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赦免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死刑赦免制度是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途径。我国古代死刑赦免适用范围较为宽泛。我国宪法规定了赦免制度,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提及了赦免。从1959年至1975年我国总共进行过7次特赦,之后没再实施过。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权保障、政治昌明的今天,构建死刑赦免制度不仅必要而且切实可行。     

在我国构建死刑赦免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对于死刑的态度将是保留并尽量子以限制。随着公民人权观念的普遍增强，刑罚轻缓化的潮流将日益为公民所接受，死刑的大量存在确实带来了诸多不和谐的声音。本文指出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制度，在当前情况下设立死刑赦免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我国赦免制度的激活与完善——基于限制死刑的思考

限制、废除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刑法制度改革的趋势,在我国目前废除死刑的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严格限制死刑应是理性的选择。赦免以其特有的刑事政策功能对于限制死刑的适用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激活并完善我国赦免制度对于我国死刑的限制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应当依据国际人权公约完善赦免制度,其内容包括完善立法体例、赦免程序、赦免对象、赦免条件等方面。     

美国行政赦免制度及其对死刑执行的限制

赦免是各国以外在于司法制度的方法干预司法的一项制度.美国行政赦免制度是美国行政干预司法的制度.美国联邦和部分州保留了死刑,其行政赦免在限制死刑执行中曾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行政赦免在限制死刑执行中的运用已变得较为少见,但其仍是一个有效的限制死刑执行的制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死刑赦免制度研究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与国家庆典活动相关的死刑赦免制度值得关注与深刻反思。我国死刑赦免制度的诸多缺陷,严重影响其刑事政策功能的正常发挥,而和谐社会呼唤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死刑赦免制度在中国的践行。为了坚持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我国应当从立法模式、实体法和程序法等方面,加强我国死刑赦免制度的立法完善。     

论我国赦免制度的完善

正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宽严相济取代严打的社会背景,依法治国深入发展的法治背景下,赦免这一话题重新受到理论界关注,也不断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我国关于赦免制度只是在《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中有零星规定。具体而言,我国赦免制度的法律规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从赦免种类看,我国目前有明确的宪法依据的仅特赦一种;二是即便特赦,宪法也是点到为止,只规定     

论我国赦免制度的完善

我国关于赦免制度只是在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中有零星规定,这种立法现状在法治日益健全的今天几乎注定了其被悬置的命运。完善我国的赦免制度,首先要从实体上丰富赦免的种类,包括大赦、特赦、赦免性减刑和复权四部分。其次要从程序上予以完备,以保证赦免制度的规范运行。在特别赦免中,死刑案件特别赦免程序值得专门研究。关于赦免的立法模式,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制定一部专门的《赦免法》,明确赦免实施的各项实体和程序条件,比较科学可行。     

论中国赦免制度的法典化

河北省政法委颁布“大赦民企原罪”的《决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对其合理性作出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本文认为赦免应当依法而行,我国赦免实践的无序,源于赦免制度的缺失。作者从现代赦免制度的特征谈起,评析我国赦免制度之不足,提出赦免制度法典化的建议,并对中国赦免制度的适用范围、原则、程序、效力进行了初步的构想。     

试论我国现行赦免制度之困境

赦免,作为一种减免刑罚的制度在古今中外的法律体系中一直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最早是作为君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的,我国历代君主都注重利用其彰显帝王恩德、安抚民心、维护社会稳定。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的健全和对人权的维护,现代赦免制度逐渐演变成统治者用以调节利益冲突、平衡政治关系以及弥补法律不足的刑事政策,世界各国大都强调对赦免的运用。但赦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的确定性,因而受到反对者的抨击。就中国而言,自1975年3月19日以来再未动用过赦免。我国在立法上虽未将赦免制度废除,但在适用上却将其束之高阁。本文拟从我国现行赦免制度的立法、实施情况等方面来探明我国赦免制度为何出现目前的窘境。     

海峡两岸赦免制度比较

赦免制度的研究对处理涉台法律关系有重大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两岸的赦免法律问题,对大陆及台湾地区赦免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评述,并提出相关立法和实务操作建议.     

