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腐败及其治理

印度拥有问责制政府、独立司法和独立媒体,却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究其原因,一是高额的竞选支出滋生政治腐败,二是政府职能错位导致腐败蔓延,三是社会碎片化加剧腐败,四是"危险的稳定均衡"使腐败难以根治。为了治愈这一痼疾,印度政府和社会努力从制度设计入手,创立《预防腐败法案》和《信息权利法案》,同时依靠各类反腐力量,推动公共机构、独立媒体、民间反腐的兴起。印度的这些做法对我国治理腐败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腐败心理与腐败治理

腐败行为的背后是腐败心理的逐渐形成.官员腐败心理形成的主观因素,主要是政治认知的变化,即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开始扭曲;而客观环境,则应注意社会民众对于腐败的麻木、冷漠甚至羡慕对腐败心理形成的外围支持作用.腐败心理如任其蔓延,极有可能形成腐败文化.铲除腐败心理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国有企业领导干部腐败的表现、成因及防范探究

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任务。审视国有企业部分领导行为腐败的表现、原因及防范,大体上呈现以权谋私、化公为私;为他牟利、收受贿赂;弄虚作假、侵占财产;截留公款、设立"小金库"等表现,其根源在于主观上放松思想学习、客观上体制监督不到位,基于此提出加强思想学习与教育、完善监督体制等防范策略。     

政商腐败的基本特性、形成逻辑及治理路径

廓清政商关系中的腐败行为是我国廉政治理的重点,也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必然要求。政商腐败之所以难以治理,与其本身所具有的渗透性、扩散性、隐匿性、持续性等基本特性密切相关。从形成逻辑分析,经济体制转型所伴生的制度漏洞、人情社会的文化惯性、部分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丧失、权力制约监督体系的不健全等是政商腐败滋生蔓延的主要因素。治理政商腐败,除了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基础性工程之外,亟需在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官员家庭财产公示、利益冲突管理、受贿行贿一起查、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监管等方面持续发力。     

中国治理腐败的体制困境及其应对

廉洁国家犹如巍峨大厦,有结实的四梁八柱支撑,如果梁柱缺失,则腐败丛生,大厦将倾。中国腐败治理成效不彰的重要原因在于公共权力系统独霸腐败治理领域的跛脚体制。完善中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对策是改革公权腐败治理体系,建构社会腐败治理系统。     

基层微腐败的基本特征、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基层微腐败具有腐败性质轻微性、腐败频率多发性、腐败形式内隐性、腐败容忍高度性、腐败影响深远性等特征。微腐败的生成是基层干部思想道德素质不过硬、体制机制不完善、腐败亚文化传统以及社会转型的大环境共同导致的结果。基层微腐败的治理事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社会治理成效的满意度。加强基层微腐败治理,需要优化思想教育机制,突出基层微腐败的源头治理;强化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夯实基层微腐败治理的制度保障;构建政群信息互动机制,强化基层微腐败治理的民众参与;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提升基层微腐败治理的自治水平。     

行业协会腐败治理及其刑事责任追究

行业协会有一定的行政管理和服务职能,也有经费来源,故有腐败的条件。行业协会腐败形式多样,对行业协会腐败的治理措施主要是政社分开、加强监管以及对腐败活动追究行政和刑事责任。其中,《刑法》对以个人名义进行的腐败活动有相应的罪名惩处,而很多腐败活动以协会名义进行,《刑法》缺乏对这类腐败的罪名规定。要提高对行业协会腐败治理的效果,应在《刑法》中增设相应的行业协会单位犯罪的罪名。     

社会中介组织腐败类型及其治理

社会中介组织腐败是一种牵涉广泛、表现形式复杂的新型腐败形式。按照社会中介组织腐败中主体性与实施主动性的差别,社会中介组织腐败可以被划分为寻租型、衍生型、辅助型和合谋型四类。行政权力复杂介入、信息不对称和影响力是社会中介腐败主体性的形成原因,而组织自利性需求、正式制度乏力、非正式制度异化则对其实施腐败的主动性造成影响。要改善治理现状,需要从完善独立主体地位、加强信息公开、建立信用管理制度、推进法治水平、改善监管制度和推进职业伦理培养几个方面共同入手,形成有效治理的多元合力。     

浅议转型时期腐败的根源及其治理路径

腐败,是指滥用公权谋取私利。改革开放以来,腐败严重腐蚀着我党执政的廉洁性、先进性、纯洁性。转型时期的腐败问题不可小觑,它正从个体向群体、从偶然向常规、从显性到隐性等层面蔓延,严重腐蚀着党的执政机体。正确认识腐败的根源,寻找治腐的路径,使我党能廉洁执政。     

权力寻租性腐败的危害及其治理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由于寻求财富的利益心理驱使、法律的不健全、制度的不规范,导致了寻租性腐败的客观存在,其危害极大,解决之道在于:一是制度治理,即加入WTO后,政府应加大政策障碍的治理力度;政府应加快机构改革,朝着精简、放权、廉洁、高效的方向发展;政府应加速产权制度的改革,明确真正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政府应建立并完善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机制。二是权力管理,即建立高效的权力管理制约机制,提高权力者寻租的机会成本;建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惩治寻租性腐败;加强权力者的教育,构筑权力者抵御寻租欲望的心理防线。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态维度——以政府生态治理能力为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能否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生态治理能力能否实现现代化。当前,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执行能力和回应能力不足,这不仅不利于环境政策和环保法律的出台和完善,更容易激发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威胁社会秩序。提升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路径是:政府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应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继续完善经济社会考核评价体系;有效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治理经验,完善具体的环境治理制度;实现环境治理的法治化等。     

