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关于多民族国家结构形式的理论

列宁关于多民族国家结构形式的理论是依据马、恩的有关论述，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十月革命前，列宁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主张建立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反对建立联邦制。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确定苏维埃俄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接受并采用了联邦制的国家形式，从而使民族自决权与国家统一两者得到兼顾。此外，列宁把自治问题与俄国多民族的实际联系起来，与民族自治相结合，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并把它作为无产阶级在国家和政权建设问题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列宁关于多民族国家结构形式的理论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寻求通向现代文明的不同道路——列宁论十月革命的性质及意义

在列宁最后的思想中，列宁分别借助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三个概念，来阐述他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看法，并由此揭示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或“总的进程”的逻辑链条：通过革命实现基本制度变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创造与实现现代文明→在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最终建立社会主义。     

列宁执政党党内民主思想研究

关于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历来富有争议。有观点认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顾俄共(布)成为执政党的有利条件,仍旧沿袭革命时期的集中制传统;还有观点认为列宁在党内以民主之名行集中之实,集中制彻底取代了党内民主。这两种观点实质是对列宁领导俄共(布)建设党内民主的历史背景、原则和列宁党内民主思想的历史地位等方面的错误认识,因此有必要回应这两种误读,进一步认识列宁关于执政党怎样建设党内民主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光辉。     

全面抗战前后中共“民主共和国”口号演进的理论脉络（1936～1940）

全面抗战前后,根据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共重新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以联合国民党及各革命阶级反对日本侵略,同时进行民主斗争。与此相应,中共对“民主共和国”的解释,客观上受到承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三民主义和争取革命领导权、坚持社会主义目标这两项既矛盾又统一的因素的制约,并因应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和要求,经历了从三民主义共和国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演化。在国民党阴谋“溶共限共反共”的危急时刻,毛泽东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定义“民主共和国”,明确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的无产阶级主体性,并创造独特的国体政体理论系统化、清晰化的发展路线,指明中国革命的方向,不仅体现了中共政治纲领和主张因应时势的灵活调整,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成果。     

中共二大与国家结构形式的构想

192 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结构形式的最初构想 ,即以联邦制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这一构想的提出 ,一方面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 ,对十月革命后苏联所建立的新型国家结构形式的认同 ;另一方面又是对 2 0世纪 2 0年代初国内政界、学界关于联邦制大讨论的一个回应。中共二大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结构形式选择的历史起点。     

民族区域自治与联邦制的比较研究

在民族问题上,联共党选择了民族自决权理论和联邦制的国家形式;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也选择了和联共党一样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但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逐渐成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几十年后的实践证明,以民族自决权、联邦制为标志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是前苏联、东欧诸国发生民族分离,纷纷成立民族国家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符合中国各民族的实际,它不仅经受住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世界风云变幻和国内政治风波考验,经受住了国际上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的考验,而且表现出了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民主共和国的两种构想及实践选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才能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究"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民主共和国的两种构想及实践选择",对于坚持"三个自信"、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民主共和国思想"的构想,经历了从"三民主义共和国"思想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思想的演变历程。"三民主义共和国"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英美式的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张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过比较,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     

五四运动与陈独秀价值观的变化

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观重建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四运动前,他通过创办《新青年》,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为中国人树立了“科学”、“民主”的新价值观;五四运动后,他走向马克思主义,既对“科学”、“民主”的价值内涵给予了拓展和深化,又对“社会主义”的新价值观予以了凸显和高扬。但这种变化之中又蕴含着前后相继的连续性：从五四运动前到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的价值观一直都保持了启蒙的性质;只是五四运动后的启蒙性质,包含了对五四运动前启蒙性质的反思与扬弃,得到了一种深化。     

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民主共和国的两种构想及实践选择

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构想,经历了从"三民主义共和国"思想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思想的演变历程。"三民主义共和国"设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英美式的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张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过比较,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     

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民主共和国的两种构想及实践选择

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构想,经历了从“三民主义共和国”思想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思想的演变历程.“三民主义共和国”设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英美式的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张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过比较,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     

