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亟须完善

问责官员随意复出严重损害了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有效性。因此,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避免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是行政问责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应该从明确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厘清权责关系、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严格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等几个方面入手。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被问责官员“带病”复出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它使行政问责制面临合法性危机,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如何科学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是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分析目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挖掘深层次的原因,找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的优化路径。     

关于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化的思考

问责官员频繁非规范地复出消弭了行政问责制的功效,破坏了政府公信力,虚置了人民权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复出制度的系统性缺失。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化建设应当遵循实事求是、公众参与、程序公正、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健全协调统一的复出制度体系,设定明确严格的复出条件,构建合理规范的复出程序,完善合理有效的复出监督机制。     

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研究

对于曾经负有责任而降职、免职、引咎辞职的官员,并非一概不能起用。如果因为一次失误,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这样的问责过于偏执。相反,给那些改正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成绩的“问责官员”一个复出的机会，更能体现出制度的善意与理性。本文拟在分析当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官员复出的路径做一探讨。     

被问责去职官员复出的判断标准和条件

<正>官员问责是建立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是当前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我国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2002年7月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4年中央办公厅颁布《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2005年4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200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公务员法》用法律形式规范引咎辞职制度(官员问责的一种)以后,官员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被问责去职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规范被问责去职官员复出的标准和条件尤为必要。     

问责制下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制度缺陷及出路

随着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实践的不断推进,一方面,许多政府官员或因违反党纪国法,或因对社会危机事件处置不力而被相继问责,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政治层面,这都体现了权责统一的法治理念;另一方面,又因为官员的复出带有随意性、缺乏合法性,因而遭到公众的不断质疑与反对。“官员复出”指因问责被免职的行政官员在一定时期内重新担任、或异地调任相关领导职务的政治现象。     

被问责的官员们

在四川省开展的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中，各地不断掀起问责风暴，不断有官员被问责，从而把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推向高潮。     

问题官员“带病复出”的制度反思

我国自2003年非典时期实施领导干部问责制以来，像“瓮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中，都有官员被问责，或受党纪政纪处分，或受国家法律制裁。问责制的实行，给领导干部以极大震撼，让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对平息民愤，保持社会稳定，提高政府公信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度被誉为是我国政治文明的一道亮丽风景，是提高我国公权公信力的制度尖端武器。     

官员问责，是不是一场秀？

“问题官员复出”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有统计显示，从2003年“问责风”兴起，已有上千名官员因工作失误而引咎辞职，但其中大多数在并不长甚至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异地任职，或提拔重用。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观念里，问责制“异化”成了对问题官员的“保护”，     

中央再掀问责风暴——九月辞职免职官员一览

9月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但中央和相关部门的处理方式却让民众从大不幸中看到了大幸，这就是问责制常态化的曙光。     

官员问责与引咎辞职

[案例]某单位由于主要领导决策失误，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上级主管部门在系统内进行严肃的通报批评，并责成该主管领导做出深刻检查。单位上下议论纷纷，有的认为该领导应该自己引咎辞职，有的则说作为上级主管部门应该给其处分并免去其职务。有的则在私下议论。虽然该领导并没触犯刑律，不至于承担法律责任，但再让其稳坐领导位置，依然说了算，不服!现在，如何对该主管领导作出处理？     

问责官员造假

近日,山西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免去沈庆华临汾市委常委、委员和市纪委书记职务。沈庆华被免职是因为“年龄造假”的问题。此前,沈庆华被举报年龄造假,“13岁参军,15岁入党,‘档案年龄’比真实年龄小了5岁”。沈庆华因“年龄造假”被问责,其标杆意义自不待言。虽说只是施政伦理的回归,但它所彰显出的管束理性,     

近年来因问责“下课”的部分官员

中国官员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期间启动。包括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名官员,因隐瞒疫情或防治不力而被查处。非典过后,从中央到地方加快了问责制的推进。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亟需对官员问责作出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正确认识官员的复出问题

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因各种原因被问责辞职、免职或撤职后，又被重新任命相当于原职或高于原职的事件时有发生。于是，在民间、在媒体，尤其是在网络上，“官员复出”不仅已经成为一个广为盛传和流行的概念，而且有着不同的解读。如何正确认识官员复出，官员复出应当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应当从哪些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创新等，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考虑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官员问责再定边界

中央发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针对以下七种情形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第一,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第二,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     

官员问责的罪与罚

近来,一些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的消息不断触动着公众神经:两年前因"黑砖窑"童工事件被问责的山西省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临汾市尧都区原副区长段春霞撤职后先后复出,分别担任县长助理及区长助理;"6·28"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主政瓮安的县委书记王勤,被撤职后不久即调任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如此问责余音未落旋又复出,引起公众强烈质疑。"罪当其罚"、"罚当其罪",对官员的问罪与定罚应该循法,量才与起用亦应有章可循。官员问责不能像"猴皮筋"可长可短,更不能沦为"假问责"、"问责秀",成为避舆论风头、故作姿态之举。因为,它不仅关乎政府的执行力,更关乎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引咎辞职: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新发展

我国官员问责制经过很长时间的建构,内容与形式都在不断地发生新的变化。引咎辞职是我国近期政治实践中的新亮点,并掀起一场问责风暴。引咎辞职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突破使得官员问责制在理论上和制度上不断地加以完善。     

欧美的官员问责制

在西方，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差异，官员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候鸟官员”。这类官员和“政党共进退”，政党在选举中获胜，他们就做官，选举失败，他们便离开官场。比如，如果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在大选中获胜，现总统布什和他的部长们则必须让位于克里的班子。就克里来说，他聘请何人入阁完全取     

官员问责制:离长效机制有多远

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开端的官员问责制在我国的初步建立,表明“可问责政府”的理念已在中国的公共管理中得到推行。文章在分析官员问责制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揭示了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制存在的问题,提出要优化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应在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