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合理性:善意履行之客观标准——以美国法为视角

商业合理性经常和善意履行联系在一起来界定商人的善意。商业合理性作为一个客观的标准,对善意履行的判定非常重要,该标准基于社会公众的正义、公平和合理性理念而产生。对商人而言,不仅要求他们"事实上诚实",还应遵守有关"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准则",同时在"善意和合理的商业限度内"行为。     

精神失常抗辩及其刑事证明——以美国法为视角

心智健全推定卸除了控方对被告人心智健全的证明责任,将争点形成责任交由辩方承担。而精神失常在美国刑事法中属于积极抗辩事由,根据联邦和多数州的司法实践,由辩方承担提出初步的举证责任,并承担“清晰、信服”程度的说服责任。相较之下,我国目前刑事实体法的建构与刑事证明之间没有明确的衔接,以至于刑事证明的功能无法有效实现。司法精神病鉴定是目前查实被告人是否精神失常的主要手段,但启动权主要其中在公安司法机关手中,辩方权利受到较大限制,而对鉴定人以及鉴定证据亦缺乏体系性的证据审用规则。司法精神病鉴定应当纳入刑事证明的轨道,辩方如欲推翻心智健全推定,应提出相应证据,继而说服责任的分配要区分辨方证明主张：该鉴定意见是对控方对犯罪主观方面要素证明的反驳,还是主张责任阻却。前者由控方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后者则由辩方证明到清晰、信服的程度。在此证明原理的基础上,鉴定人有义务出庭对鉴定意见进行口头陈述或展示,并接受对造的质证。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则由法庭依法判断,其证明力则由法庭自由评价。     

建立我国证据展示制度探析——以美国法为视角

确立证据展示制度目的,就是要使控辩双方在审判前就作好对抗的准备,防止双方在开庭审理后提出新的证据而导致法庭审判的无序性,而且能够缩短审判持续的时间.应当看到,建立证据展示制度,这是构建控辩平衡的诉讼模式的需要.     

论我国商标法使用条款之完善——以iPad商标纠纷案为视角

连续三年不使用的商标,已经成为死亡的商标,在侵权诉讼中,在后使用人可以以在先使用人连续三年不使用该商标为由进行抗辩,不构成侵权.结合近期媒体热炒的iPad商标纠纷,讨论对连续三年不使用商标的效力问题,从而关注我国商标法修改中的使用条款,提出对应的立法修改建议.     

论美国法上的证明责任——以诉讼程序为视角

我国现有研究并未区分大陆法系意义上的证明责任(Beweislast)和美国法上的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美国证明责任中提供证据责任和说服责任概念及其关系与美国民事诉讼程序之间有十分重要的关联。如果以德国法为参照系,那么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概念在逻辑起点、适用对象和结构地位上都存在显著差异。而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方向,美国证明责任理论对改造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在制度上和理论上的独特价值。     

浅析我国《合同法》上的格式条款定义——以德国法为视角

我国《合同法》第39条至第41条明文规定了格式合同（条款）的成立、解释和效力。适用这些规则的逻辑前提是某一合同或条款属于格式合同或条款。由于将一份合同条款认定为格式条款：和认定为非格式条款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往往会发生重大的影响。因此,理清格式条款定义在我国法上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德国的格式条款立法相对完善,本文通过对比较分析来理清格式条款的形式特点和实质特点,对于格式条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格式条款立法缺陷之分析

20世纪以来,契约法发展出现的新趋向即格式合同的广泛采用。当前,格式合同已成为一项社会经济生活中至为重要的交易形式,被普遍地适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格式合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双刃剑,尽管它具有提高交易效率、节约缔约费用和成本、增进交易安全等价值,但另一方面,使用人以不公平格式条款侵害相对人利益的现象大量存在,如果法律不能对格式合同进行有效合理的规制,格式合同则可能成为经济上的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为此,现代各国都很注重格式合同的立法。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在立法上表现出对格式合同的不重视和宽容态度。”一直没有单行的格式合同规制法。在《合同法》颁布以前,对格式合同的规制主要散见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海商法》第126条以及《保险法》第17条     

论政府诚信

从诚信在政府道德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政府诚信与宪法以及民主政府的关系出发 ,可以揭示出 ,政府诚信是珍贵的政治道德。政府诚信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不仅与社会诚信存在着重要的互动关系 ,更对社会诚信有决定性影响     

论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制度源于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作为继受罗马法的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并未接受罗马法奉行的"无论何人不能以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吸收了日耳曼法中"以手护手"的法理念,普遍确认了善意取得制度;英美法系本身就源于日耳曼法,善意取得当然成为英美法系各国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尚未明确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已得到认可。     

动产善意取得的法理基础

在关于动产善意取得法理基础的诸说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占有公信力说。该说不仅有悖于法理和民法体系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会遭遇许多困难，不足为采。善意取得的本质是保证本着诚信而行为的交易主体能在社会公认的正常交易环境下依法实现其交易目的，其法理基础是交付的效力，伦理基础是诚实信用原则，交易安全保护则是该制度内含的经济理性。     

论留置权的善意取得

虽然<物权法>草案中没有确立留置权的善意取得制度,但鉴于留置权本身的特征以及我国现实生活的需要,应该设立留置权善意取得制度.留置权的善意取得有其独立的构成要件.     

行政法诚信原则的内涵分析——以民法诚信原则为参照

鉴于诚实信用私法原则引入公法的特殊背景,不同法系的私法学者就该原则的内涵存在争议的现象必会在公法领域有所体现,由此为公法领域解释诚信原则带来困难。私法诚信原则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善意真诚、恪守信用和公平合理,以此为基础,可以大致分析出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具体内涵。     

论“善意例外”规则

“善意例外”产生于美国,是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限制,也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内容.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没有明确规定“善意例外”规则.由于我国法律对搜查、扣押等侦查行为的制约不足,其中的“合理解释”与“补正”多为程序瑕疵的弥补,存在“善意”的空间,适当借鉴“善意例外”规则,有利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顺畅实施.     

司法过程中的商谈与诚信原则

司法过程中的对话沟通是现代司法的特质,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之一。诚信原则是现代司法的本质要求。在我国现阶段,通过司法过程的对话沟通树立司法公信力,是实现司法公正,促进司法独立,加快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出路。     

论行政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

素有“帝王条款”之称的诚实信用原则,其适用范围长期囿于私法领域。但自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职能从“干预行政”向“给付行政”的转变,诚实信用原则已“君临法域”,推至公法领域,成为行政法乃至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从行政法的角度探讨诚实信用原则时间不长,立法上也刚刚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本文在研究行政法上诚信原则的起源和国外立法现状的基础上,探寻诚信原则在我国行政法上的地位与具体适用,以期完善我国的行政诚信原则与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以我国物权法草案第111条为分析对象

善意取得制度在构成要件的规范设计上,应当服务于最大限度地保护交易安全的需要。物权法草案第111条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构成包括无权处分、受让人善意、转让合同有偿、完成公示以及转让合同有效,从整体上看,这种规定基本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宗旨。但是,由于立法者比较强调法律制度的简洁,将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善意取得进行统一规定,这就使得该制度出现了一些需要详细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