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故居

<正>梁启超(1873～1929),宇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其故居和饮冰室书斋位于今河北区民族路44号和46号,是颇具意大利建筑风格的小洋楼。其故居建于1914年,共两层,有地下室,顶层带阁楼。造型别致典雅。楼下是过厅、小书房、客厅和起居室;楼上是书斋,称饮冰室,并有图书室和浴室。1924年梁启超又在寓所左侧建起一座书斋,遂将饮冰室斋名专用于此楼。     

梁启超晚年的文化思想初探

梁启超作为一个跨世纪的思想巨子,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坛、政坛上,纵横捭阖、叱咤风云,也称得上一代英豪了。他“高唱自由平等学说,自号饮冰室主人题其学说曰:饮冰室自由书,颇为世人欢迎”,被时人颂为“舆论界的骄子”。美国著名汉学家赖文森把他称作“近代中国的灵魂”。     

市人大教科文卫委检查文物保护法实施情况

为贯彻落实市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精神,10月19日,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跟踪检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天津市文物保护条例》执法检查报告所提意见的情况,实地察看了中共北方局旧址和梁启超旧居、饮冰室的文物保护工     

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与清末民初小说

第一次启蒙文化思潮发端于洋务运动，甲午海战的惨败促成了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启蒙；而中国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真正开始于1902-1903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饮冰室诗话》把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推向高潮。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已经超越了启蒙影响下的政治意识觉醒进入了深层文化意识觉醒。1907年后鲁迅的启蒙侧重于社会改造，侧重于人的觉醒。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所诠释的启蒙意义填补了第一次启蒙文学思潮和第二次启蒙文学思潮之间的空缺。     

论“诗界革命”理论的意义

在戊戌变法前后和辛亥革命之间,不少诗人运用传统诗的形式,采用新名词,表达新思想、新观念、新感受,促成了中国诗坛的变革运动。为了推动这一诗歌变革运动的发展,其倡导者梁启超在1899年写的《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并在此书及稍后发表的《饮冰室诗话》(以下简称《诗话》)中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一些理论主张。后来就称这次诗歌变革运动为“诗界革命”。本文拟着重讨论“诗界革命”理论的意义问题。     

论梁启超的学术思想

梁启超是活跃在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被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晚年他摒弃政务，专心向学，著作等身，建树颇丰，成为新旧交替时期学界泰斗和文化重镇。梁启超学术活动丰富多彩，经世致用，其治学方法最重科学精神，开启了中国学术史研究之新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梁启超堪当少数几位奠基者之一，又是难得的思想启蒙者，导航人。     

梁启超维新思想的文本考察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主张维新救国的重要启蒙思想家，从文本考察的角度看，《时务报》刊发的梁启超的维新主张反映了近代中国面对民族危机而做出的强烈反映和路径选择。梁启超的维新思想深为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又不受拘泥。他以“公理”观论述维新的合理性，这是认识和思维上的一种提升；同时梁启超认为维新的核心在变革政治制度，这与之前的洋务思想从物质器皿层面改革的思路已经大为进步；更重要的，梁启超主张“开民智”、“育人才”。注重“民”的作用和价值，显示出他的政治文明远见。这奠定了梁启超不朽的思想文化地位与历史影响。     

论梁启超教育法学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开拓者，对中国法学做出了杰出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法学思想是中国法制迈向现代化的明镜，给人以深刻启迪。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是中国最早较为系统接受和介绍欧美近代法学思想的人，其法学思想和实践也是伴随维新运动而展开的。梁启超教育法学开启了近代中国之“新民”教育，为国民思想之开化和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之立法点亮了启蒙之灯，其体育法学思想更是为近代中国国民性之重建做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梁启超从不同角度阐述并提出了诸多教育法学思想，成为当代中国教育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渊源。     

袁世凯为何不重用梁启超

在中国近代史的知识分子堆里，梁启超的才能无人能及。24岁之时，就名满天下。袁世凯对他的才华，都是敬佩有加。“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12年之后，梁启超在袁世凯函电不断地催促下，回国就任法务次官。袁世凯在梁启超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时，给予梁启超空前的礼遇。给他住贤良寺——贤良寺那是当年曾国藩、李鸿章做封疆大吏入京时住的地方。给予一个手无寸铁只有一支笔的粱启超这样的礼遇，对于善玩政治的袁世凯来讲，肯定有着自己的政治目的。     

