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房交易安全与技巧

二手房买卖中,资金交易安全非常重要。一个不慎,极有可能造成重大损失。因此,防范交易风险关键在于多留个心眼,选择安全的付款途径,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有效降低购买成本的途径。     

浅议“物权法定”与“物权意定”

关于物权法定与物权意定之争论已非鲜闻,由于商品交易的日益发展,加之物权法定本身固有的缺陷,遂又有缓和物权法定主义之学说的提出,但对这一问题终究难以盖棺定论。本文试对现有物权法定与物权意定以及缓和说之众多观点加以梳理、归纳和分析,在权衡各派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认为在当前形式下仍应以物权法定为原则,并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该原则作适时适当之调整,以保护交易安全为不变之宗旨,规范物权法律关系之变动。     

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风险刑法理论曲解了风险社会理论,尤其是风险范畴的真实含义,混淆了风险社会的风险与传统社会的风险。该理论针对的是传统社会的风险,它对于传统刑法理论的颠覆是无根据的。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全球性、未知性、系统性、两面性,在古典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它们被合法化为现代化的"潜在副作用",古典工业社会的刑法无法化解风险社会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危机属于系统危机,需要系统性地解决,这首先有赖于科学和政治的制度性反思。面对风险社会的危机,刑法既不应无所作为,也不应鲁莽冒进,而应当是反思性的。     

《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凭单放货”义务重大变革之反思——交易便利与交易安全的对弈

出于交易便利的考虑,实践中无单放货问题日渐凸显,危及了交易安全。为了解决此难题,《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凭单放货义务进行了重大变革。但相关制度设计并未实现便利交易的目标,同时削弱了交易的安全性。中国应在兼顾交易便利与安全的基础上对可转让提单坚持凭单放货,同时允许承运人在记名提单下有条件地无单放货,把大力发展电子单证作为解决无单放货难题的出路。中国对加入公约应持审慎态度。     

“讨价还价”的背后——对现行市场销售模式的法理批判

当今,讨价还价已经成为市场销售的主要模式。讨价还价虽然与自愿和公平有联系,但并不反映自愿与公平;相反,讨价还价与欺诈联系在一起。从效率的角度看,讨价还价也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供需关系;相反,它极大地增加了市场的交易成本以及政府的决策成本和管理成本,也抑制了供应商的生产积极性。商品的价格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商品价格的确定就不只在于效率,更在于公平。商品价格的公平性就在于成本加合理利润,因此,成本与利润信息的充分披露可以保证消费者在讨价还价中免于欺诈。集团购买以及标准合同也在一定程度可以弥补消费者讨价还价能力的不足。而作为消除讨价还价的销售模式最为有效也最为现实的办法,莫过于以明码实价的方式代替明码标价的规定。对此,政府的价格调控措施必须有所作为。     

网络交易安全与民商法保护的相关性探讨

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网络交易逐渐成为商务活动的新宠，网络交易的数量和金额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因技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网络交易在安全性和可靠性等方面还有加强。如何对网络交易的安全性进行保护，就成为我国民商法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本文从网络交易安全内涵入手，分析了网络交易安全现状，民商法对网络交易安全的保护，以及民商法在网络交易安全保护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对于民商法在网络交易安全保护中的创新分析。     

案名:臧进泉等盗窃、诈骗罪案 主题:网络交易安全问题探究

随着互联网的极大普及和电子商务技术的成熟,一些犯罪分子乘虚而入,利用人们在购物时的疏漏实施犯罪活动,网络钓鱼逐渐成为常发性案件。本案就属于典型的网络钓鱼案件。通常情况下被告人以诈骗罪论处,因为不管其使用何种作案手段,最终都介入了被害人的主动支付行为。但是仔细分析案情即可发现,被告人在1元链接中植入大额付款链接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秘密窃取,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所以应该另行定罪,数罪并罚。与此同时,对于网络钓鱼案件频发且易于得逞,我们也应该从网络交易安全管理角度进行反思,比如本案所涉及到的电子商务、第三方支付以及虚拟货币等环节存在的交易安全问题。     

公司治理与交易安全

公司治理就是在股东、债权人、职工等利害关系人之间对公司经营权力、利益进行配置的机制,现代公司由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法人财产权的确立出现了两权分离下的“代理人经营风险”;公司经营的扩大,在实现自己经营目标的同时可能会对他人甚至公共利益构成威胁,如何保证公司以最低的组织成本追求其经营目标,并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框架内部运行,这就是公司治理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维护市场经济交易安全的需要,公司治理中的交易安全主要通过公共监控和公权力来实现,但交易安全的最终目标在于增进效益的提高,因此,不能为追求安全而无视经济效率,成功的公司应是微观上实现资本增值的最大化,宏观上必须受社会责任约束。     

