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外国经验，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法

在研究世界各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在税制模式、课税单位、税率设置、征收方式、征管手段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建议：税制模式应从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税制转化；课税单位愿考虑家庭因素；简化分级累进税率，降低最高税率；改革起征点僵化设置，规范税前扣除并使两者弹性化；征收方式应向自行申报为主转变；使征管手段现代化、信息化、建立健全税收相关配套机制。     

基于理性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选择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税模式,该种模式已不适应我国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对综合所得税、分类所得税、分类综合所得税三种税制模式优缺点及适用条件的阐述说明,分析我国分类所得税存在的弊端及改革之必然,即最早在2006年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模式;此种模式是我国借鉴国内外实践之经验、从理论上比较三种模式之优劣、分析考虑我国之具体国情的理性选择。     

关于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设想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虽经历次修改但仅是局部微调,没有弥补现行个税法的根本缺陷,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和完善仍任重而道远。本文借鉴国外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合理成分,在分析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应在分类征收模式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式转变;减少累进税率级次,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实行税收特别措施;采用基本扣除与专项扣除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弹性税制,推广税收指数化和加强征管五个方面予以完善。     

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概念厘清与制度完善——以混合所得税制改革为背景

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依据收入额减除法定扣除额计算而得,其中计算的关键是个人所得税法如何规定征税时可以减除的扣除项目及其扣除标准。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实现了个人所得税制由分类所得税制转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长期以来,因税前扣除的概念存在认识偏差,税前扣除制度虽几经修改,但收效甚微。在混合所得税制下,厘清税前扣除的定义及性质是讨论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的先决条件。无论是"起征点"还是"免征额",都无法准确界定混合所得税制下税前扣除项目的内容。混合所得税制下的税前扣除项目呈现多维度、多环节的特征,包括一般性标准扣除、政策性专项扣除和差异性列举扣除。未来完善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制度的基本思路应是:允许纳税人据实申报可扣除费用,并由纳税人选择适用固定额度的标准性扣除或据实申报的差异性扣除,以避免扣除制度间内容重复和性质重叠的问题;扩大税前扣除的适用范围,以提升税法公平性;增加税前扣除单位可选择性,以体现量能负担原则。     

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改革探究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就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实行的是个人制,其所存在的有违税负公平问题一直饱受诟病,现有的课税单位制度亟需改革。课税单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应是以更为体现税负公平的家庭制取代个人制。家庭制在我国的确立也存在诸多的法律问题。本文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课税单位家庭制取代个人制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了随着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由分类所得税制向综合所得税制转变的同时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也应迈向家庭制从而取代现行的个人制,并对家体制涉及的法律制度问题如税率、费用减除等进行了具体的探讨,以期对在我国实行家庭制有所裨益。     

家庭还是个人，这是一个问题

个人所得税制改革需要理性与审慎 这世上有两件事是谁也免不了的，一是死亡，二是征税。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再修改前瞻

2005年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正仅是局部微调,没有弥补其根本缺陷,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和完善任重而道远。应当借鉴近年来各国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改革的合理因素,研究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根本缺陷,探讨进一步完善的五个关键路径:分类征收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式转变;减少累进税率级次,降低最高边际税率;规范税收特别措施;采用基本扣除与专项扣除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弹性税制,推广税收指数化和完善征管法律制度。     

个税改革的法治成果与优化路径

《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通过标志着我国在个税税制综合化改革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体现了国家建设现代税制体系,促进收入公平分配,实现让利于民、藏富于民,以及保障个人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人权的经济和法治目标。以税收公平理念和净所得原则审视,新《个人所得税法》在设置综合所得、提高基本费用扣除标准、增设专项扣除、优化税率级距等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但仍存一些争议和有待完善之处。鉴于此次改革难度较大且各项制度的成熟度有所不同,采取分步的法律实施路线图较为可取。从长远来看,关于如何实现各项所得之间的公平课税、是否调整最高边际税率等具体问题需做进一步探讨和整体化考量,并应坚持改革的民主和法治路径,从而实现税收的实质法定和程序正义。     

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看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具有两大功能：收入功能和调节功能。在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分配状况下，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为此，如何完善当前的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尽快建立一种更好地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立足于我国的税制环境，主要从个人所得税法税制模式的选择、个人所得税法起徵点的确定两个方面对完善现阶段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做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分配正义与个人所得税法改革

为解决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比例过低和居民收入比例过低的突出问题,需要高度重视税收调节在实现分配正义中的积极作用。为此,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在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的基础上,侧重于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选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税模式。在个人所得税立法中,实体制度建构的重点是完善费用扣除制度,改革和优化税率结构;征管程序制度变革的关键是建立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模式,健全个人收入信息监控制度。应当制定推进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工作意见,加快税收征管法修订步伐。     

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避税规制的法律路径

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深化的背景之下，传统税制下的反避税规则面临巨大挑战。此引起各国对反避税问题的高度关注，保护税基和获取税源成为各国税制改革关注的重点问题。为了凝聚数字经济下税收秩序重构的共识，国际组织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然而，无论是OECD提供的双支柱方案，还是联合国的数字服务支付方案，都未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同，反避税规则的构建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新老交替、单边立法与多边协定并存的阶段。对于中国而言，需要综合考虑税收竞争因素，抓住数字经济给所得税领域带来的联结度、数据和所得定性等三大问题，不断完善相关税收制度。在积极参与国际税收秩序框架构建的同时，将单边措施作为过渡方案，进一步构建中国化避税规制话语体系。     

