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武清开发区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武清开发区始建于1992年6月，是国家首批批准建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规划总面积24．8平方公里。作为环渤海经济圈、京津高新技术产业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区建立12年来，区委、区政府依托自身区位、交通优势，始终把开发区发展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来抓，坚持“以招商为中心”，不断创新机制、完善功能、创造环境、广纳贤才，促使开发区迅速成长壮大，成为扩大招商引资、提高城市化建设水平、提升区域竞争优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助推器”。     

区域竞争中的公共政策与地方经济增长

地方公共政策对其辖区内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是个长期争议的问题.辖区竞争中的公共政策,具有竞争性、复杂性、自利性和外部性特点.地方公共政策通过税收、公共服务、规制、激励措施等途径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为获取竞争优势、有效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呼吁公共政策更具有回应性、低成本、公正与秩序、科学性.     

经济增长与区域资金流动的关联性——基于中国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

区域资金流动是区域金融成长的重要表现与金融资源空间配置的根本途径.我国当前各区域经济增长与资金流动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东部地区资金流动渠道多样,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并由此形成良性循环;西部地区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引下,资金流动增长速度较快但效率较低,需要进一步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中部地区目前金融发展较为落后.要改变东中西部资金分布不平衡的局面,应从金融机构体系的建立健全、资本市场健康均衡的发展、区域差别金融政策的实施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等方面入手,以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增长.     

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

西部大开发是在世纪之交党和国家面对国际国内形势新的变化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作为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要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关系入手,分析西部经济发展的关键,选择好突破口。一、经济结构调整是当前西部经济发展的关键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机制与治理结构分析

面对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农村家庭经营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迫切需要创新农村合作经济的组织形式。利益联结机制和治理结构是决定一种组织的性质和效率高低的关键因素。要促进农民合作组织健康发展,必须建立科学规范的利益联结机制和治理结构。要创新产权制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创新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利益目标整合、风险保障以及宏观指导机制。     

卫生投入结构、健康发展与经济增长

卫生投入通过促进健康发展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这种影响既有数量效应,更有结构效应,本文侧重分析了卫生投入结构因素对健康发展及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1993—200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以下简称省份)面板数据协整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卫生投入主体存在结构失衡问题,个人比例过高,而公共比例偏低,这不仅短期内直接降低了民众健康保障能力和福利水平,构成了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而且对长期经济增长能力和增长方式转型也构成深远影响。所以,基于改善民生健康福利与实施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的双重目标要求,新医改应重视卫生投入结构的优化发展,当前特别要减轻过重的个人医疗负担。     

农村区域发展非均衡性与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

由于历史传统、自然条件和国家政策等原因,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的特征.这导致我国农村许多地区出现了"弱治理"的治理形态,严重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因此,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应该正视农村区域发展非均衡的现实状况,转变长期以来的全国"一盘棋"的思维定势,针对不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坚持国家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引导乡村治理朝着民主治理、自主治理的方向发展.逐步把现行的"乡政村治"治理结构变革为"乡村自治".     

论我国区域税收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税收水平的增长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相比,宏观税率和税收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与之相联系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移、扩大对外开放、经济逐渐融入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等差异深刻地影响了税收增长的程度和方式.因此,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税收贡献度,应建立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宏观税负之间良性互动的影响机制;增强中西部地区承受税收负担冲击的能力及处理税收与财政支出关系的理财能力.     

资源依赖性经济的结构变迁与生产率增长——以山西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4倍,这一增长低于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但却高于劳动投入的增长。其中第二产业的比例保持了相对稳定,为60%左右,第一产业下降而第三产业上升。由于煤炭资源产业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非均衡经济结构,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结构效应TSE先升后降再升,中间阶段甚至小于零,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山西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同时,山西经济通过产业优化和增长方式转变,仍然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的制度逻辑与实践过程——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为例

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是开发区进行"二次创业"的重要选择.运用制度分析框架解释这一现象,并试图呈现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融合发展的实践过程.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行为体现了宏观制度环境和中观制度安排的相互嵌套和相互作用.制度环境重大变迁对开发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纵向属地发包和横向竞争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强大激励,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使融合发展成为降低交易成本的理性选择.武汉开发区与汉南区融合发展的实践体现了行政关系、空间关系和产业关系的多维尺度重构.两区融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着融合发展法律依据模糊、两区治理理念差异显著等诸多困境,需要通过多种措施实现综合发展绩效最大化.     