死刑裁量应介入非理性因素的考量

死刑无论从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都已成为世界性的话题,其中最热门的当属死刑的存废问题,而对死刑适用的事实或法律依据的具体考量相比甚少。最高人民法院将死刑复核权依法收归之后,死刑裁量的尺度和机制等问题在兑现和落实和谐社会与宽严相济等社会政策背景之下又一次成为社会问题的聚集点,突出表现在受害人的过错与死刑的关系、民意对死刑的影响等问题上。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主观方面的研究局限在人的心理认识和意识层面,鲜见情感和情绪要素的考察。实际上,情感因素是许多恶性案件的祸首,民意对死刑案件的干预也受情绪所左右。本文拟借鉴哲学和心理学理论对非理性因素生成的心理机制及其在死刑裁量中的法律意义进行尝试性探索,以期重构非理性因素在刑罚裁量中合理地位。     

削减死刑罪名的价值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削减13个死刑罪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价值根据,因而备受关注。在当前背景之下,国家立法机关削减死刑罪名的立法举措意义非凡。该举措表明国家决策机关在死刑问题的认识上向曾有的理性、冷静态度回归,对于推进死刑制度改革有着积极的作用;该举措也是对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积极贯彻,有助于我国刑事法治的进步;该举措体现出国家对公民生命权利这一基本人权的充分尊重,有利于促进社会治理机制健全和我国社会的文明进步。     

我国台湾地区死刑程序控制介评

我国台湾地区仍然保留死刑,但近年来呈现逐步限制死刑适用的发展趋势。在死刑案件的程序控制方面,台湾地区法律就死刑案件的管辖、辩护、救济、执行等内容作了专门规定。这些规定既有完备之处,也有不足的地方。对台湾地区死刑案件程序规定的分析、评价,可供我们在进一步完善大陆地区死刑案件程序控制问题时加以参考、借鉴。     

职务犯罪死刑立法之检讨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职务犯罪案件适用死刑的规定过于严苛,这不仅与世界刑事法律废除死刑的一般发展趋势相悖,而且也无益于从源头上加强对于职务犯罪的控制和治理.基于刑罚人道主义的考虑,结合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并参照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做法,我国应当逐步取消刑法对于职务犯罪的死刑设置.     

死刑适用基本标准之统一——中国死刑发展一种可行视角

当今中国死刑严格限制或废除之路由于与民意发生极大抵触似乎已然陷入了瓶颈状态,而中国《刑法》分则和司法实践对死刑适用基本标准之长期悖逆恰为我们避开民意这一雷区,从立法技术和司法适用自身探寻现阶段死刑严格限制之方法,以便在无震荡或最小震荡情况下达到严格限制死刑之目的,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视角。     

我国死刑立法技术对刑罚效益规律的误读

我国死刑的立法技术实质上扩张死刑,形式上却隐藏死刑总则以貌似限制死刑的法文,放宽死刑适用条件;分则以罪名变更、罪状重组的方式,使死罪数量明减实增;死刑个罪或扩大罪状外延、缩小其内涵,以扩大覆盖面,或以援引、分割、转化、竞合的方式隐藏死刑。扩张死刑源于对刑罚效益规律的误读,降低了刑罚配置的整体效益;隐藏死刑源于轻刑化的外围压力,降低了死刑自身的效益,最终陷入了死刑＂越限制越泛滥＂的怪圈。     

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若干问题反思

死刑执行程序对死刑适用的限制以及人道精神体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死刑执行程序在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前同近亲属的会见、死缓制度、死刑执行的变更、检察监督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应当强化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前同近亲属的会见规定的法律效力、将死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的前置程序、规范死刑变更执行的条件以及强化人民检察院对死刑犯尸体处理、停止执行死刑的监督。     

浅析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与处罚

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关于诉讼欺诈行为研究意见的多元性使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与处罚陷入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尴尬局面,诉讼欺诈行为侵犯了国家司法审判制度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应通过增设新的罪名予规制.同时,对于诉讼欺诈行为,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调整相互协调与统一必然可以保证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处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