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宽”、“严”适度所面临的问题

宽严是相比较而生的概念。刑事政策的“宽”与“严”,主要是指刑法制度发展变化的趋势,是国家应对犯罪的策略。“宽”指犯罪圈的缩小、刑罚的宽缓,具体包括非犯罪化、刑罚非监禁化、刑罚轻缓化等内容。“严”指犯罪圈的扩大、刑罚的严厉,具体包括犯罪化、监禁化和刑罚严厉化等内容。刑法制度“宽”“严”适度才能充分发挥其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功用。保障刑法制度“宽”“严”适度,目前应当注重研究解决以下课题。     

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体系定位与本土设计

两大法系国家对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建构存在差异，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刑法规定了犯罪附随后果，英美法系国家通常认为犯罪附随后果存在于刑法之外。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不同定位会影响其功能、价值与效果。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具有“编外性”、随意性以及惩罚性特征，与刑罚制度之间呈现二律背反状态，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程序正义。应将犯罪附随后果的功能定位于监管性，并通过刑法内外的不同规范设计，借助刑法规制使犯罪附随后果制度的适用实现协调化、规范化，确保其回归监管而非惩罚之功能定位。在刑法中对犯罪附随后果加以规制，需要修改和完善刑法关于职业禁止制度的规定，确立刑法之职业禁止制度优先适用原则，使刑法内外的相关制度实现协调化。同时，应在刑法中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复权制度以及权益救济制度，避免犯罪附随后果制度适用的随意化、泛化，为有前科者的再社会化提供制度保障。     

论非法集资犯罪的制度防范和刑法惩治

一、非法集资犯罪的制度防范 　　非法集资犯罪乃至所有金融犯罪，从道德评价的层面上分析，只在很低的程度上体现犯罪人的“自然恶”，其突出地表现为他们对抗政府既定制度的“违规恶”。因此，仅仅依靠刑法的制裁是很难减少和杜绝这些犯罪的。甚至刑法的制裁有时无法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和罪犯对刑罚的内心服从。①防范非法集资犯罪，从根本上说要从制度上着手。笔者以为，非法集资犯罪的产生，除了人们通常提及的“执法不力”、“审批不严”等原因外，从金融法律制度上作深层次的考察，还有如下不可忽视的两个原因： 　　一是我国政府长期…     

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

当前,我国犯罪一直呈上升态势,刑事司法工作压力巨大。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研究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对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和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刑法的进步和完善应遵循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向思维模式。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是探讨如何在立法层面实现我国刑法的非犯罪化。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可从四方面进行设计：一是活化传统容隐制度;二是强化“但书”的出罪机能;三是增设正当化事由：四是确立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     

《刑法》第100条适用空间、功能及性质解构——兼论对受过刑事处罚人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评价

于志刚教授《“犯罪记录”和“前科”混淆性认识的批判性思考》一文存在诸多重大理论和方法上的缺陷，其中在犯罪记录与前科制度方面存在关键性缺陷。刑法第100条是为中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程提供信息服务的基础制度。因此，它既不是“犯罪记录”，也不是“前科制度”，而是要求犯过罪者“强制申报刑事受罚经历”的自我信息披露制度。构成犯过罪者融入社会关键性障碍不在民间评价，而在于官方非刑法领域的前科制度系列。     

功能主义刑法的消极面向及其体系展开

功能主义刑法具有积极面向和消极面向。与以入罪处罚为核心的积极功能主义刑法相对,消极功能主义刑法旨在将具有出罪化、非刑罚化、刑事责任轻缓化功效的私法理念和制度引入刑事立法,从而实现轻罪时代犯罪治理的多元化与现代化。积极功能主义刑法和消极功能主义刑法在价值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在功能手段上具有互补性。消极功能主义刑法立基于刑法的任务与刑罚目的理论,始终坚守国家对犯罪治理的垄断,在正当化限度内追求被害恢复、加害复归、经济效益等治理效果。践行和发展消极功能主义刑法观,一方面需要建立“以应罚性为主,以需罚性为辅”的功能主义犯罪论体系,并重视“行政处理优先,刑罚处罚保障”的犯罪化立法模式的运用;另一方面需要探索刑事责任的多元化实现方式与激励机制,推动犯罪后法益修复行为与积极悔过行为刑事责任激励的法定化乃至分则化,完善定罪免刑制度和相对不起诉制度,以整体化观念健全犯罪实质制裁体系。     

谈谈执法必严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于什么是犯罪,犯罪性质、适用刑罚以及诉讼程序制度,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两法”施行以来,如能严格依法办事,就能保证案件质量。反之,执法不严,案件质量就成问题。从我省看,     

对正当防卫适用中两点困惑的思考

在“被害人有罪”类型案件中，正当防卫的主观要件适用存在困惑之处，应当考虑到刑法的现实化，从实质上对刑法第20条进行理解，从而作出合理判断；在不法侵害人未达法定年龄、不具有辨认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时，不能将其理解为“不法侵害”成立正当防卫，此时应当考虑犯罪概念的限定功能。     

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直接制约着一国刑法立法上的犯罪规模。行为的社会普遍性、社会对行为的不能容忍性和刑罚干预的迫不得已性，正面运用是犯罪化的条件，而反面运用则是非犯罪化的条件。“超前立法”可以看成是犯罪化的一种特殊形态。过犯罪化是犯罪化的异化，而过非犯罪化则是非犯罪化的异化，两者都背离了刑法立法的“求真务实，，即其科学性。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直接影响着公民自由范围，两者最终都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难点与应对——以分类分层处理为视角

