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宇案”透视国家主权豁免问题

近年来,我国中央及其地方政府经常作为被告在美国法院被诉。就在2006年,加拿大天宇网络有限公司对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市青羊区政府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美国法院于2008年作出二审判决。此案涉及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关于延期提请移送管辖期限的特别规定、国家豁免的适用、商业活动例外条款的适用和"直接影响"的认定等法律问题。深入研究这一案件,有助于为今后涉诉案件寻求相应的抗辩理由及应诉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仰融案看跨国诉讼中的国家豁免问题

就仰融、仰融夫人及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诉辽宁省政府非法侵占财产权一案,在中美法律学界引起极大关注,它涉及诸多法律问题,如管辖权问题、出资认定问题、国企的法律地位问题、商业交易的认定问题等,其中,国家主权豁免的标准及其适用成为关注的焦点。     

试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在我国的适用

随着绝对豁免主义的逐步消亡，作为国家豁免的发展趋势的限制豁免主义必将为各国所接受，成为各国解决国家豁免问题的首要选择。长期以来，从我国政府处理涉及国家豁免的案件中（主要是我国作为被告方应诉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国家豁免问题的立场可以说是在坚持绝对豁免为基本原则，在具体规则上采取灵活处理的态度，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及其经济结构等因素所决定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对外交流的深入，我国的法治与国际接轨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本文试从国家豁免的历史渊源出发，对世界各国制度加以考量，并针对我国国情进行分析，对国家豁免制度在我国的适用进行探讨。     

浅析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适用原则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运用最普遍、最复杂的证据种类之一,它有利于尽快查明案件事实,提高诉讼效率。在西方国家,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已经发展为一项比较完善的刑事司法制度,但在我国仍处于探索阶段。本文从案例出发,引出了我国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对西方国家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借鉴与应用,并由此讨论了在我国确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应当遵循的原则。     

从中国的视角看国家豁免制度的新发展

长期以来,在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主张,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从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豁免经历了从绝对主义的权威到限制主义的盛行,时至今日,奉行限制豁免主义已成定局。中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立场也基本适应了转向限制豁免的国际趋势,并作出了积极的应对。     

国家管辖豁免的转向——以“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为视角

在涉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案例中,我国法院对被告为外国政府的案件行使管辖权,表明我国法院在实践中已经实际放弃了绝对豁免论,对限制豁免论进行了有益探索。绝对豁免论限制了我国企业通过本国法院进行救济的途径,也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惑和障碍;限制豁免论符合世界趋势、正在成为习惯国际法,我国立法、司法实践中发生着豁免立场的缓慢转向,结合学术界主流观点,限制豁免立场更有利于保护我国利益。由于颁布统一国家豁免法的时机尚未成熟,判例确立限制豁免规则在我国的不可行性,通过制定单行法的方式解决我国一带一路项目纠纷中国家管辖豁免无法可依的问题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颁布限制豁免原则的单行法,一方面使我国企业在国内法院起诉外国政府具有可能性,为一带一路工程商业争端解决提供国内司法保障;另一方面使法官以法为据,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和法院的国际影响力。     

从“先占”看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先占”是领土取得的主要方式之一,许多国家也有相关的实践。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开发南沙群岛并对其进行管辖的国家,国际法学家关于“先占”的论述,无疑是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重要法律依据。     

从“亲亲相隐”看刑事诉讼亲属作证豁免的法理价值

文章着重于社会学理论中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重新诠释了中国传统礼法文化中的"亲亲相隐"制度,并将传统观念引入当代的刑事诉讼框架,为亲属作证提供法理依据。结合我国法律文化实践,只有基于人性选择的制度建设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刑事诉讼理念的创新。     

论中国政府机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豁免权——以华天轮案为例

普通法上的官方豁免权即王室豁免权,指主权者在本国法院的豁免权和特权。香港回归之前,英国政府在香港享有官方豁免权,该权力受普通法调整。香港回归后,中国作为香港的主权者,中国政府机构享有原英国政府享有的官方豁免权,这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规定,维护了中国在香港的主权地位。华天轮案作为首个涉及官方豁免权的案例,其确认中国政府机构享有官方豁免权的判决将产生深远影响。     

如何在基本法框架下化解央港管辖权之争——以“中铁公司案”为例

在中铁公司案审理中,香港法院与中央政府之间发生了管辖权之争。香港法院在未获得中央政府对国家行为证明书的情况下,单方受理了以刚果政府为被告的案件。其行为违背了基本法,僭越了本该由中央政府管辖的外交事项。香港法官的判词存在多处矛盾,难以自圆其说。该案的背后隐藏着:香港法院的管辖权与中央政府的认定权的冲突、由中英之间立场差异转化成的中港之间的冲突、法官造法与立法主导的冲突。从长远来看,中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随着公约的生效,其立场必然转向有限豁免,这也给中央与香港立场的最终协调提供了第三条道路。     

从此案谈“一案不二讼”原则的适用

2001年．浙江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公司)与A省某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签订合同一份，约定浙江公司按照A公司提供的图纸为其加工特殊规格不攻丝螺母。2001年6月，浙江公司将货运到A公司指定地点，但此后A公司未按约付款。2002年4月，浙江公司向浙江某法院起诉，要求A公司支付加工款。庭审中．A公司以浙江公司交货不及时、质量不符     

论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的履行障碍与相对豁免

高难度、高虚耗与低效率,是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履行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改良论与废除论是学界从制度存废角度展开的路径选择论争,但终究难为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履行障碍的破解提供可靠理论方案。从义务相对豁免角度切入与展开,允许企业以委托第三方治理或采用清洁生产工艺(设备)等方式有条件地获得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的豁免,符合激励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与理性经济人假设。希冀通过立法明确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相对豁免的适用条件、审定程序、政府监管与责任保障,构建环境保护三同时义务的相对豁免制度,以期促进三同时义务履行障碍的消释。     

对强行法规则的违反不能排除国家主权豁免——以“德国诉意大利”案为例

基于"国家平等原则"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强行法规则是国际法的上位法规则,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即使诉讼中所涉及的国家行为违反了强行法规则,也应认为基于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是不受影响的。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产物 ,是地方政权建设史上呈现出的新生事物 ,在世界单一制国家的地方政权建设史上 ,没有任何一位地方首长的法律地位可以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相比拟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除外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崇高的法律地位决定行政长官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程序     

从美国“Exxon油污案”看惩罚性赔偿

从Exxon案的判决中可以看出，惩罚性赔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国学者大都赞成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不过，我国目前还不具备一般性地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条件。     

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适用问题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尽管数量极为有限,但它们是中央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体现,并涉及国防、外交等重要领域,因而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的必要性、实施的条件和方式以及非常情况下全国性法律的适用问题进行逐一探讨。     

从“赵建铭案”看内幕交易

内幕交易问题的治理将系于整个市场的规范程度,因此一方面要吸收各国卓有成效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经验,另一方面也要植根于中国特有的证券市场环境之中     

从“两拓”合资案看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之完善

域外适用制度是全球反垄断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一个难点。美国和欧盟对域外适用制度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完善,在效果原则基础上形成了合理管辖原则。而目前备受关注的两拓合资案,从法律依据、域外调查等诸多方面给我国的反垄断执法带来了考验。从完善我国反垄断执法的角度来看,细化域外适用的条件,加强域外适用国际协调机制的建立等工作已迫在眉睫。     

从西安“宝马”案 看公证的独立性

2004年3月23日发生的西安体彩假票案及由此而揭开的即开型体育彩票发行过程中的种种黑幕,不仅引发了中国体彩业的空前信用危机,而且也使整个公证行业的公信力受到了严重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