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功能定位与模式选择

为解决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比例过低和居民收入比例过低的突出问题，需要高度重视税收调节在实现分配正义中的积极作用。为此，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在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的基础上，侧重于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选择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税模式。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国际税制竞争力的提升路径

国际税收法律制度竞争是国际税收竞争的核心,一国的国际税收竞争力从根本上取决于其税制的竞争力。近年来,各国提升国际税制竞争力的主要举措包括从全球税制向有限属地税制转型、加强税收协定中消极所得预提税税率的法律协调以及对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制度进行调整。在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当在总结国内外国际税制改革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自身的国际税制进行系统性改革,即加快从全球税制向有限属地税制转型,完善税收协定中的消极所得条款,调整企业所得税优惠以应对支柱二规则带来的挑战。     

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律思考

企业所得税作为我国直接税的第一大税种,在筹集财政收入,促进企业发展方向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种税制给内资企业带来了不便和冲突,因此改革所得税制势在必行。     

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公平性的若干思考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并不能真正体现公平原则，改革途径主要是：建立分类制与综合制相结合的个税模式并逐渐向综合制模式转变，以此改变现有分类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在费用扣除制度的设计上应当坚持公平优先的原则，对高低收入人群所负担的多少应当有一个适当的扣除额，而不能一刀切；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减少税率档次，要符合世界各国降税趋势，按照我国社保程度的实际状况加以改革；扩大个人所得税的税基，改变目前课征范围主要采用的列举式，改用排除法，增加“附加福利”和“资本利得”，并对居民、非居民纳税人的认定标准重新定义；建立纳税人整体诉讼制度，充分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合伙企业课征所得税规则之创制

所得税制度应覆盖所有自然人和组织，通常分别课征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然而，合伙企业却一般不课征企业所得税，而实行先分后税、直接对合伙人课征所得税的规则。我国税收征管中出现了合伙企业个人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项目征税，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股息、红利按照投资所得项目征税，以及合伙企业从事投资品交易取得的所得应全部纳入生产经营所得等措施，但未就不执行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关于合伙制投资基金应否比照个体工商户项目征税问题，部分地方政府作出了自然人有限合伙人按照投资所得项目、自然人普通合伙人比照个体工商户项目征税的行政解释。由于《企业所得税法》将合伙企业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个人所得税法》中有必要创制合伙企业课征所得税的特殊规则，以实现税收负担的公平分配。     

我国金融衍生品税制之构建

我国现行税制滞后于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需求。针对金融衍生品交易双方,构建以金融交易税和所得税为主要内容,以风险调控为政策导向的统一税收制度,既是完善我国税收体系的需要,也是市场风险控制的要求。我国金融交易税的运用应区别套期保值与投机交易,区分交易商与终端用户,以抑制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所得税的完善则需要统一税目,并逐步引入市值计价法,以平抑市场的整体风险。     

劳务派遣规制失灵的原因与出路

虽然劳动合同法设立专节规制劳务派遣,但法律规制并没有实现立法的预期目的,劳务派遣出现了“规制失灵”.劳务派遣规制失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劳务派遣法律规制内容本身的不足、城乡分割的用工体制以及部分企业二元用工机制的体制障碍,也有执法机制薄弱等方面的原因.因此,解决劳务派遣规制失灵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完善劳务派遣规制内容,明确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特别是确立派遣机构和用工单位“联合雇主”身份,科学设置派遣机构和用工单位的责任;完善执法机制,加强劳务派遣日常监管,完善“同工同酬”实施机制,将“同工同酬”纳入反歧视法的框架;改革现行用工体制机制,创造公平就业环境,为劳务派遣制度的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基于以上各种因素,劳务派遣的健康、规范发展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个人所得认定治理路径的转型

推进税收治理路径由政策之治向法律之治转型,不仅应当加快税收整体的立法,还应当增强法条的实际控制能力,并以法治理念规范税收政策的制定。《个人所得税法》中所得认定条款的实践检讨与困局突围,可作为研究此宏大命题的制度缩影。当下,个人所得认定的立法文本内容空洞,且规范逻辑存在缺漏,致使本应由立法机关保留的权力向行政机关下移,后者以政策为据主导着所得认定的实践。该现象的产生虽是法律工具主义理念导向的结果,但却是应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由政策主导的税收治理模式背离此次税制改革的价值理念,应当转向"法律之治"。具体而言,应以课税要件明确性为目标,在立法中完善所得认定的基础性规则,并以正当程序理念重构政策的制定过程,从而限制财政部门的肆意裁量,确保政策目标服务于实质正义。     

论城乡社区建设中的硬法、软法综合规制

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看,我国城乡社区建设的规制依据既有硬法也有软法。城乡社区建设领域的硬法和软法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功能,其中硬法规制主要体现为政府规制,而软法规制则体现为自我规制。从规制的实际效果来看,硬法规制和软法规制各有长短,要提升规制效果从而更好地促进城乡社区建设,需要把硬法规制和软法规制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综合规制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