基于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所呈现的犯罪组织形态复杂化、犯罪踞点跨域化及技术手段智能化等趋势特点，该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认罪”范围确定难、“从宽”尺度把握难、量刑要素平衡难等诸多难点。应以“分类”处理还原拆解产业模块，准确定罪，以“分层”处理厘清犯罪组织、个人层级，为该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体系清晰的底层结构，进而探索建立“认罪”范围的判断标准，设置“从宽”减让梯度以及明晰共同犯罪量刑平衡的具体规则，回应纾解制度适用的现实难点。     

“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研究

透视现已查处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案件，“家庭型”共同犯罪已经成为当前受贿犯罪的一个新动向，特别是在高级国家干部受贿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如成克杰、张德元等案件。“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由于犯罪主体关系的特殊性，它比普通的共同受贿犯罪更具复杂性，特别是在实践中对刑法有关条款的理解和对共同犯罪理论的具体应用尚存争议，如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具有共同受贿行为和共同受贿故意，已成为当前困惑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本文试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求有裨于司法实务。     

论犯罪化及其限制

<正> 一、严而不厉——刑法结构的理想模式 如果说犯罪化(criminalization)与非犯罪化(decriminalization)、刑罚化(penalization)与非刑罚化(depenalization)是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刑法改革的主题,那么,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重刑化还是轻刑化则是中国当代刑法改革在制度层面所面临的两大现实选择。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储槐植先生在《严而不厉:为刑法修改设计政策思想》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刑法结构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刑法结构“严而不厉”的思想,得到了学术界同人的广泛认同。按照储槐植先生的见解,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要求刑法典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同时刑罚不能过于苛厉,罪刑应当均衡。     

企业员工内盗案件调查分析

“企业员工内盗案件”一词是对发生在企业内部和外部侵害企业财产权益类刑事案件的统称，对照刑法的相关规定，企业员工内盗案件通常包括盗窃；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类型的犯罪。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越来越多的企业落户上海青浦区     

如何正确处理跨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如何正确处理跨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赵秉志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主体的核心要件。而达到一定年龄，则是一个人自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而可以作为犯罪主体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和外部标志。我国刑法根据年龄与刑事责任能力的关系，将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划分为四个阶段：（...     

对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探索

犯罪，如同“法”一样，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国度里，具有不同的内涵。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刑法第二条关于刑法的任务为依据，在刑法第十条对“犯罪”概念规定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定义：“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社会秩序，侵犯全民所有的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立法争议问题研究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验的全面铺开，需要及时修改刑事诉讼法、刑法，在吸收和借鉴域外成功经验和本土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为企业合规确立刑事激励机制，尤其是要建立企业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从而既可以为涉罪企业提供“改正自新”的机会，也有助于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形成犯罪治理的“合力”。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而言，为改变“以自然人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程序格局，宜在“特别程序”一编中专章设立“单位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将“企业附条件不起诉”作为独立于“认罪认罚从宽”的核心制度进行建构，并重点解决好适用对象、条件设定等几个争议较大的问题。至于刑法的修改，建议继续采取刑法修正案模式，从单位犯罪的归责原则、事后合规作为单位刑事责任的基础、增设单位缓刑制度等几个方面，对刑法作出修改完善。     

相对不起诉权的控制与制度延伸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了相对不起诉制度：“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相对不起诉权是指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在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我国行贿罪的理论冲突和立法抉择

行贿罪是贿赂犯罪中的一个重要罪名,在高压反腐的背景下,刑法学界对于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刑罚处罚乃至存废问题都存在较大的争议。保留行贿罪有利于严密反腐败刑法法网和对贿赂犯罪的惩治。行贿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有利于限制刑法的处罚范围,符合刑法谦抑性。行贿罪特别自首制度符合刑法“从严治吏”的旨趣。     

俄罗斯网络犯罪现状与治理新态势

<正>俄罗斯是“网络主权”的积极倡议者，也是中国主张在联合国法律框架下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安全秩序的坚定支持者。俄罗斯在推动网络国际治理和规则建设方面颇有建树，属于网络空间制度建设的第一梯队。同时，由于受到全球竞争的影响，俄罗斯更是网络安全威胁的重灾区。从网络犯罪治理领域来讲，在全球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俄罗斯涉及网络犯罪的案件也逐年增加。从立法方面来讲，随着网络犯罪逐渐成为各国刑法规制的重要领域，俄罗斯也已建立起网络犯罪刑法规制的体系，并以《俄罗斯联邦刑法》为重点对网络犯罪进行了具体规范。从执法层面来讲，打击网络犯罪成为俄罗斯执法机关的重要任务。     

犯罪未遂如何定罪量刑?

编辑部: 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往往遇到“未遂”案件。刑法总则第二章第二节对什么是犯罪予备、未遂、中止,以及处罚原则作了明确规定。但刑法分则部分没有提及“未遂”等犯罪。因此,在运用具体案名方面有不同理解。有的同志认为,“既遂”和“未遂”在犯罪性质上并无区别,因此“未遂”罪,应按既遂定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