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刍议

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权威版本对梁启超的评说过于简单,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做出的较大贡献,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戏剧改良”和“群众文化”理论与实践过去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中国近代文学史应该把梁启超放在更重要更突出的地位。     

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认识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彼岸的迅猛发展。他在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在一定时期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抱有良好的愿望；但随着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当无产阶级革命对其代表的阶级利益产生威胁时，梁启超又回到了原来的道路。这是其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     

一份中国文化传统的遗失清单：我们丢掉了什么？

1900年2月10日，梁启超写下了激扬一代中国人的巨作《少年中国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而今天，梁启超曾寄望的少年具有的希望、进取、日新、破格、好行乐、盛气、豪壮、造世界、“常思将来”“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的气质都在这一代身上依稀地看见。可是，代价是他们身上的中国传统日趋稀薄，他们身上的特质与个体不复存在，中国味淡不可闻。     

梁启超的法治启蒙之旅

在梁启超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一场以“挖掘梁启超法治思想，建构新时期法治文化”为主题的“首届梁启超法治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梁启超先生故里——广东新会隆重召开。研讨会主办者中国法律史学会与承办单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政府、新会区人民法院，希望借此平台，深入挖掘梁启超法治思想精髓，弘扬梁启超法治思想文化，让大众更全面地了解梁启超作为法学家的历史贡献。     

梁启超史料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者 ,他开拓了一系列崭新的史学研究领域。本文从史料的思想来源、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史料观的特征和影响等等角度较全面地分析了梁启超史料观的结构与功能 ,指出梁启超的史料观是中西史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是梁启超史学思想与时代要求相结合的产物 ,其史料观在当时具有开拓性和进步性 ,对当代治学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的文字改革观及近代日本的影响

作为梁启超所倡导的“文界革命”、“文体改良”、“小说改良”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与意识形态更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学改革观却一直为学术界所忽略，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与重视。而事实上，文字改革作为其它社会变革的前提性条件，在梁启超及其所置身的中国近...     

成就与缺陷共存的矛盾体——论梁启超的自我评析

现今时兴“自传”的写作方式，但是在立“传”的时候，怎样客观的认识自己，评价自己？梁启超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正确模式。本文从《清代学术概论》里梁启超关于自我思想的评论出发，结合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用详尽的事实来评述梁启超为自己立“传”的可靠性。     

现代性视野下梁启超“道德革命”思想的再认识

梁启超生活的时代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早期阶段,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梁启超感受到了中国固有道德面临的危机,第一次公开明确地提出了"道德革命"的口号,他的"道德革命"思想带有强烈的现代性特征。今日中国仍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现代性促进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同时也引发了伦理道德的危机与困境。梁启超关于"道德革命"和道德重建的思考,对于深处现代性道德危机中的中国人重建道德秩序和道德信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梁启超道德思想的现代阐释

道德建设是人的现代化的中心环节,改造国民道德是梁启超伦理思想的根本任务。在具体展开对中国旧道德进行变革和重构时,梁启超采用对传统道德的现代性转化和对西方道德价值的批判性引进两种方式,即梁启超所谓的"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为近代中国新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借鉴,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启蒙意义,而且对于当代中国道德生活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国权与民权调和：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民权观

诸多论者认为梁启超1903年访美以后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学说，因此思想发生了由民权论向国权论的转变。实际上，梁启超在卢梭与伯伦知理之间、国权与民权之间、干涉与放任之间，一直是主张调和的，只是依不同时代的需要调整了比例，他的国权一民权调和论已经达到近乎“科学”的地步了。合群的思想通常被用来证明梁启超民权思想的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特征，然而梁启超的合群论并未淹没独立的个人，相反倒是彰显了个人独立的重要性。梁启超为了回应时代的要求而汲汲于在国权与民权之间求得平衡，这种调和倾向有其理论依据与现实根源。     

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源流、主张及其历史贡献

梁启超是将社会主义术语引入中国的第一人。近代时期中西文明相互影响,梁启超以贯古通今、执中鉴西的学术风格和思维模式,将先秦时期的大同思想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深入地分析了大同、和谐、民主等思想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并根据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和时代进步要求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解读,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现有的史料记载为基础,以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为突破口,探究梁启超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共创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