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以2004-2005年中国22个省区相关的经济增长和行政区划特征数据,实证分析了现行(地区、县)行政区划规模和结构(行政中心城市设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现行(地区、县)行政区划的数量(规模)与经济增长呈较弱的反向变化关系;中心城市的财政支出与整个区域的人均GDP呈倒U型曲线的变化趋势。结果支持目前的改革趋向,即减少地级层级的行政区划规模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绩效。     

经济增长、模型再造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理论源于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是二战后在发达国家广泛流行的经济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强调科学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认识论缺陷使其不可能科学完整地建立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从理论为实际的反映入手建立科学模型,并以此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     

治理结构,权力机制与高校腐败——基于117个高校腐败案例的分析

基于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性同形理论,通过对117个高校腐败案例进行分析,发现高校腐败最大的特征就是与政府腐败特点的一致性,无论是在腐败主体特征还是腐败行为特征方面都极为相似。研究表明: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在强制性同形和模仿性同形机制作用下,高等教育场域中的高校与政府呈现组织性趋同现象,两者的组织结构、治理机制、监督漏洞、官场文化等方面都具有同形性,两者都采取相对集权的治理结构,而监督制衡机制效果不彰,无法有效地约束和限制权力,从而使高校腐败特征与政府腐败特征表现一致。从这个特点上来说,高校现有的治理结构和权力机制并没有体现出高校应有的独特性,其权力的运行机制也不足以控制腐败的发生。     

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

通过设计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等金融指标,利用1990-2009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反映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表现出供给领先型的特征;从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考察发现,金融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而金融效率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反映出农村金融市场存在金融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的问题。     

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内需结构分析

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变化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受不同时期内、外需两种力量的影响。其中,构成内部需求的投资与消费比例,以及不同时期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变动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利用可变参数模型测度经济增长对投资、消费敏感性的动态变化得出:近年来投资效率明显下降,现有的内需结构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未来一段时期,消费需求将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当下只有对失衡的内需结构进行有效调整,才能有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信息沟通机制研究——开放系统理论的视角

在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完善信息沟通机制来推进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进程,是摆在区域政府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信息沟通机制的完善在实践中遇到多种障碍因素,借鉴开放系统理论的研究视角,多元主体信息沟通机制的完善可以从政府间、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两个方面加以推进。政府间信息沟通机制的完善有赖于健全的信息沟通制度规范体系、网络型的信息沟通体制、完善的责任机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而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沟通机制的顺畅,则取决于信息沟通主体沟通能力的提升、畅通的多中心信息传播渠道、完善的规则体系和监管体系等。     

主动对接式区域合作:长三角区域治理新模式的复合动力与机制创新

长三角区域治理模式开始突破分割式治理模式和经济协作式治理模式等传统模式的窠臼,进入经济社会一体化协同式治理模式的新阶段与区域内各省市彼此主动对接、深度互动的新时代。长三角区域内核心城市上海"主动走出去"、上海周边区域中心城市嘉兴与南通等主动对接上海的区域合作创新实践,开创了长三角主动对接式区域合作新模式的复合创新动力,即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规划引领动力、长三角地区多层次多领域多专题的共识协同动力、长三角区域核心城市上海的主动作为与周边城市主动对接的互动动力等多重动力的复合。长三角主动对接式区域合作新模式通过密集规划、精准接轨、深化落实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创造了主动对接、全面对接、深度对接等新型区域合作新机制,推动区域治理范式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深度转型。由长三角主动对接式区域合作新模式开辟的区域治理新型空间、新型任务、新型目标、新型绩效的分步骤、分阶段、分层次的实现,昭示着当代中国区域善治发展道路的全新型构。     

工业化、城镇化与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

通过归纳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的基本原理,提出帮助理解以城镇化与工业化促进中国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先阶段特征,以城镇化与工业化为载体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人本"因素,在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有效纾解户籍、知识产权、教育三大领域的体制机制,对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将具有深远意义。     

数字经济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机制、困境与出路分析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跃迁机制、组织重构机制和价值重塑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变革,但顶层设计不完善、传统治理理念惯性和数据信息安全风险会导致政府治理陷入整体性变革困境、治理融合困境和治理伦理困境。为走出这些困境,首先,需要以整体性精准治理为导向进行顶层设计,将数字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其次,要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标准进行价值重塑,并创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作方式;最后,以保障数据安全为底线进行制度建设,有效应对数字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治理伦理问题。     

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武清开发区16年发展的成就及启示

武清开发区于1991年12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作为环渤海经济圈、京津高新技术产业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区建立16年来，武清区委、区政府依托自身区位、交通优势，始终把开发区发展建设摆在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来抓，紧紧围绕招商这个中心。不断创新机制、完善功能、打造环境、广纳贤才，促使开发区迅速成长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