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地缘政治变迁与中国崛起的安全环境

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环境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问题。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是否有利,首先取决于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地缘安全环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与国家安全利益紧密相关,东北亚地区的中国崛起是不可遏止的必然过程,同时也是极为艰难复杂的过程,大国崛起必然也面临着“崛起困境”。哪些地缘政治关系和安全环境构成了“崛起的困境”,就成为东北亚安全环境中中国崛起的战略问题。     

北极地缘政治竞争的新特点

随着北极的气温升高和海冰融化,北极资源的规模化开采和北极航道的商业运营逐渐进入操作阶段。这些变化促使北极国家进一步重视北极,进而引发对北极的争夺。北极地区因此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热点之一。在北极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基础上,受冷战后国际政治民主化进程影响,众多国际政治行为体积极参与北极事务,致使北极地缘政治关系日趋纷繁复杂,北极地缘政治竞争兼具传统性与新特点。     

亚非复兴进程与世界地缘政治演变

当代亚非复兴进程,其实质是近代以来亚非地区各民族追求独立与复兴进程的历史延续,是亚非发展中国家希望实现国际体系更为平等、公正发展,实现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平等交往的当代发展.中国和非洲同时开启复兴进程,并在这一进程中加强团结与合作,成为新世纪国际政治领域的重大事件,由此导致世界地缘政治出现结构性变化的新趋向,其历史意义与影响已开始逐步显现.中国、非洲和西方国家应以全新的思维、政策和方式寻求跨区域的多边合作,以共同推动非洲的和平与发展乃至更具广泛意义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国际关系研究也应从观念、理论和政策等多个层面来积极回应当前世界地缘结构的变迁趋向.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刍议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是调整、影响国际关系的两种不同形式, 并随国际环境条件变 化交互作用, 服务于国家利益。地缘经济学是地缘政治学的向前发展。冷战后, 地缘经济安全在国 家安全利益中地位不断上升, 已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     

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地缘政治影响

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仅以地理位置来探讨政治经济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赋予地缘政治新的内涵,一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大大超越了传统地理上的边界。东南亚处于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东盟长期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政策,域外大国在该地区争相扩大其存在与影响。东南亚经济最近10多年实现长期稳定持续的发展与增长,其意义远远超出经济本身,将对该地区乃至亚洲新的地区秩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经济体量来看,东盟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且经济增长率维持在6%左右,是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之一,在如今大国关系紧张的环境下,东盟成为各国积极合作的对象。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东南亚是大国博弈的焦点地区,东盟在过往的"大国平衡"战略中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应对大国关系的智慧。     

回望西域:地缘政治变化与中国的安全

随着冷战结束之后地缘政治的急剧变动和全球化进程与中国改革开放速度的同时加快,西域越来越成为对中国有着重大战略利益的地区.我们还来不及对所有与西域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只是强烈关注西域在安全、能源等领域对中国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坚信,制定一项考虑周全的西域战略应该进入政策研究者和决策者的视野.     

中国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边疆邻国众多、民族多样、文化多元,地缘政治与周边环境复杂。在深度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相互镶嵌,安全互依互保。随着中国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复杂多元,互为关联,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涵盖地缘、认同、利益与网络等不同安全场域,并融入周边安全、国际安全与人类安全之中。在新形势下,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与新难题,只有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促进国际与国内相涉行为体之间的协同共治,加强边疆跨境非传统安全全方位、多层次的体系性治理,才能有利于推进维护总体国家安全。     

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

苏联解体后,中国和俄罗斯在各自的改革和建设中取得不同的成就。两个相邻的大国存在许多共同特点和互补性,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中俄两国之间逐步形成新的地缘政治关系。双方应共同努力探索合作方向和共建新的世界秩序。     

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与地缘政治研究的未来

批判地缘政治学通过对传统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和思想史的反思,特别深刻地批判了传统思想中的物质决定论倾向和西方中心视角,强调道德规范和人文关怀在地缘政治研究中的重要性,拓展了研究思路和范围,为地缘政治研究的未来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在体系建构和部分课题研究上批判地缘政治学还存在不足。     

地缘政治与美俄关系--从乌克兰大选解读冷战后美俄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因素

地缘政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经久的话题.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对抗模式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一度沉寂的地缘政治思想又回到了国家战略思维的前沿.在一个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时代里,基于地缘的战略思考成为国家制定其大战略的关键.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本文试图对冷战后美俄关系进行再思考,从乌兰克大选的视角审视美俄间的地缘性冲突及双边关系未来的可能性走势.     

