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范式与中国法理学的"理想图景"

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理学的研究概括为“现代化范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现代化范式不能简单地否定,它是中国现代化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30年法理学的发展存在着三对基本矛盾,即政治与学术的矛盾、普适性与本土性的矛盾、研究法律与尊重法律的矛盾。进入21世纪,中国法理学研究应当实现从过去简单地将西方作为中国法制和法治建设的榜样、楷模或标准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向关注中国问题、用中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研究方式的转变,确立中国法理学研究的中国意识。     

新时代下的新思考:张晋藩先生对中国司法文明史的探索与贡献

一、范式与方法的转变:从《中国法制通史》(10卷本)到《中华法制文明史》(2卷本)再到《中国古代司法文明史》(4卷本)众所周知,张晋藩先生是新中国法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主编的《中国法制通史》(10卷本)是法史学领域的扛鼎之作。近年来,张先生的学术思考呈现出一个理论范式的转换,即将思考的重心由具体法律制度转移到法制文明、司法文明上来,代表作是2012年张先生独著的《中华法制文明史》2卷本以及最近出版的张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司法文明史》4卷本。     

马克思主义共同体视域下共同富裕的哲学意蕴

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探寻着理性共同体应然的实现形式。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的伟大构想解开了人类自由解放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以其自身的伟大实践和历史创造证明并检验着人类自由解放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在理论意蕴上，共同富裕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在历史逻辑上，共同富裕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在现实理路上，共同富裕依存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鲜明特色、实践理路愈加清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愈加行稳致远。     

论民法研究范式的绿色转向

在转型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民法研究范式应该实现绿色转换,即民法研究应该以建构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以及人内心整体动态和谐的"绿色"市民社会秩序为根本目标,以包容协作为基本理念,以弱势群体的保护、协作精神的贯彻、利益冲突的疏导作为民事制度建构的基本方向,在民法的内外体系上对传统理论进行革新,从而确立一个新的学术共同体和新的研究范式,来回应生态、人态和心态日益紧张的现代市民社会。     

从立场到观点再到体系 --浅评张明楷的《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及其学术之路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是张明楷先生在确定了其学术基本立场之后,运用自己的基本观点在刑法分则领域的推演;是站在一个学术制高点上,高屋建瓴地审视刑法分则诸问题和现象后的结论.该书不仅让我们领略到其可贵的学术内涵,引领学界进入研究刑法分则的新境域,也将逆转过去学界轻视刑法分则研究的理路;同时,与作者以前的作品一起展现出其不同寻常的学术之路,即从拿来主义到立场到观点到体系.这是一条颇具中国特色和沧桑的学术之路,应成为时下中国刑法学理论研究要走的"人间正道".     

中国民法和民法学的现状与展望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30年的民事法律立法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民法理论研究之发展进行了宏观性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民法和民法学可能已经形成或者正在形成的中国特色进行一些探讨,对其未来的发展走向作出大致的预测。认为中国的民事立法和主流民法理论已经开创了一条有别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折中立法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并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随着民事立法从粗放向细密复杂转型,在范式上需要实现由立法论向解释论的转型;民法学作为学术将会沿着科学理性主义方向和强调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方向发展,这两个方向会彼此影响和渗透,但是不会彼此取代。     

全球主义话语审查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邓正来知识批判之三

针对邓正来<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建构>一文做的知识批判.在一如既往地肯定邓氏对中国法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从现代性范式到全球化范式)所做的贡献及其开放问题的能力与论辩能力的同时,也指出其知识-法学的论辩路径对本土特殊问题的遮蔽,如意识形态话语对学术和学者的宰制,以及缺乏良性互动的话语机制和学术机制等.     

专栏导语:中国场景下的治理逻辑

自“治理”成为一个学术性概念,进而演化为一个专门的理论和实践模式以来,研究者对其所作的阐释是多元化的。就其基本的指向而言,它与传统的官僚制行政模式和市场制行政模式不同,意味着持续而稳定的多元化力量共同致力于现代社会中复杂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中国语境下,究竟何谓治理?治理的价值和功能有何特殊之处?治理的基础和基本逻辑又是什么?这需要在中国场景下予以更多的讨论和检视,为治理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作出更多的贡献。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寻求有效的管理模式来应对多元化的目标、任务和挑战,是治理研究的重要使命。治理的一系列主张具有高度的整合性,在实际的运转中对条件的要求也更加苛刻。关键的是,我们需要发现和塑造治理的机制,以更好地使其成为求解“糟糕型”公共事务问题的一剂良方。就此而言,中国意义上的“组合拳”与“复合化”也许是在中国场景下透视治理的最为重要关键词。     

张晋藩教授中国宪法史与行政法史研究述略

一位哲人说:“对个人而言,凡不能怀着激情去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张晋藩先生就是怀着将学术作为天职的志向和激情,毕生从事法律史研究与探索的。一、中国宪法史研究张晋藩先生说:“百年宪政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一个课题”。自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从事中国法制史教学研究开始,伴随着新中国的宪法起草与宣传,张先生就开启了宪法史的研究。     

变革时代中国法学圈中的悲情英雄——张光博先生逝世两周年祭

张光博先生的悲情在于其在法学上欲救败继绝而不能,欲续往圣却无法使其适应人群需要,且过深地陷入主义之争而较少探讨具体法律问题。张先生是当今一个重要法学流派学理上的奠基人,他以特殊形式促进了中国法学的发展,但其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局限性也影响到当今中国的法学。张先生留给后世的最宝贵精神遗产,是他在学术上的独立精神,以及有所不为、有所坚持、不跟风、不盲从的品格。今天祭奠张先生,为的是发掘和激发潜藏在中国学者灵魂深处的独立精神,包括提倡独立的个性,坚守独立的人格,保持独立的学术品格。     

