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中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多元协同共治、平等协商的过程。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力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目标和要求下,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日益显著。然而,囿于政策、体制和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等多重阻滞性因素,社会组织与政府在合作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障碍。要破解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功能输出的难题,需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于政策制度、社会支持、社会组织自身参与能力及协同共治机制的层面形成合力,综合施策,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对温州社会组织的调查分析

在创新社会治理大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障碍主要表现为:社会共治理念的缺失、社会组织自身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不足、社会组织扶持政策乏力,以及社会组织管理力量不到位与党建工作力量薄弱。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需要做到:一是树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社会治理新观念;二是拓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三是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四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五是凝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合力。     

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行动取向与实现机制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维度,是创新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关键抓手。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由党委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向党委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参与模式转变。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是要厘清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的制度框架、加强顶层设计;二是要瞄准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立足国情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方向;三是要探索中国特色市域社会治理机制,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信息化、智能化、网格化和专业化水平,即要优化市域社会治理常态化和精细化治理机制、强化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与网格化治理机制、完善市域社会治理专业化与多元化协作治理机制、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系统化联动机制与社会矛盾化解治理机制建设。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则成为纠正"失灵"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参与社会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应加强制度建设,破除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壁垒;强化分类治理,创新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实施增能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推力;助力协同共治,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基层社会治理中社会组织作用发挥情况调查——以乐山市车子镇老年协会为例

中国的社会组织经历了从管控到发展的历史阶段,农村老年协会作为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一员,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乐山市车子镇老年协会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和社会背景中,担任"四大员"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从而使自身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性空间和较强的行动能力。基层政府需要加大扶持和培育老年协会的力度并推动与老年协会的协同共治才能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社会治理体系的要素构成与治理效能转化

社会治理体系是由主体—规则—机制—目标等四个要素构成的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其中,治理主体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主体及其在一定规则下形成的职能职责定位和网络关系结构,治理规则指社会治理体系运行应遵循的规律和法则,治理机制指治理主体间协同的运行机理、方式、方法,治理目标指社会治理的价值愿景与追求。这四个要素相互作用,其健全程度直接决定社会治理效能的高度,相互之间的耦合与互动程度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达成度。我们党在推动社会治理进程中不断根据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调适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质的社会治理制度优势。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会治理的"全景式"领导,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坚持和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构建社会治理规则体系;坚持和完善"四化互动"的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坚持和完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把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能。     

刍论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有效选择。各自为政作为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治理常态，存在协同乏力、治理内卷、资源浪费等弊端。提升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治理效能，需要通过发动公众参与、聚焦治理方式、构建互惠机制、创造议事条件等做法，着力打造一种有效的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共同体模式。确保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挥作用，应突出长效机制的构建。     

理念、 机制与路径:社会治理格局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现状"存在着巨大偏差。精准扶贫工作面临政府行政一元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欠缺、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精准扶贫治理的理念、机制与路径三维向度,重点阐释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精准扶贫要坚持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从而满足贫困群体更高层次需求,完善扶贫法律体系,打造"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培养职业扶贫队伍,推动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建设。     

以社会组织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析论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确定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社会组织协同社会治理能力的必要性日益凸显。社会组织是国家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治理职能,但目前无论从外部发展环境还是从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状况来看,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都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为此,要从合作机制、支持体系、运行机制、保障体系、监管体系等五个方面继续深化改革,以社会组织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内蒙古草原牧区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是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期,内蒙古草原牧区要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正视自身在社会治理方面所存在的差距和问题,进而从诉求吸纳机制;多元主体共治机制;牧民自治机制;绩效管理机制多方面着手创新社会治理机制。     

