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的民事立法及其对当代民法典编纂的启示

发轫于战争特殊时代的陕甘宁边区民事法律,是边区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六法全书、中共的政策、边区民事立法、民事习惯构成了边区民事法律的主要渊源。中共领导了边区民事立法,体现出民主立法、与时更进、因地制宜等特征,深入分析边区民事立法的基本经验,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民法典的编纂。     

陕甘宁边区民事法律的几个问题

陕甘宁边区的民事法律产生于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是边区法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史料保存较多,值得深入地发掘和研究。深入分析珍藏于陕西省档案馆内的历史文献和其它史料,对边区民事法律的多种表现形式,边区的民事制定法、民事习惯法、国民政府法令(边区援引)等问题可以获得新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当今的民事立法活动。     

政法传统的司法生成——以陕甘宁边区肖玉璧案为中心

肖玉璧案是发生于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的一件贪污案。新见档案资料显示,该案的处理,在边区高等法院、边区政府与边区参议会之间进行了多次往返的审核、复核,政治影响在这一审核的过程中得以进入司法。政治化的特别立法、政治化的法官,也是司法中这种政法传统的促成因素。透过该案的处理过程,可以一窥当代中国的政法传统在司法中生成的历史源头,并可对这一新传统的理解与推进司法改革提供历史的视角。     

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罪的立法与实践

根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建立廉洁政府”的要求,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提出了“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的行动纲领。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进一步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成就及作用

陕甘宁边区作为新中国的"试验田",是新中国的雏形。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作为边区政权的一部分和核心的司法机构,兼具立法、检察、审判、狱政管理、司法行政等职能,在边区司法队伍建设、立法、民刑审判和调解、狱政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就,发挥了打击敌对分子、巩固边区政权、维护革命秩序、进行社会改造的历史作用,对新中国的司法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陕甘宁边区科技立法与知识分子的权益保障

陕甘宁边区科技立法与知识分子的权益保障肖周录科技立法，是陕甘宁边区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历史经验，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生动体现。当年，在极其艰难的抗日战争条件下，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以博大的胸怀和远见卓识，重新评价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并以立法的形式对科...     

陕甘宁边区民事法律创制的主要方式探析

边区政府创制民事法律的活动,是边区法制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在创制民事法律的过程中,边区政府采用了单行法为主的法律创制方式,同时,又以自主创制民事法律与有条件地援引国民政府法令相结合,自立创制与有条件地援引国民政府法令相结合,成文法与习惯法互补,法的实施与司法解释,重点创制与逐步完善相结合,以及采取概括式与列举式和划分总则与分则的立法技术。这些方式,使边区的民事立法与边区的实际紧密结合,其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重视调查研究,注重法律创制和边区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做法,为当代中国的法律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民事制裁制度性缺陷评析

民事制裁是特殊时期的立法产物,也是法学理论不成熟的体现。这一制度表面上维护了法律的权威,但实际却与司法权的被动性、中立性相违背,以司法权威的丧失为代价。在民事制裁中,法院行使了行政权和个案中的立法权,违反分权制衡的法治原则。同时,民事制裁制度也不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应在未来的民事立法中取消民事制裁。在被取消前,应以司法解释的方式限制民事制裁的适用。     

陕甘宁边区人权立法的宪政解析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加强民主宪政建设,开始了运用政权保障人民权利的历史性尝试。陕甘宁边区人权立法使边区人民获得了广泛真实的人权,充分体现了宪法理念和宪政的基本价值,成为新民主主义宪政建设的典型代表。     

黄克功杀人案与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公正

黄克功杀人案发生在陕甘宁边区成立后不久。边区司法机关仅用六天时间,便完成了从案件的侦破、起诉到审理、判决和执行的所有程序,为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公正,从效率、民主与人权保护等方面,确立了标准。在缺乏明确的实体法及程序法规范的情况下,边区高等法院通过对此案的审理,创设了人民群众民主参与刑事案件的陪审制度和公审制度、边区高等法院对重大刑事案件一审终审的诉讼程序制度、法律适用主体的平等原则等重要制度,体现了边区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战争环境下实现司法公正的独特方式,对革命法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略论经济法立法主体的分类

本文通过论证,认为在经济法立法活动中,所立之法可以按调整对象、法律渊源、客观功用价值、立法权的获取方式等标准分类;立法主体可分为宪法上的立法主体和经济法上的立法主体,前者行使宪法上立法权进行立法,后者行使经济法上立法权进行立法,两者受不同部门法的调整。     