联合政府主张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

自1944年初秋至抗战胜利前后,建立联合政府是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的政治目标。现有论著中有将中共此时的联合政府构想作为一种单独的国家方案来加以论述,学界同行对于联合政府的定位也存有歧见。一种观点认为,联合政府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具体形式,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的具体化;另一种观点认为,联合政府主张是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同的另一种建国思路,或者说是以新民主主义国家为发展方向的过渡性建国方案,甚至于认为联合政府这种政权形态体现着旧民主主义性质。但无论持上述哪种观点,似未见论者展开分析,故有加以讨论的必要…     

毛泽东对共和国民主之路的开拓

毛泽东作为共和国民主之路的开拓者,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例如,他把“独立民主”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提出我们国家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我们的政府是同人民协商办事的“商量政府”;用民主治国的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等思想,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相异、相通与互鉴——解析当代中国社会、美国社会与欧洲社会

梦想体现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内在精神的缩影与表征。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梦”和“欧洲梦”以其强大成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移民者,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梦”日益走上世界话语舞台,成为政治家、学者和民众热议的话题。“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或奋斗目标,探寻三者之间的相异、相通与互鉴,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思想课题。     

三治通胀——陈云在共和国经济的关键时刻

在共和国三次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关键时刻,陈云从国情出发,在供给与需求、货币与实物、积累与消费等方面,创造性实施治胀的“组合拳”,取得了平抑物价、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历史性成就,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举措。     

论“舟山新区”对策策略——面对“一路”带来的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机遇

建设“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赋予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一个海洋特色。作为国家级新区之一的“舟山新区”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它对“舟山新区”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挑战。同时,它也将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越来越多的经贸合作机遇。这也是“舟山新区”在“一带一路”中十分艰巨的历史使命。本文以给“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经贸合作机遇为主题,认真思考“一路”的深刻内涵,紧密结合“舟山新区”存在的巨大潜力,探讨了基于“五通”的“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机遇,提出了政策创新是“舟山新区”吸纳“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的最大策略。     

从“书记负责制”到“书记指导制”：税改前后村庄两委关系的变迁研究——基于浙北L村的社会调查

村庄两委关系的实态受到来自变动中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具体的“过程与事件”的实时作用。要对变迁中的两委关系展开研究,就要同时关注宏观和微观层面因素的变化。研究将时间背景预设为改革开放至今时期,在对前者进行有机切分的基础上,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挖掘、还原和捕捉村庄“场域”内的“过程与事件”,考察两个时段内村两委的关系。在浙北L村①,“书记负责制”是改革开放后至税费改革前时段村庄两委关系的样态;而在税费改革后至今时段,两委关系演化为“书记指导制”。那么,这种关系模式的变因是什么,依循何种路径,未来趋向又如何,这些都是本文将要着重阐述和探讨的重点。     

朱熹论“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孟子讲“仁民而爱物”，讲爱有差等。朱熹把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解读，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与爱物的差异，又通过其《仁说》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认为此心“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并最终把“爱物”解读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样的解读，不仅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可以为当今生态危机情况下寻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提供借鉴。     

冯友兰、钱穆对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及其学术冲突

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作了较多不同的诠释。冯友兰认为,朱熹依据理与气的关系而讲性与心的相互区别,讲“性即理”,而与“心即理”截然不同,因此把朱学界定为理学,而与陆九渊心学对立起来,同时还认为,朱熹讲“心统性情”,只是讲情“从心上发出”,性“在于心中”。与此不同,钱穆认为,朱熹讲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均属“一体两分”,由此进一步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在工夫论的层面讲“心即理”,同时强调朱熹“心统性情”中“心”的主宰作用,因此把朱学界定为“心学”,并肯定朱熹心学对于陆九渊心学的超越。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体现了冯友兰从差异不断推展到对立的思想方法与钱穆从差异中寻求圆融的思想方法的学术冲突。     

作为价值论对象的信息文明

“信息文明”不仅是一种事实存在,而且也是一种价值现象,包含着“应然”的属性和“善恶”的问题,这是因为信息文明不仅是一种“物本”性的文明,更是一种“人本”性的文明,人在建构信息文明时,难免要将自己的价值倾向或价值追求“植入”其中。对信息文明的价值分析,可以从总体性和局部性的侧面展开,还包含有这种价值是前置的还是后置的学术纷争,表明了信息文明作为价值论对象的复杂性。     

与共和国同龄是我的骄傲

我伴着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诞生，又与共和国一同迎来了55岁生日。能与共和国同龄，是我的荣幸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