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的巴基斯坦和与时俱进的中巴关系

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对巴基斯坦安全形势产生巨大负面影响。巴议会大选后,新政府可能调整反恐策略,妥善处理与美国和阿富汗关系。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培育的友好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李克强总理访巴,则开创了中巴合作的战略新格局,开启了中巴双边关系新阶段。     

印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历史教科书是建构民族成员历史记忆乃至民族认同的重要媒介之一。在印度民族认同建构中,历史教科书如何认识中国这一历史悠久的邻国和定位中印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印度中央和六个邦现行的高小(6~8年级)、初中(9~10年级)阶段历史教科书,可将印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按印度史的分期大致分为近代前、近代、独立后三个时期。近代前,中国是印度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友好邻国、物质文明大国,而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印是学生-精神导师关系。其中,西藏被塑造为印度文化圈的成员,而非中国的一部分。步入近代后,中印同样在帝国主义殖民浪潮冲击下,经历了衰弱和被剥削的文明古国,印度的教科书将中国视为难兄难弟。独立后,中国仍然被书写为国际格局中重要的一极,但中印之间围绕边界、涉核、涉巴等问题,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对立,中国也开始在教科书中被视为对手和威胁。此外,印度的世俗民族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地方视角也导致了教科书中中国形象的差异性建构。     

清末以来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美国形象

本文在阅读自1902年~2003年中国的中学历史教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及历史教科书的基础上,对过去一百多年间中国中小学的外国历史(包括美国)的教学思想、美国历史的教学内容和观点进行分析整理,探讨自清末以来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美国形象。研究表明,一方面,中国中学的美国历史教学内容随着时代变化、历史发展而不断增添新内容,不同时期对这些历史问题有着不同的诠释;另一方面,独立战争、美国宪法和美国的建立、美国内战、罗斯福新政一直是中国中学美国历史教学的经典内容。文章认为,教科书是学术研究成果的结晶。清末以来,美国形象在教科书中所发生的变化和教科书对美国历史的解释,反映过去百年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人认识美国的历程。     

汉代中国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交通

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所涉区域,很早便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交通往来,是中国—南亚交流版图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文字的记载,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通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代。作为早期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通历来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相关讨论层出不穷。但彼时这两个国家并不叫今天的名字,地域也在不断变化中,历史上对应的汉译古名包括大夏、身毒、罽宾、高附、迦毕试等。本文结合《史记》《汉书》《后汉书》《高僧传》等史料及中外研究成果,详细梳理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在中国汉代时期的命名、疆域、人种、民族、物产、文化等基本情况,及其与中国之间的交通方式、人员往来、商品流动和文化交融。文章重点考察该地区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及其在佛教传播、佛经翻译等方面的独特贡献。对该议题开展深入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中国—南亚古代交流史及丝绸之路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遗产的理解。     

对2001年日本扶桑社版<新历史教科书>的思考

在抗日战争过去半个世纪之后的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在日本政府未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作彻底清算之际,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却日趋嚣张,不断向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发起挑衅。几年来,改宪的争论、新防卫指针的制定、历史教科书问题、政府高官的靖国神社参拜、海外派兵法等等,一幕接着一幕,不得不令人们睁大眼睛:日本究竟要干什么?日本将往何处去?特别是曾经饱受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之苦的中国人民自然对这些事件更加敏感。我们要捍卫和平,发展中日友好,应该对这些事件有一个清楚正确的认识。2001年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在中日、韩日之间乃至亚洲和世界上再次引起轩然     

信仰建构与历史书写——惠皎《高僧传》叙述意图分析

南朝齐梁之际惠皎的《高僧传》较之早出的僧祐《出三藏记集》在取材上多有借鉴,但在叙述方法上却大有不同.在《高僧传》代表性篇目《鸠罗摩什传》中,惠皎记述了更多人物,借助人物间的对话、矛盾与冲突,展现了鸠罗摩什从小乘到大乘转变的心路历程,再现了当时佛门内部不同思想交锋的情况.惠皎改变了早期僧传作品倚重史料收集,不重细节刻画的倾向.《高僧传》的记述,不仅在篇幅字数上有大量的增加,为高僧形象的"立体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而且《高僧传》的文本在注重史料的同时,更具文学性.这种文学性的手法,并不是完全的故事虚构,而是通过冲突性的情节,对手形象的塑造,着力再现高僧的"精神本真",呈现时代的"内在精神".惠皎自如地穿梭在文学与史学之间,一方面更好地贯彻作者弘法传教的著述意图,另一方面通过合理的想象与虚构,更加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佛教内部不同思想的交流碰撞.慧皎突破了传统高僧传记的撰写观念,运用"出文入史"手法,着力探寻历史人物与时代思想背后之"真实",对后世高僧传记的撰写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新的叙述方式,受到了中国传统"纪传体"史学观念与创作手法的影响,亦是佛教传记文学中国化的重要表现.     