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考略

判例汇编,是指将审判实践中形成的典型案例进行系统地整理和编纂,用以规范和指导司法审判的活动。陕甘宁边区时期,边区政府与边区高等法院针对边区实际,将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形成的典型判例进行汇编。判例汇编的倡导者是边区政府,而具体实施者是边区高等法院。边区制定法不完善、司法队伍建设不能满足司法审判需要、人民群众文化素质低、观念落后等社会原因促使了边区判例汇编的形成。边区判例汇编具有分类汇编与共性概括汇编相结合、正反判例相结合等特点。边区判例汇编作为典型案例的集合,具有总结边区司法审判经验、提升边区司法审判人员素质、补充边区制定法不足、减少诉讼及化解社会矛盾等重要历史价值。边区判例汇编虽然有形成仓促、汇编形式略显粗糙等缺点,但这种方式却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的法制建设。     

完善我国军事立法权法律依据的思考

军事立法权的授予是军事立法活动的起点，军事立法权是国家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军事立法体制目前还不完善，军事立法权的滥用或越权行使将导致军事立法的混乱，不利于军队建设。军事立法权限的划分必然有所依据，我们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军事立法权的法律依据。     

地方立法权扩容的宪法控制

《立法法》修改赋予更多地方立法权,改进了立法权的配置结构,推动了立法发展。宪法在立法权配置方面留下了诸多空间,宪法规定了地方政权机构的权力,宪法还为地方权力行使划定了边界。宪法规定了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宪法具有鼓励地方开展立法实践的特征。宪法的这些精神、原则和规定引导和激励立法活动参与者通过修改《立法法》扩大地方立法权。宪法作为规则、程序和动力机制,是宪法控制立法过程的有效形式。     

论陕甘宁边区司法机构对疑难案件的处理——以一桩窑产争执案为例

王、呼窑产争执案是一桩发生于陕甘宁边区、因政权反复、政策调整而导致的疑难案件。因其时证据渠道尚未及规范,兼之受裁判者立场及法律观的影响,边区三级司法机构在此案的审理中虽然都注意到了利益兼顾,却显示出有利于贫民或有利于地主的两种阶级倾向。在利益兼顾的基础上向贫民倾斜的终审结果,实质上体现了边区司法机构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与革命法制的立法目的来填补法律漏洞的司法方法。     

立法权去中心化与立法模式转变

立法权本应属于人民全体,只是交由代议机关行使,但是立法权的所有与行使的分离使其有被滥用的可能,由此导致立法权在行使时出现趋中心化:立法权绝对化、非理性化、将立法权而不是公民作为立法过程的核心。因此,应着力实现立法权的去中心化,实现立法权行使范围和方式的变革。立法模式应该实现由单一政府立法到政府立法与社会立法相结合的转变,更多地发挥公众、社会团体和专家的实质性作用。     

陕甘宁边区私营工业发展的阶段及类型分析

陕甘宁边区私营工业是在边区政府扶持和帮助下得到的发展,是与战时边区军民的需求相适应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的特点.而边区私营工业的生产类型,则鲜明的呈现出边区私营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的历程.     

谦抑、民主、责任与法治——对中国立法理念的重思

立法理念是立法活动所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程序或制度约束，而非立法主体在立法时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理想。现代立法的制度设计者必须认真考虑立法权的范围和限度、立法权的归属和行使方式、立法权不当行使的责任、以适当的法律约束立法权等四个基本问题。与此相对应的四种立法理念是谦抑、民主、责任、法治，因此，阐释这四种立法理念的内涵，特别是重点讨论这些立法理念转化为立法实践的可能途径，对于立法实践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及其学术价值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内容完整、丰富,不仅包括边区整体司法运作的详细资料,还有大量有关法律制度的理论探讨资料,对这一批史料的整理、公开和研究,将会极大地丰富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的资料体系,深化边区法制史的研究,为今天的法制研究、法制改革及建设提供十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地方立法活动中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我国实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的立法原则。但在实际立法活动中,地方立法侵权、越权、争权以及立法冲突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我国法制建设,这迫切需要理论上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地方立法活动中存在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规范地方立法活动的解决方案,以期对地方立法权的正确行使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