社会治理制度效能提升的三个着力点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显著优势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中的三个关键要素,党的领导、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是将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主要着力点。应以基层党建为抓手,不断提升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领导力与组织领导力;以协商机制建设为突破口,切实发挥社会治理中民主协商的整合作用;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为原则,落实科技对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这些举措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将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制度走向更加成熟和定型。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不仅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提速提供了基础性制度支撑、公共政策导引与内在动力支持,而且其日臻完善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为揭示和诠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重要性与可行性提供了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其传播体系的内在表达。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厘定、路线图及时间表的确定,为其实施路径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就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眼点;以破解"五最"难题为抓手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以"四个精准"对接为效度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以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为动力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点;以治理考评结果运用为基准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加速点。     

我国市域社会治理发展的特征、挑战与路径

自2018年正式提出市域社会治理概念以来,市域社会治理在构建知识体系、完善制度体系和实践创新探索上取得了进展。通过观察五年来市域社会治理发展历程,发现其具有一定发展特征,在国家主导和外部环境推动下,学术研究与制度设计同向而行,市域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不断创新向前推进。然而在建设和发展中仍然存在治理的内生性、整体性、知识性以及数字化等不足。为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需要在把握基本特征或规律的前提下,不断调适对市域社会治理及其发展的理论认识,加强多元主体参与的体制建设,有序推进数字化转型,增强治理整体性,形成发展合力。     

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秩序发展与活力培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制治之旅",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在秩序发展方面,要聚焦制度优势,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制度执行力、创新人才制度和协调多元秩序,更好地发挥政府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和专业秩序的功能,增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效能;在活力培育方面,要促进"四化"协同,不断推进社会化治理、法治化治理、智能化治理和专业化治理的协同,激发社会治理共同体成员的活力。只有全面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处于"序""义""利"交汇点上"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提高制度、政策服务供给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匹配度,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终实现人的共生共在。     

开创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

我国社会治理,基本遵循了从"社会管理"到"共建共治共享"跨越的创新逻辑,但在现实中,治理"瓶颈"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治理结构没有跟上实践发展、治理主体关系没有及时法定化、治理过程不够协调、治理规范不够完善。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将在体系、机制、制度等三个方面并进,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体系、创新化解社会矛盾的共治机制,完善民生获得的共享制度,从而开创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     

群团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客观趋势、逻辑进路与机制建构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群团组织实现现代转型,由凸显行政性的政治功能转向兼顾政治功能与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功能。参与社会治理是群团组织重塑功能的根本路径,它因应了社会治理对群团组织的时代要求,是破解当前社会组织发展困境、促成协同治理结构优化的实践需求。群团组织的功能重塑也使之形成特殊的参与进路:以合作平台的创设与搭建优化社会治理的组织逻辑,以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再造增强社会治理的主体能力,以群体利益的代表与整合促进社会治理的利益共识。这种逻辑进路要求群团组织与政府、社会组织和所联系群众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关系确认,具体表现为群团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协同互促机制、与社会组织的协作互补机制以及与所联系群众的协调共融机制。     

公共危机治理的跨部门协同机制研究

受公共管理体制中传统文化、组织形态和制度缺失等因素制约,中国现行危机管理体制没有构建起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导致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出现反应迟钝、效率低下、多元主体配合协调差等问题。为此,需要设立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决策机构,完善覆盖全过程的问责机制,搭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信息平台,培育多元共治、合作信任的政府组织文化,实现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目标整合与资源共享,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危机事件的整体效能。     

以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当下,我国正面临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矛盾与问题交织叠加、社会需求升级、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等复杂形势,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依靠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遵循。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加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基层协同治理、国家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建设,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调适性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及其解释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既是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为实现基层善治,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层改革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技术治理,呈现出灵活性、自主性、适应性显著特征。与常规治理、专项治理相比较,这种治理行为可称为“调适性治理”。它是以民众需求和问题为导向,“一核多元”主体充分发挥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协同优势,注重社会秩序与活力相统一的治理机制创新。调适性治理凭借其治理手段灵活性、治理主体合力性、治理资源统合性,弥补了自上而下行政化治理难以适应组织内外部环境复杂动态的限度。这促使治理体系更好地进行动态调适,充分激发党领共治动力,提高基层治理效能以及善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