张晋藩先生学术之树常青

说到新中国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就必然会提到张晋藩先生,张先生的名字,与中国法制史是连在一起的。第一,张先生创造了许多引领中国法制史领域研究、中国法制史学科发展之第一的重大事情。如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那时先生才20多岁,就在国家级重要刊物和报纸上发表法制史专业的学术论文;在上世纪60年代学术环境最为艰苦的时候,先生就着手带领团队编写了3卷本的《中国国家与法权通史》的教材;在1979年,先生除了参与筹办中国法律史学会的成立之外,第一个提议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设想,并在大会上提交了《中国法制通史》的编写设想和大纲;在1979年底1980年初,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着手编写一套4卷本的《中国法制史》教材,这在当时中国是第一个的。     

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理念与追求——《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学术创新与特色贡献

《陈安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学术特色和贡献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揭示南北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及阐释马克思主义主权观;站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坚持和发展"三个世界"理论,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提出南北矛盾发展的"6C律";论证南北矛盾中形成的经济主权原则、公平互利原则和全球合作原则,充分反映了作者创建中国特色国际经济法学的理念和追求。作者强烈的学术使命感、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研究方法及学术成果"国际化"的不懈努力尤其值得学习。     

经济法价值目标实现理路重构的诱因、基础及取向

在社会转型的语境下,沿用经济法价值目标传统实现理路范式（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无法实现经济法的应然理想,现有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实现理路与转型中国的社会环境产生背离与张力,难以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目标——社会整体利益.只有回到“转型中国”语境之下,以我国经济法价值目标即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理路重构的诱因作为问题的逻辑起点,从宏观层面上探讨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法实现利益结构意义上平衡与协调的基础,为最终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提供方向性的制度设计与实施框架.     

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

在新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法理学经历了一次学问传统的“断裂”。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 ,中国法理学学问传统的裂痕在逐渐修复 ,法理学之自身“学术”因素得到强化 ,法理学者之“知识共同体意识”愈来愈得到彰显。但当代的法理学还面临西学强势如何因应、确立中国话语体系及研究范式、如何建立独创性理论的问题。未来的中国法理学应当培育世界知名的法理 (哲 )学家 ,应当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特色而又能够与世界法理 (哲 )学界展开对话的独创理论与学说体系 ,应当能够反映时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总体精神及其成就     

外在机缘与内在理路——当代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

在法史学危机的背景下,当代(主要是战后)日本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在资料性、传承性与方法论上对中国学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借用余英时关于清代思想史研究的分析框架,以仁井田陞和滋贺秀三等代表的学人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其研究虽然受到外在机缘的一些影响,但在内在理路上仍恪守了学术本位的"虚学"立场,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是其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在范式与经验之间——我们如何接近问题

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接近知识本身,必须避免"范式—经验"这种被设定的二元关系的断裂性。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界中隐含着一种将"西方—中国"之间的异质性简约化、本质化的倾向。因此,建立一个跨越东西方、跨越民族国家及文化的学科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者与范式和经验的关系,以及其在范式与经验之间的主体性作用,为社会学者提供了范式和主体双重超越的平台。明确社会科学界的社会角色,正确地确立范式和方法、确立问题意识,可以防止范式与经验之间的断裂和错位,超越"范式—经验"的二分。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培养这种认清困境、超越困境的意图和能力。     

学贯中西,烛现先机——读陈朝璧教授遗作

目次缘起一、兼通中西学术,并达法学文学二、新中华法系论的创立者三、中国法制进程的预言者四、接续文化传统的先行者五、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缩影结语缘起陈朝璧教授在20世纪上半叶即以罗马法研究享誉中国法学界,于西学东渐的时代对中国法学实有刊山伐道之力、之功。他并且算得上一个法     

从转型范式看近代三次变革及其启示

研究近代中国各种变革的理论范式有两种:"武装斗争的革命范式"和"现代化理论范式".笔者以为,还可以有第三种研究范式,即转型社会理论范式.在转型社会理论范式中,近代三次变革与当今改革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共构性.近代三次变革所表现出来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脱节、权力资源的匮乏、无理又无节的症垢恰好也是当前改革开放应该极力避免而又极易堕入其中的问题.     

论法律工程范式

法律工程范式的核心要义在于,作为法律共同体的共同承诺,法律工程既是人们思考法律问题的现实背景与情境设定,又是人们认识法律问题以及与法律相关的社会问题的观察视角与切入基点,又是人们理解法律问题的概念框架与理论模型,又是人们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论体系与思维路径。法律工程范式既是法学学术研究领域法律共同体成员的基本范式,又是法律实践领域法律共同体成员的基本范式。它不仅直接契合了法律的实践本性与内在功能,而且直接标示了法律的工程属性与实践旨趣,因而其在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法律实践和法治发展中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和价值。     

习惯法/民间法研究范式的批判性理解——兼论社会控制概念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可能

概念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工具,同时具有促进和制约研究的辩证属性,因此需要对概念进行反思。“习惯法”、“民间法”这两个概念对于挑战和批判“法律中心主义”具有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习惯法”、“民间法”概念定义过于宽泛,使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不能很好地对不同性质和不同运作方式的规范进行必要的区分,从而导致这种研究范式具有局限性。在法学研究中,可以尝试用“社会控制”概念来弥补习惯法/民间法研究范式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