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社会互动:沈阳社区自治模式探微

本文以沈阳社区自治模式为例 ,从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角度 ,分析了社区自治在中国城市背景下表现出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社区自治在我国城市的出现 ,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 ,这也因此造成了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过度行政化问题。为此 ,应尽早修订已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居委会组织法》 ,尽快明确社区组织体系的法律地位。     

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研究及模式定位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通过对杭州市拱墅区社区自治状况的个案调查,本文认为,在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困境在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政府在社区中的角色越位和缺位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重新建构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平等、合作自治模式,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强化自治意识,转变管理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发展社区组织,大力培育和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推进社区实现民主自治。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乡村治理的非均衡性分析

本文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村民自治”的缘起、成型，认为“村民自治”制度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结合的产物。分析“行政化”产生的表现并认为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自主性非均衡、强制性制度变迁压制诱致性制度变迁，是造成“行政化”倾向的原因。因此，需要完善国家政权，增大乡村社会自主性，使二者达到相对均衡，实现“国家——乡村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     

社区自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中国当前的社区自治存在着结构性困境 ,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 ,行政化倾向严重和居民社区参与意识孱弱。制度建设 ,自治组织建设与重塑 ,社区教育、培养公民的社区意识 ,是完善社区自治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举措。     

论“村改居”中的社区自治与居民参与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规模的撤村建居正在进行,与此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体制也经历着历史变迁。原有的村委会既要向城市居委会转变,又要消除原有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中的不利因素,新的社区建设模式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从社区的长远发展来看,自治导向型的社区建设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对＂村改居＂社区管理的现状及困难的分析和社区自治体制与社区行政化的对比分析,突出社区行政化发展困境及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寻求中国社区良性发展的途径,通过实现政府与社区的互动,从而实现＂村改居＂社区基层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飞跃发展。     

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反思社区行政化

社区是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但是在建设过程中,社区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本文主要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反思社区行政化的问题,从＂经济人＂假说、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角度来分析社区行政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社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拓宽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途径,积极引入非营利组织,建立政府与社区居委会良性互动等对策。     

城市社区低度居民参与：表现 原因 对策

尽管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全面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建设,但近二十年过去了,困扰城市社区民主自治快速发展的仍旧是低度的居民参与。这种低度参与表现为社区参与主体范围狭窄,社区参与广度与深度有限,社区参与的社会化程度不高,社区参与制度化渠道不畅。主要原因是居委会行政化倾向显著导致居民利益诉求难以上传,由政府发起的社区建设重在改善基层管理而非培育自治力量,居民资源获取多元使得社区动员渐失魅力。改善对策为：居委会功能去行政化;居民利益社区化;培育社区民主自治文化。     

城市社区自治中居委会职能的转变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由单位制向社区居民自治转变。社区自治要求改变原有高度行政化的管理机制,突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作用,使其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性组织。本文通过对居委会在实践中职能异位的分析,提出适应社区自治要求的居委会职能转变及实现社区自治的有效途径。     

重庆市南坪社区“去行政化”案例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管理体制也由传统的单位管理模式向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社区建设成为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突破点。随着社区建设的推进和政府工作重心的下移，社区行政化倾向日趋严重，“小社区、大政府”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管理需求，亟需一场“去行政化，归还社区自治功能”的治理变革。文章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重庆市南坪社区治理案例进行初步研究。重庆市南坪通过去行政化，重新定位居委会、街道办与社区公共事务中心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起“会站分离”、“会街分离”“街站隶属”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从而归还社区自治功能。这对推进重庆市社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处于探索阶段的南坪去行政化实践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问题和不足，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几J占、建议。     

不完全契约下社区居委会改革策略析论——基于T市B区基层社区的经验研究

城市社区居委会高负荷运行是转型期中国基层治理逻辑、基层政府行政制度实践和社会运行机制交织形成的过渡性现象。以去行政化为核心的居委会减负改革与居委会过度行政化、居委会负荷未有效缓解并存的现实表明,深入分析居委会改革对策,需要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路径。居委会负荷过重现象的生成机制为:在不完全法理契约下,社区居委会责任无限、权力有限,责权结构性失衡;在不完全行政契约下,社区居委会权力模糊、依附性强,制度化建设薄弱;在不完全自治契约下,社区居委会利益表达、利益协调能力弱,利益满足机制匮乏。去行政化仅是居委会减负机制的选择性途径,实际上,居委会的治理效能受社区治理结构的复合性与多元性影响,因此,社区居委会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简单片面地去行政化,而在于治理结构适应性调整与治理资源有效整合,进而增进其在社区治理绩效中的贡献率。     

中国乡村治理体制改革

我国现行乡村治理体制存在结构上的矛盾 ,可以概括为“强制行政化”悖论和“乡村自治”悖论 ,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 ,因而有必要改革现行乡村治理体制 ,进行新的制度安排。我国乡村治理体制改革思路是 :“自治行政化”。     

