破除传统政治积弊的历史任务。梁启超通过对中国传统“群治”体系中权力本位逻辑、官僚体制结构以及重“术”轻“道”思想等问题的揭示与批判,深刻分析总结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濡滞背后的“天然因素”与“人为因素”,能够为当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鉴往知来提供助益。     

多一份理性色彩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是在以血缘、家族、仁义为本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重伦理轻法治、重整体轻个体、重传统轻创新的特征，尤其在价值判断上，以情感为机制，以好恶为标准，排斥理性的文化倾向十分鲜明。因此，情感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判断的主导地位，理性往往是次要的或从属的。这种情感文化以“发乎情，止乎礼”为原则，以“感动”、“感人”为目的，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方法，有浓厚的情感思维、形象思维的色彩。相反，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其代表人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则完全崇尚理性思维，在他们那里，…     

“全球伦理”与“文明冲突”

1993年9月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上发表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希望能在不同化传统中找到某些维护世界和平的伦理原则，找到“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非常重大的课题。对此本提出四点看法：寻求伦理观念上的“最低限度的共识”很有意义，因为人类在伦理问题上必定有其共同的方面，必定存在可以为不同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寻求“全球伦理”需从各个民族化传统中吸取资源，在尊重各民族化传统的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发掘和利用有利于构建全球伦理的思想和观点：寻求“全球伦理”必须关注当今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如“和平与发展”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等；“和而不同”应是寻求“全球伦理”的原则，此原则不仅对消除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战争有正面的积极意义，而且亦是推动各国家、各民族化健康发展的动力之一。     

论“五·四”爱国精神

不能否认,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爱国运动;同样不能否认,五四运动并不仅仅是一次一般的反帝爱国运动,而是带有启蒙意义的救亡运动。但长期以来,对五四爱国精神的理解和研究却存在着一种简单化倾向,只强调前者,而忽视后一点。事实上,正是启蒙的救亡,使五四爱国精神有着比前如“变法图存”的维新运动和“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更为复杂的思想内容,因而突破了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而五四新文化先锋们之所以能超越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更深层的原因是他们变传统的伦理国家观为契约国家观,变循环历史观为单一直线发展历史观。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能力本位”构筑

看一个政府是强还是弱，从一定意义上说主要是看这个政府的能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在于“能力本位”构筑。（１）地方政府能力本位构筑对社会发展的联动影响。“能力本位”解放和发展人；“能力本位”支撑２１世纪中国的发展；“能力本位”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力本位”构筑和谐的人际关系。（２）地方政府能力构筑中的现实阻抗力。“官本位”的阻挠、“权本位”的抵抗、“关系本位”的破坏。（３）地方政府能力本位构筑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政府是什么、政府干什么、政府如何干，以及公务员的角色转换。     

中西方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及其融合趋向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以群体为本位的整体主义,而西方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主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两种文化价值取向在某些方面有互相融合的生长趋势。一是现代民主的发展取向———科举与选举的融合;二是现代治理国家的制度取向———礼制和法制的融合;三是现代国家权力制衡结构的发展取向———五权分立制;四是科学研究方式上的革命———"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融合;五是协同性思维的产生———整体性思维与个体性思维的融合。     

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整体主义特质及其时代价值

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具有整体主义特质。这种整体主义特质,在经济层面根植于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物质生产方式,在制度层面生成于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家族制度,在文化层面衍生于以"孝"为中心的社会伦理结构。同时,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也展现为以整体主义为指向的价值原则,其中,"仁"和"礼"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充分彰显了群体本位原则;"公私之辩""义利之辩"和"群己之辩"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体系的主要矛盾和基本侧面,则分别呈现出尚公、崇义、贵群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但构成了整体主义特质的价值要义,也为新时代中国塑造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伦理秩序,增进公民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乃至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进而凝聚中国力量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契约伦理与社会公仆意识

自由、平等、民主是契约伦理的实质内涵,运用契约伦理的视角去解读公仆意识,旨在使错位的“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得以理顺,再现政治文明的美好前景。加强社会主义契约伦理文化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建设,一是要实行民主选举,二是要依法治国,三是要健全监督机制。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历史与逻辑北大核心

习近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要论断,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结合”思想的全新认识,是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指导方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有着积累演进的历史过程。“一个结合”是“两个结合”的前提基础,“两个结合”是“一个结合”的拓展深化,两次结合共同致力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以认清和把握中国发展具体实际为立足点,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切入点,以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落脚点,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略论传统行政伦理的现代转化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德治为本”的社会,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光辉的行政伦理思想和丰富的行政伦理实践,其作为一种道德资源在现代公共行政管理中仍有其重要的价值。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的行政伦理思想不能满足现代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的要求,需要对之进行现代的诠释和整合,促进其现代转化,方能成为现代公共行政的基石。具体来说应该从伦理精神、伦理生活和伦理制度等三个层面来探讨传统行政伦理的现代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