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     

“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 网络安全挑战与治理

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政治安全观

安全是一个国家最首要的关切,只有在对国家的安全需求和安全观念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分析和解读国家的行为和理解国际政治现象。传统地缘政治学有着独特的安全观,即对于"空间安全"的关注。但是在当今时代,受到全球化所裹挟的各种因素的冲击,传统地缘政治安全观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由于全球化时代空间性质的变化和安全内涵的拓展,新地缘政治安全观应当是在充分关注大空间范围内的安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综合的安全观。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理解新地缘政治安全观,有利于更好的实现特定空间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合作。     

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架构与中国的策略思考

在东南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存在3个层次的合作机制。东盟主导下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深化缓慢,执行乏力,主要扮演着合作的倡导者和规划者的角色;成员国间的双边或多边小范围合作机制是东盟合作计划的实施者,但合作领域单一,能力有限;区外西方大国主导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相结合,发展迅速。这3个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竞争。面对东南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的独特架构,中国需进行策略思考。     

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研究

近年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机制呈现“碎片化”特征,数量众多、不成体系、互不连属,造成了机制拥堵和功能重叠。南海多边合作机制“碎片化”和未形成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东盟声索国和域外大国这三类行为体各自牵头的机制多元共存,并对“谁的多边安全”“什么样的多边安全”“如何建立多边安全”这三个问题作出了各自的回答。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可将正在谈判中的“南海行为准则”作为“机制融合”的核心;同时,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一些原则、“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倡议融合到“南海行为准则”制定中;需要从高度紧迫且三类行为体尤其是中美都愿意合作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着手,并从已有的南海及其毗连海域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案例中获取经验。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相关国家应坚持四条基本原则：南海沿岸国寻求与域外大国的良性互动;打击跨国海盗和恐怖主义须作为优先选项;将提升海上能力建设作为重点;推进海洋环保和渔业资源管理的多边合作。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东北亚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及合作模式

冷战结束后,传统安全在国际关系中的极度优先地位相对下降,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日益凸显。由于非传统安全拥有行为主体多样化、价值主体多层次、跨国性和嬗变性以及强调安全的合作性等特点,国家在该领域更易于达成合作。具体到东北亚地区,所涉及的问题领域包括金融危机、能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非法移民、流行疾病等。尽管目前该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制度化程度还不高,但由于各国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方面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东北亚国家必将通过现实可行的制度设计来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紧密合作。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nd with Asia: towards a pragmatic turn in the EU’s security policy?

ABSTRACT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first EU-Asia Strategy in 1994, there has been persistent scepticism about the EU’s ability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Asian security. Yet, since the release of the 2012 Updated East Asia Policy Guidelines, the EU has declared its intent to make greater practical contributions to Asian security. Against these premis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flect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EU’s security approach to Asia,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analysing to what degree, it represents a continuation or a departure from former EU policies in the region. In scrutinising these development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n light of the strategic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in Europe and in Asia, the EU has started to revise its security approach to the region in more pragmatic terms. The pragmatic character of the EU is seen as looking into the changes of the content of the security discourse, which appears increasingly depoliticised and, into the new practices of cooperation, which unlike in the past, seek to empower local actors, are sensitive to local needs and, call for greater security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EU and Asian countries, to cope with regional and global challenges.     

新中国70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认知、内涵与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国内外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实现了由传统安全观向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演变,显著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安全内容认知和安全维护手段三个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安全方面频繁推出新理念、新方案和新举措,中国的安全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安全影响日益增加。在安全观方面,中国先后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亚太安全观等理念,实现了安全观的变革与创新。安全环境研判方面,对国内安全的认知更加全面系统、对周边安全的认知更加统筹协调、对国际安全认知更加注重“中国作为”;安全内容认知方面,认知内容日益丰富,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安全维护手段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和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回顾新中国七十年国家安全观的演变,历经安全实践的锤炼,已经形成了一些基本经验,主要体现在安全环境研判需考虑内外因素并注重其联动性、坚持核心安全需求的底线和安全维护手段要以和为贵、文攻武备。展望未来,其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观要注重安全需求与安全能力之间的平衡,将安全能力建设视为至关重要的任务,不断促进安全维护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