长沙市老旧社区“居民自治”的特点、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在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发展的大趋势下,老旧社区“居民自治”的长期缺位一直是我国社区建设在理论与实践探索上的难题。近年来,长沙市老旧社区在“硬件”改造的同时,以“居民自治”为内容的“软件”提质开始走入老旧社区,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而行政负担较重、参与程度较低、社区精神缺失是当前长沙市老旧社区“居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加大“去行政化”力度,加快组织化程度建设,塑造网络参与平台是今后长沙市老旧社区“居民自治”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城市社区自治的梗阻及其消解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实现社区民主自治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城市建设的基础。十几年来,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仍存在着管理理念陈旧、行政化表现严重、管理体制落后、城市社区自治功能弱和权力缺失等问题。因此,转变观念,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规范城市社区管理,无疑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文献述评

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既有研究主要从对实践模式的梳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治理理论、社会资本以及社区自治五个方面展开。这些研究除了表明研究者的学术旨趣之外,还展示了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实践所体现的理念变迁和制度变迁。文献述评显示,人们已清晰地看到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困节点,但尚未找到切实可行的突破口。     

论城市社区组织体系的变革——以杭州为例

我国社区组织的现行改革还带有计划体制所遗留下来的浓厚行政化倾向，这不仅导致社区组织难以摆脱“政府之腿”的尴尬处境，还因突出的“条块”矛盾而带来管理体制不畅、自治程度低下、社区公共服务功能薄弱等诸多问题与弊端，无法脱胎换骨为现代意义的社区组织。惟有以社区居民为本，以满足居民日益增强的社会参与、社会交往、社会联系和社区文化生活需求作为制度创新的指导思想，才能有效地支撑、推进社区组织的现代化变革与转型。     

“行政/自治”二重态：法治视野下社区工作站的角色定位

在市域治理中,社区工作站为“去行政化”而设,却在实践中走向了“再行政化”。“去行政化”指向的是社区居委会,其将“行政化”问题转嫁给社区工作站,这影响了社区工作站作用的发挥。这种趋向是法治时代基层治理改革中社区工作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之间矛盾作用的结果,显现出其法律定位不清、职权配置不足、权利保障不充分等法治问题,引发了关于社区工作站角色定位的争论——其究竟是自治组织还是行政机构？在法治视野下,社区工作站既具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基本条件,又兼具协同管理和服务的基本功能,还必须遵守依法用权的基本要求,实质上已经形成了“行政+自治”的复合型样态,即“行政/自治”二重态。“行政/自治”二重态赋予了社区工作站复合型角色,即具有代理行政管理职能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该角色在赋予其必要的行政管理职权的同时,促使其在“行政”和“自治”间达到动态的平衡、双向互构,进而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关于合肥社区治理工作的建议

近年来我市社区治理工作成效明显,但社区工作依然普遍陷于行政性事务之中,症结在于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的权力边界不清,忽略了自治的社会属性,偏离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改革方向。一、社区治理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社居委行政化比较严重。社居委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与街道办的关系是被指导与指导的关系。由于受传统行政思维的影响,街道办将社居委纳入行政体系,除了"财"权,几乎把承担     

社区行政化与社区“减负悖论”——基于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案例研究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基层自治制度与实践活动的建立和推进,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迅速发展。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实践案例反映出中国城市治理中日益严重的社区行政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区"减负悖论"。从政府职能履行和职能转变的视角来看,社区"减负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包揽基层社会治理事务,应急性地选择"去行政化"的治理思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斩断行政事务向社区转嫁的链条。基于此,提出应对社区"减负悖论"的思路:以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为指导理念,动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根据政府和居民双重需求对社区居委会功能和事务进行价值排序,并依据居委会承载能力进行倒序切除,推动居委会承载事务与承载能力动态匹配。     

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与困境分析——以石家庄市S社区为例

随着城市住房改革的市场化推进,物业公司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以石家庄市某一新建商品房小区为个案,剖析了城市社区多元主体背景下社区治理的运行实践。物业公司作为经济组织,经济理性凸显,对社区公共事务缺乏参与动力与热情;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使其难以履行自治主体职责,而代表居民利益的社区自治组织明显发育不足。在目前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多元主体之间的责任与角色不明进一步使城市社区治理陷入困境。     

南京农村村级治理制度建设调查

2000年以来,在政府强力推进的城市化进程背景下,南京市的农村社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解构,村级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地从实际出发,创新治理机制,国家、地方党委和政府、村级自治机构都为村级治理创制规范。其中,地方的党委政府制订的文件居多,村级治理作为政府职能的下延,行政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民主自治被弱化。合适的村级领导班子人选短缺,集体经济发展不够,也制约了村民民主自治的展开。为此,需要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完善相关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