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中社区作用的发挥

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基层治理必须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基本路径就是：坚持强化权威,以党为核心加强引导;坚持组织重构,实现合理分权职责明晰;发挥制度保障,实行法治坚持协同治理;突出社会整合,培育好中介作为治理桥梁;促进社会认同,在共建社区中优化成长环境。     

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道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民主治理和协商治理是基层治理的两重面向,二者的融合可以阐释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民主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基层治理中民主建构的问题导向功能;协商治理强调基层治理的基本方式方法,在“有事好商量”中化解社会矛盾,筑牢社会纽带,为“民主运转起来”提供支撑。在中国基层治理场景中,民主与协商共同指向“治理”的核心目标,民主治理与协商治理的融合塑造了“民主—协商—治理”三位一体的框架和体系,建立起基层治理中目标、方法与绩效的关系,深刻体现了基层治理的中国逻辑。     

调适性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及其解释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既是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为实现基层善治,城镇化进程中的基层改革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技术治理,呈现出灵活性、自主性、适应性显著特征。与常规治理、专项治理相比较,这种治理行为可称为“调适性治理”。它是以民众需求和问题为导向,“一核多元”主体充分发挥制度要素和技术要素协同优势,注重社会秩序与活力相统一的治理机制创新。调适性治理凭借其治理手段灵活性、治理主体合力性、治理资源统合性,弥补了自上而下行政化治理难以适应组织内外部环境复杂动态的限度。这促使治理体系更好地进行动态调适,充分激发党领共治动力,提高基层治理效能以及善治能力。     

基层治理新趋势：以系统化改革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随着我国走向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治理也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在此过程中,要突破基层治理在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的困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此,基层治理改革要加强党政统筹的顶层设计,通过优化治理系统结构、明确系统主体职责和推进数字化治理等改革措施,实现由“要素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求增强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治理视野中的城市基层管理改革:问题、悖论与出路

大国治理的基石在基层。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各地陆续进行城市基层管理改革。但是,在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不少缺陷:在范畴上,基层管理被狭隘地界定在社区层面;在结构上,存在"强政府弱社会、党的作用未摆正"的误区;在机制上,存在"社会管理行政化"和"服务外包简单化"的局限。由于理论预设与现实环境的非对称性,城市基层管理凸显出"主观减负与长期增压、小政府主张与弱社会现实、赋权社会与权力回旋"等三重悖论。总体而言,当前的城市基层管理改革凸显出"问题导向"的特征,未触及治理的根本,特别是在社会赋权方面缺乏战略布局。未来改革的出路在于:跳出社区谈基层,做好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的衔接;培育社会力量、摆正政党位置,完善基层管理的结构;正视赋权社会,推动城市基层管理社会化。     

推进中国基层治理创新的文化路径

推进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应在制度与法治硬约束的背后,形成文化的柔性引导,这主要是因为"文化"渗透于治理的推进者、治理的承受者、治理的纽带、治理的绩效以及治理的环境之中,可谓治理的精神内核。基于"基层"之治理现状,要积极采取诸如情感共鸣、价值引领、仁孝博施、教育沁润和互助共荣等举措。还应从制度实施奠基于文化之上、文化发展不能为文化而文化、核心价值日常化为行动信条等三大文化发展战略来改进基层治理。     

浅议协同治理理论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今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其治理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治理,甚至影响国家治理。俯视当下,基层社会主要面临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资本发育不良等治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整体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务供给和积累培育社会资本,建立政府主导、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积极对策。     

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及其方式优化

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要把媒体优势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求结合起来,补齐治理短板,提供强力支撑,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媒体在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主流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发挥不足,对基层受众的协调动员能力不足,在基层社会中的公信力不足。优化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党管媒体,把党性原则贯穿于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加强正向引导,用先进文化占领基层社会治理舆论阵地;创新话语体系,提升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力;注重社会服务,以高水平的媒体服务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项目制的基层治理悖论及其破解

项目制对基层治理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有利于提升基层政府的公共物品提供效率,巩固农民主体地位,优化基层政府职能;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削弱了农民主体地位,制约了基层政府职能优化,即项目制产生了公共物品提供悖论、农民主体地位悖论和基层政府职能优化悖论等"三大基层治理悖论"。基层治理悖论缘于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内在张力、外源性发展的利益不兼容以及职责同构的内生条块冲突。破解悖论需优化项目决策程序,完善农村集体决策机制,提升基层政府的项目整合能力,一方面在项目决策中体现更多农民利益与意志,另一方面亦使基层政府与农民拥有更多的资源,激发农村内源性发展动力,提高内源性发展能力,从而从根本上破解基层治理悖论。     