关注金融衍生交易的市场风险向法律风险的转化——对中航油、中信泰富事件的反思

金融衍生交易的市场风险与法律风险通常被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但对于中国企业,特别是具有国资背景的海外上市公司来说,最大的损失源自金融衍生交易的市场风险向法律风险的转化。它显示了传统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与现代金融衍生交易的市场规则、法律规则之间的碰撞。中航油事件与中信泰富事件所揭示出的这一风险转化过程,为观察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风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完善夫妻财产制与保障民事交易安全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夫妻财产制与民事交易安全关系密切。而现行《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已无法有效保障民事交易的安全,亟待进行完善。具体内容应包括：科学界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建立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完善夫妻约定财产制;严格划分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界限;规定夫妻日常事务代理权及完善有关的程序性规范等。     

跨国公司技术关联交易与我国国家经济安全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研究的技术成果大都通过关联交易方式转让与跨国公司总部分析,对于我国国家经济安全会产生的不利影响.认为我国只有运用法律制度的完善才能解决技术关联交易问题、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     

诈骗罪重构:交易信息操纵理论之提倡

传统诈骗罪理论中,被害人视角与行为人视角交织重叠,不仅带来相关构成要件要素的解释难题,也破坏了诈骗罪归责关联的完整性与连续性。本文尝试在解构诈骗罪关系犯特征的基础上提倡诈骗罪的不法本质是交易基础信息的操纵,并对其构成要件进行中国语境下的重构:行为人在财产交易沟通过程中操纵交易基础信息——对被害人施加影响使其作出有利于行为人的财产交易或安排——行为人非法获利(或被害人遭受财产交易损失)。这一理论重构将被害人角度的构成要件要素如错误认识、财产处分等删除出构成要件,能够凸显行为人信息操纵的归责链条,清晰勾勒诈骗罪的归责路线,并通过信息错误风险管辖思想替代争议颇多的被害人过错、被害人过于轻信等被害人教义学思维限制诈骗罪的可罚性范围。     

物权变动模式之选择与交易安全

物权变动模式之争历时已数百年,交易安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物权变动与交易安全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价值取向不完全一致,不应当合并在一起用一个规则来处理。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使物权变动和交易安全的问题都得到了较好解决,反对者所提出的诘难是不能成立的。     

金融衍生品交易二度“逢春”

自2005年汇改之后,随着人民币做市商的推出、货币经纪公司落地上海,启动金融期货以规避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时机终于成熟,中国现有金融市场格局的重构已渐行渐近     

诚实信用原则与交易安全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帝王条款，其功能是多方面的。捍卫交易安全无疑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为什么此原则具有此种功能?它是如何通过具体制度来体现的?与经济人之假说如何协调?在我国此原则贯彻之程度如何?这些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浅论侵权行为一般条款与交易安全义务的关系

本文主要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所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探讨交易安全义务这一制度在我国现行法体系中的定位,通过对法定与一般交易安全义务的划分,分析其同侵权行为一般条款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论述其对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具体化,阐释交易安全义务在侵权行为构成中起到的作用.     

“交易安全”影响物权变动模式的原理与谱系——以“流通频率”变量为线索的展开

物权变动制度设计应以交易安全为价值导向.但抽象层面的交易安全理论因其模糊性而难以为物权变动理论提供清晰有效的依据和指引.交易安全内涵受“流通频率”变量影响而变化,进而影响物权变动模式类型的横向分布和历史变迁.以流通频率为研究线索可以实现交易安全含义的具体化并使其更具解释力.高频流通导致交易安全向外部(第三人)偏移及物权变动模式的形式主义倾向,低频流通导致交易安全向内部(真实物权人)偏移及模式的意思主义倾向.以高频流通下的“纯外部交易安全”指导一般流通频率下的物权变动是导致物权变动制度定位严重偏离、乃至“形式主义化”的重要原因.现代普通物权变动应从一般流通频率出发,兼顾动静安全的平衡保护,采取折衷的对抗主义模式.     

反思与超越:中国行政主体理论批判

随着中国现代行政法理论的深入发展与法治行政的实践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因行政诉讼确定被告的需要而构建的中国行政主体理论——"诉讼主体模式"——所固有的缺陷渐渐暴露出来。为此,我们需要从本土化、正当化和功能化三个层面,在借鉴大陆法系国家行政主体理论——"分权主体模式"——的基础上,重构中国现代行政法的行政主体理论,并以渐进的方式替代现有的行政主体理论,以期回应当下中国法治行政的需要。     

对“明显低于或者高于市场价格”的解读——从一件受贿案谈起

交易型受贿中的"明显低于或者高于市场价格"在理论上理解不一,在实践中争议也较大。作为一种新型的受贿犯罪,交易型受贿采取表面合法的交易形式进行,具有隐蔽、复杂等特点。但其在本质上仍然具备受贿罪的共同特征即权钱交易。因此在判断"明显低于或者高于市场价格"时,应当围绕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展开,将合法的市场交易行为与交易型受贿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