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管理的现状、模式构成与优化路径

农村宅基地管理现状在于，农村宅基地管理权能虚化、农村宅基地初始取得方式多元化和农村住房与宅基地流转意愿微弱化。政府规管型、村民自治型和无序放任型成为当前农村宅基地管理的三大模式。基层住建部门管理权绩效、村级宅基地管理权有效性、村庄与农村地权观念区域差异，是我国农村宅基地管理模式的形成要因。强化农村宅基地规划管理，在激活农民参与的前提下，推进政府资源的外部输入，成为优化农村宅基地管理、稳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可取路径。     

刍议我国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的构建

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镇,农村将会出现大量的空闲宅基地,然而,由于传统、体制、机制等原因,农村转移人口宅基地退出遭遇种种困难。本文认为,应该认真分析造成宅基地退出困难的种种现象,从明晰宅基地产权制度体系,设计系统化的宅基地退出制度来推动这项工作。     

农村宅基地退出模式比较及激励机制研究——基于宁波市的分析

城乡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协同推进实现城乡融合的基础和关键。当前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处于探索阶段,为改善当前宁波市农村宅基地超标占用、长期闲置、布局散乱等低效利用现状,并通过盘活宅基地资源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推动城乡要素交流,宁波市基于地域与主体的差异性积极探索改变土地性质的宅基地置换、改变土地用途的开发经营等宅基地退出模式,不同模式在实施动机、主导方、补偿资金来源等方面各具特色。构建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激励机制以推动宅基地退出实践,可从完善退出补偿机制、强化风险防范机制、深化农村改革联动机制三个方面考虑。     

完善我国农村宅基地置换制度的策略思考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许多地区都遭遇了严重的土地资源瓶颈,宅基地置换因能有效地缓解用地需求压力而得到广泛推行.然而,在宅基地置换过程中存在着诸如行政力量过强、资金相对短缺、房产权制度空白等问题.完善我国农村宅基地置换制度的主要措施有：实行市场化运作,促进农村宅基地的合理配置;拓展融资渠道,满足宅基地置换的巨额资金需求;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和农村房屋产权登记制度;建立公正的利益均衡机制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健全和完善农村宅基地置换的相关法律法规等.     

关于中部安徽、江西和湖北三省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评析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内容是多样化的。在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中,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基本功能仍然是保障农民住有所居。目前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如何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和资源输入和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形成土地管理能力,其中江西余江试点把政府治理和群众动员结合起来加强农村土地管理,低成本推动闲置宅基地退出,结合政府输入资源形成了美丽乡村的显著成果。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退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宅基地使用权退出是指宅基地使用权人通过一定的途径,将基于某个特定宅基地上的合法使用权归还宅基地所有权人,使宅基地所有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统一于同一个主体。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制度有利于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权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且可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权益。从法律、政策和现实实施层面看,在我国构建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制度是可行的。     

法律视域下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农村宅基地使用和流转都面临着不少矛盾和问题。建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进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制度创新,对于促进农民增收,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要全面冷静地分析和看待“斯大林热”——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

20多年前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浪,搞垮了苏联,这一历史教训值得记取。但当前要全面冷静地看待后来兴起的“斯大林热”有可能走向全面忽视斯大林错误和教训的另一极端化趋向,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因此,对“斯大林热”决不可盲目地随声附和。对中国来说,必须全面吸取苏联“左”右两方面的教训,既要重视其改旗易帜导致亡党亡国的右的教训,又必须重视吸取其历史上斯大林宣扬“法律虚无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沉痛教训,这对于我们当前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可道”与“不可道”——老庄“道”论探析

在先秦道家看来,“道”没有明确的形体,超乎世俗认知,非人类的“视”、“听”、“抟”、“言”等所能认识和把握,因而指出“道”不可道。然而,老庄并没有放弃对“道”的阐发,而是采用了特殊的方式来帮助世人理解“道”本身。即以道与万物之关系为言说的起点;以天道、地道、圣人之道为言说的参照;以似、若、几、或、近、比等为言说的语辞;以“寓言”、“重言”和“卮言”为言说的方式;以得道者对战争、百姓、为政等方面的看法为言道的标尺;以道与德之关系为言道的归宿。     

“天演哲学”之易理意蕴发微

在中国古代影响久远的《周易》哲学,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家严复的“天演哲学”同样具有重要的乃至奠基性的意义。《周易》强调“变”的绝对性,为严复接受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作了理论准备;在易学的传统中形成的若干“默认点”如“物极必反”、以“未济”为“亨”等,支持了“天演哲学”的非目的论路径;《周易》由术（卜筮）而道（理性）的历史造成的相容主义诠释传统,体现在“天演哲学”中,则成为历史进步的必然性与发挥竞争意志可以改变国运两者并行不悖的理论。严复的个案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近代思想家如何通过“新知附益旧学”的方式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保息六政”中的农村社会工作思想及其启示