家族式腐败的表现形式、生成逻辑与治理方略

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家族式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日益凸显,成为一种亟待祛除的顽疾。作为一种特殊的腐败现象,家族式腐败在政治、经济、思想上的危害更为严重,主要表现为:破坏正常的官场政治生态,切断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导致党风政风被破坏;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严重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失调;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败坏社会风尚,造成国民心态的失衡。治理家族式腐败必须针对其生成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令公共权力的运行透明公正;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将家族特权关进制度的笼子;培育廉洁健康家风,让领导干部"一家两制"的现象消失。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腐败预防与治理研究

腐败在本质上是作为公共代理人的公权力承担者与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行为,是经济和市场原则在政治领域的错用,是公权力异化和被滥用的结果。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市场失灵会导致权力获得对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会导致公权力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化,从而造成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失衡,进而引发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当制度缺失、监管缺位时,腐败收益往往会高于腐败成本,政府官员在对成本收益进行考量后,就会实施腐败行为。而预防和治理腐败,不仅需要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还需要提高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     

治理结构,权力机制与高校腐败——基于117个高校腐败案例的分析

基于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性同形理论,通过对117个高校腐败案例进行分析,发现高校腐败最大的特征就是与政府腐败特点的一致性,无论是在腐败主体特征还是腐败行为特征方面都极为相似。研究表明: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在强制性同形和模仿性同形机制作用下,高等教育场域中的高校与政府呈现组织性趋同现象,两者的组织结构、治理机制、监督漏洞、官场文化等方面都具有同形性,两者都采取相对集权的治理结构,而监督制衡机制效果不彰,无法有效地约束和限制权力,从而使高校腐败特征与政府腐败特征表现一致。从这个特点上来说,高校现有的治理结构和权力机制并没有体现出高校应有的独特性,其权力的运行机制也不足以控制腐败的发生。     

腐败行为及其治理选择——基于前景理论的研究

提出一个应用前景理论研究腐败行为的分析架构,考察腐败行为的特征、治理手段及其效率。研究发现,对于存在非理性偏差的腐败行为,加大惩罚力度的效果取决于行为人所受处罚的相对风险规避度量,一定条件下存在"惩罚陷阱":加大惩处力度反而使行为人加大腐败投入,选择高风险的腐败行为,此时行为人存在极端的赌徒心态。一个弹性的惩罚制度等同于一个对腐败的边际惩罚递减的惩罚制度,会增加行为人的腐败价值预期,增强行为人逃避严惩的侥幸心理,加剧腐败行为蔓延。并且,弹性越大,行为人绝对风险规避度越小,腐败行为的收入预期越高,腐败蔓延的速度越快。高薪的激励效果则依赖于监督惩罚环境、薪酬支付体系与行为人的价值取向。对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矛盾冲突加剧,强烈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行为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提高官员薪酬的激励手段难以取得好的反腐效果。优化监督执法环境与公务员的选才机制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手段。     

村干部腐败案例分析——以广西为例

发生在村民身边的村干部腐败现象,直接损害了村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整个制度和政权的社会认同度,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与形象。针对广西村干部腐败案例的分析,不难看出当前村干部腐败呈现出手段多样化、犯罪主体多元化、"小额工程"腐败增多等新特点。部分村干部思想蜕变、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强势地位、上级部门对村干部监督缺位、村干部腐败案件的查处难度大是导致村干部腐败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根据广西农村的实际情况,探讨相应的治理对策,保证国家惠农政策在广西农村的落实。     

透明度、权力监督与高校腐败治理

<正>如何治理高校腐败?以反腐经验而论,在当前高校纪检监察、校园媒体等内部监督机构和载体因受制于管理体制而无法充分彰显其监督效能的情况下,高校最为便捷、最为可行、最富成效的腐败治理之道是:最大限度地增强办学权运行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普通师生、社会公众、社会新闻媒体等多元监督主体的监督作用,构筑起阻断高校权力寻租的"防火墙"。透明度问题在遏制腐败措施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和作用。"一旦把权     

教育腐败的成因及其治理策略

当前,教育腐败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不断滋生和蔓延的难题。教育腐败产生的根源极其复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教育腐败的治理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健全法律制度、强化教育系统内外监管、加大教育投入缓解供求矛盾、重建教育德行、厉行改革创新体制等都是有效的治理策略。     

社会组织腐败内部治理的制度困局及其化解

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组织在一定范围存在腐败行为,其腐败治理水平急需提升。从共和理论来看,组织内分治结构与公共文化氛围是组织权力制衡制度发挥作用的两个基本前提。从结构与文化的双重视角建构一种制度分析框架,可以讨论社会组织腐败的内部治理问题。通过对调研材料的理论分析发现,草根社会组织权力制衡制度无法建立、法人型社会组织权力制衡制度不合理且执行不到位等规制性困局影响了社会组织腐败治理成效。针对规制性困局产生的原因,须从建立健全组织权力分治结构、完善组织权力制衡制度、营造组织公共文化氛围等方面着手,破解社会组织腐败治理的规制性困局,为提升其腐败治理水平提供支持。     

市场、权力与腐败——兼评长期流行的“市场自发治腐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的治理腐败理论日益受到诸如寻租腐败论、现代化腐败论等西方腐败理论的挑战。从自由主义角度来看,腐败不是自由市场的产物,而是管制的产物,是权力导致腐败。自由主义的治腐论走向“市场自发治腐论”,其思维方法和政策逻辑存在诸多缺陷,将权力与腐败的复杂关系简单化,否认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统一,否认社会秩序的自在性和自为性统一,否认人类治理腐败行动的能动性。现实中国治理腐败,应超越阿克顿命题,按照治理腐败的客观要求和执政党的性质、特点,采取不同于“市场自发治腐论”要求的执政党动员型反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