对基层党员教育培训存在问题的思考

近些年,基层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素质也得到了明显提升,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目前基层党员教育培训工作与党员培训任务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为此,应做好以下几点:强化基层党员教育培训的责任担当;突出教育培训对象差异性;注重方式方法的改进和教育载体的创新;严格党员教育培训的管理和考核。     

习近平基层治理观的理论逻辑

习近平基层治理观是习近平对基层治理的根本观点和看法,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习近平立足当前基层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创新性地回答了在基层治理中谁治理如何治理依靠什么治理等一系列问题,明确了基层治理必备的三大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保障,进一步厘清了基层治理观的理论逻辑,推动了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习近平基层治理观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企业资产重组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企业资产重组作为企业盘活资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产质量的有效途径,已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目前企业资产重组中存在诸多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强化产权责任关系、提高经营者素质、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等途径,以真正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目的。     

当前我国基层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原因及治理对策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由于我国行政人员行政伦理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基层行政人员行政伦理建设还十分薄弱,导致我国基层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出现了一系列的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和问题,为此,须采取切实的措施加以治理。     

我国基层治理共同体研究:理论进展及未来方向

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政策目标。当前,国内聚焦基层治理共同体问题的理论研究持续深入发展,主要集中在基础性研究、现状认知、影响因素和实践路径四个方面。关于基层治理共同体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实践应用研究多,理论建构研究少;制度性建设研究多,实证性研究少;宏观视角研究多,微观需求视角研究少等。未来研究需要关注基层治理共同体情感共情、效能评价、冲突纾解、组织关系,以期实现基层治理共同体目标。     

自组织调适视角下基层治理共同体治理责任配置及其履责路径

我国基层治理共同体治理责任配置呈现出由行政化职责同构迈向自组织均配调适责任的内在变迁规律。在自组织调适视阈下,基层治理共同体治理责任体系关涉内外联动、结构异质、竞合涨落与反馈调适四大核心要素,不同责任主体与自组织系统形成分异化、多角色、交互性关联机制,责任履行的路径集中体现在负熵渠道畅通、差序化协同、分异利益融汇与自洽循环调适等方面,即通过坚持平衡资源配置、开放兼容、监管强度等基层治理共同体开放原则,优化其履责情境;通过形构不同角色差序化协同的治理模式,明晰其履责角色;通过坚持利益平衡分配原则、个体理性服从集体理性、分配程序公正等基层治理共同体公共利益结构的优化路径,激发其履责动力;通过正负反馈链的交替循环和持续作用,提高其履责效能。     

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社区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以及社区的善治就成为新时代的必须。网格化管理的功能与困惑参半,其有限性在于它虽然通过行政力量实现了国家与社区个体的联结,却无法通过行政力量来重建社区的内部联结。只有根据网络逻辑再造社区治理体系,重构生活空间和科层组织的合作系统,避免成为既有科层组织的延伸和附庸,才能克服网格化管理自身的局限性。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的转变,意味着一元领导到多元共治的转变,重新明晰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主体间权、责、利边界,构建平台型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网络,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为社会力量赋权增能,把原子化的居民组织起来,使基层社会形成一个有自治能力,能够互助合作、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基层治理精细化的技术—价值逻辑及其互动

自精细化治理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基层治理精细化的实践便在全国各地有序开展,并取得诸多创新性成果。基层治理精细化依据的是技术逻辑、价值逻辑及其互动,二者之间既具有促进性,也具有紧张性。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使基层精细化治理具有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无缝隙治理优势,信息精确、决策科学的智慧化治理优势,配置合理、节约资源的专业化治理优势,并倒逼公共性价值的回归。与此同时,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也会影响信息技术作用的发挥,起到强化或削弱的效果。基层治理精细化的实践需要妥善处理好技术逻辑与价值逻辑的双向重塑关系,不断调适,促使其实现良性互动。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的特殊因素及其应对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中的特殊性因素主要表现在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特点、民族构成状况、周边国家环境等方面,这些因素带来了治理中的财政支持、经济发展、公共产品供给、社会管理等方面的诸多困境。在现有的宏观政策环境下,只有充分认识这些特殊性条件及其所导致的困难,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治理机制创新,激发基层政权组织运行活力,因地制宜地寻求地方发展道路,才能有效改善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效果。     

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思考

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核心就是在加强党委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联动协同的工作格局,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构建起社区自治、居民共同参与、不同群体深度融合的局面,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深圳在社区治理改革中要敢于创新,大胆试新,在全国发挥示范、引领和排头兵、尖兵作用,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统领与推动社区治理的各项工作,以基层社区治理体制的创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