构筑一个安全的历史文化环境——解析当代俄罗斯领导人的历史观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历史教学领域充满了形色各异的历史教科书,其混乱严重降低了历史教科书的教育功能。普京就任总统后,多次过问教科书问题,重建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俄罗斯民族历史价值观。梅德韦杰夫总统承继了普京总统的做法,同时,颁布总统令,成立专门委员会,主要围绕苏联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研究和解决在俄罗斯境内以及独联体甚至欧洲的篡改历史问题。这表明俄罗斯领导人在重建正确历史价值观基础上,正在构筑一个安全的历史文化环境。     

甲午战争烙印与当前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现象

近代以来日本向亚洲大陆发动的第一场侵略战争就是甲午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近代日本人的战争观正是通过甲午之战而确立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日方也曾多次表示会反省历史,但在翻检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关于其对外侵略源头的甲午战争部分时,却不见了最重要的＂侵略＂二字。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国内怪象频生,其背后离不开日本右翼政...     

中国和国际秩序——来自历史视角的观察

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创立的国际制度仍是当前国际秩序的基础。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不断要求中国遵守国际秩序下的各种规则。从历史的视角观察,中国对国际秩序及自己的地位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这其中既有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因素,又受到与外界互动的影响。中国有关世界新秩序的认识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威胁到要彻底改变中国人曾有的对于世界的认知,同时,每个阶段似乎又都引导着中国人更好地调整自身以应对外部压力,并向新的世界观挑战。要想对建设一个真正具有吸引力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有所贡献,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形象的书写转向——从洛蒂《北京最后的日子》的异国情调说起

在西方人的作品中,中国形象素来代表着一种东方的异国情调。法国文学中关于中国形象的描述更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早前时代。但这漫漫几百年中,关于中国形象的书写却并不“均质”。尤其是自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形象更惨遭贬抑、污蔑、丑化。“异国情调”之“异”也从伏     

中国历史上的巡视

从历史上看,巡视制度发轫于西汉,成熟于唐、明。汉武帝时,把全国划分为13部,每部设立一名刺史,共13个刺史。刺史的工作方法是＂乘传周流＂（＂传＂指公家驿站的马车;＂周流＂意为到处巡视）。唐代中央下去巡视的官员,由监察部门的监察御史担任。唐高宗时担任过这一职务的韦思谦很有体会地说：＂御史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     

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封建时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宗藩关系曾经维系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新中国对东南亚国家仍坚持"和为贵"的传统理念,提倡"和而不同".这一理念尤其体现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求同存异"的主张上.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是建立在完全平等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的.     

文化史书写的遗憾与深情

我们经常说,历史学家应该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一种客观的距离,以免让自己的感情影响自己的判断。但在那些细致的部分里,我们仍然能察觉出一个历史学家对他挖掘出的细节的热爱。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曾经说,写文化史最严重的一个困难就是,为了让人便于理解,必须把那些伟大的知识发展过程分成许多单一和往往近似武断的范畴。在我的阅读...     

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及其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

俾路支民族主义接近族裔民族主义,具有极端化的潜质.长期以来,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人在政治上缺乏话语权,经济上贫穷落后,文化上受"萨达尔"制度的影响而封闭、守旧.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俾路支民族主义逐渐极端化,表现为只顾自身利益而不顾其他民族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拒绝外来民族和文化的"民族排外主义"以及割断历史、文化联系以谋求独立的"民族分离主义".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俾路支利己主义者将该省的资源和经济走廊项目视为民族私产,追求俾路支人利益的最大化,不顾走廊的整体性和宏观性,片面强调公平,影响了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进度;俾路支排外主义者认为外族人参与俾路支省的经济开发会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危害俾路支人的利益、身份认同和文化传统,因而破坏经济走廊形象,降低了当地社会对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的参与程度;俾路支分离主义者将经济走廊视为掠夺俾路支省资源的阴谋,频繁发动针对经济走廊项目和中国人的恐怖袭击,威胁着经济走廊的安全.     

中国—东亚关系中的历史理解问题

2008年12月19日,"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学术讨论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召开,亚太所所长张宇燕教授主持了会议。来自国内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有关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就当前中国周边外交存在的问题、周边地区在中国未来总体外交战略中的定位、以及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开展周边外交的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沟通。为了反映这次会议的思想成果,本刊特设此专题,与广大读者交流。(稿件根据发言录音整理,并经作者本人审定)     

结构不均衡问题对新形势下中巴关系的影响

本文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进行了反思,认为中巴“全天候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中仍存在着严重的结构不均衡问题,两国在经济合作、人员往来、文化交流领域的合作水平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合作水平有着很大差距。本文分析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中巴关系中谋求“共同安全”的“高政治”的需求占据主导地位,谋求“共同增进财富”的“低政治”需求处于从属地位。南亚国际关系格局是影响中巴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寻求安全支持、抵御外部威胁成为中巴发展双边关系的核心目的。本文将目前的中巴关系界定为“外部导向型”国家间关系。这种国家间关系在外部环境有所调整时,很容易因为缺乏内部支撑而动摇。当前,南亚国际关系和美国南亚战略的调整都为中巴关系增添了变数,中巴关系的内在结构缺失就有可能凸显。对此,中国应从战略高度上认识并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全方位多领域合作。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哲学意蕴与生成逻辑

从“工业化”到“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物质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和系统观念。基本国情、根本制度、自然规律和中华文明优秀特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独有的鲜明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领域协同推进,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起点的几个史实问题——与王力教授商榷

学者在谈论邓小平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的历史起点和有关逻辑关联问题前提时,必然会涉及到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但我们应尊重基本历史事实。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党都没有丢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是在某些时期某些事情上离开和违背了这一思想路线;邓小平思考和回答＂什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