先秦时代的福利救济制度《周礼·地官司徒》中的保息政策,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社会福利政策,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社会工作思想的初步实践与探索。“保息六政”所倡导“慈幼、养老、赈穷、恤贫、宽疾、安富”等思想直到今天对关爱现代农村社会中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弱势群体、关注农村的贫困化现象、促进农村自治组织的发展等相关农村社会工作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众文化”：在反抗中生成——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解读及启示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强调,文本是一种具有多义性和开放性的表意结构,它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和“读者”的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者”不仅是文本意义的赋予者,而且还是意识形态的维护者,“读者”则能够直接参与对文本的解读并形成独特的文化,对“作者”的权威构成威胁。大众文化产生于“读者”对于文本意识形态的反抗,是一种在反抗中“生成”的文化类型。文本和大众文化的这种特征对我们理解当下我国的大众文化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农村宅基地退出试点改革:模式、困境与对策

2015年我国开展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三项改革试点以来,33个试点县(市、区)在宅基地退出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平罗经验""余江样板"与"义乌智慧"三种代表性模式。宅基地退出试点改革在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遭遇了一些困境,如补偿资金缺口较大、长效机制尚未建立以及农民退地积极性不高等。完善"三权分置"框架下宅基地退出机制应是今后试点改革的重要任务。只有健全农民社会保障等配套体系,才能为宅基地退出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对兵团团场宅基地及其房屋流转的法律思考——兼与农村宅基地之比较

团场宅基地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与农村集体性质的宅基地一样,其获取具有无偿性;对农村宅基地的原则性规定适用于兵团;团场宅基地使用权不能通过房屋买卖、继承或者赠与取得;团场宅基地及其房屋不能抵押和入股,其房屋出租应受到限制。     

“物化”之“觉”：《齐物论》“真”义之见获——《齐物论》“真”义释述之二

《齐物论》中,“寓诸庸”是继“天”、“道枢”、“一”诸多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概念,亦可视之为对上述诸概念思想指向的一个反拨。由此,求“真”意识在其展开过程中,真正彻底撇弃了那种有赖于“言”不断进行概念抽象的思想指向,直接从“物”的存在及其最终意义上来把握“物-天”世界之“真”：是为超越了“形化”的“物化”存在意义之揭示,即为大“化”之“觉”。此所谓“觉”,即我们对于“物-天”对应叙事架构中“万物”存在的实质（“化”）的自我把握,不仅超越于“形化”而趋向“物化”,亦且揭示了“物化”存在的自我超越之必然性：形诸于“物”的种种“形”态生灭的大“化”运行,正是其自我存在,及其永远指向于超越性存在意义的根本理由。是为“物-天”世界“真”义之所在。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婚姻株连”：理解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框架 ——基于豫南Q村“光棍成窝”现象的调查

在婚姻株连”框架认为在当今经济不发达而传统文化比较浓郁的山区农村，在女方及女方父母掌控婚姻市场主动权的背景下，光棍被传统村庄认为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边缘群体的情况下，兄长在婚姻中的失败往往会通过经济、声誉和社会关系等方面株连到其家中还没有结婚的其他成员，也就是说，兄长的光棍身份必然会对未婚弟弟的婚姻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可能使其未婚的弟弟也走上光棍的道路，从而一个家庭中出现不止一个光棍的情形，这种通过“婚姻株连”所造成的一个家庭中多个光棍的情形构成了当地人习以为常的“光棍成窝”现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人民主体”论析

“四个全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整体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回避“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的问题,它的每一个“全面”都闪耀着“人民主体”的光辉。“人民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引领“人民主体”实现新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明确的积极的纲领”,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活力”与“凝聚合力”,以全面依法治国规范“自主活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群众的向导”,不断提升“人民主体”的发展境界。     

论朱熹对“德礼”与“刑政”关系的发展——兼论朱熹“严刑”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在处理以及调整德礼与刑政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以其理学的立场和进路,具体地研判德礼与刑政的关系,并抉择一条适合当时社会环境与礼法现实的规范之路。朱熹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以分析的人性说为理论出发点,以道德理性论证“德礼”教化的有限意义以及“刑政”的积极作用。而朱熹对“刑政”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其对“严刑”的必要性意义予以特别的关注,并试图通过批判当时社会上以及司法领域盛行的“恤刑”理念来体现这一主张。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