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法治化治理路径研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农村法治化治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农村法治治理面临着农村法治建设法律人才缺失、村民法律意识淡薄、相关法律法规空位、法治实施低效等现实困境。在乡村振兴语境下,需要提高村民法律意识、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构建"一元多层级"法治治理格局等路径,切实解决农村法治化治理体系建设的现实问题,从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化美丽乡村。     

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正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强调"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为服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局,民进福建省委会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为主题,先后赴福州、厦门、宁德、南平等4地7个乡村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中感受     

中国特色廉政文化是建设廉洁乡村的重要保障

建设廉洁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微腐败"是廉洁乡村建设的最大障碍,而有效防治"微腐败",建设廉洁乡村,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廉政文化的涵养功能。具体来说,就是要用中国特色廉政文化引导乡村居民形成正确的腐败认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动乡村传统文化现代化,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从而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注入到基层治理之中,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乡政村治,实现乡村关系良性发展

当前在村民自治运作过程中 ,还存在着乡村关系冲突现象。其原因是 ,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 ;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乡村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要实现乡村关系的良性发展 ,应进一步完善农村政治制度 ,进行观念创新、组织结构创新和法治创新。     

乡村振兴急需人才类型分析

正党的十九大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此,必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而只有对这支队伍的具体构成进行细致的解剖,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将人力资源转换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推动乡村建设提质增效。     

协同共治: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和谐稳定和生存发展,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为解决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很多乡村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其中"协同共治"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理念创新和路径选择。其具体实施策略主要有:树立系统思维,完善乡村治理体制;建立多元化解机制,构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加强法制宣传与教育,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提升村民道德水准,减少和预防乡村社会矛盾发生。     

法治乡村建设指标的设计原理与基础理论研究

法治乡村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法治乡村建设指标设计研究来源于法治乡村建设的总体战略，立足于我国法治乡村建设的实际情况，服务于法治乡村建设的现实需要，最终目的是推动我国法治乡村的建设进程。开展法治乡村建设指标设计的基础理论研究在于明确法治乡村建设指标的基本概念，探寻法治乡村建设指标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梳理法治乡村建设指标设计的政策依据和现实依据，在科学性、统一性、特色性和可操作性的设计原则之下，立基于法治评估理论、计量法学理论、信息化测评理论和全面依法治国理论开展法治乡村建设指标设计研究。     

乡村法治建设的路径依赖与范式转换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法治化首先是中国乡村的法治化,然而,近年来乡村法治建设并不尽如人意。对乡村地方性知识的文化偏见,对法律制度的简单移植,以及缺乏文化传统、价值理念的支撑,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特有的路径依赖问题,直接影响了乡村法治建设进程。因此,当代中国乡村法治构建必须进行范式转换,走一条社会演进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道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及其优化

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尽管全面依法治国所强调的"法"是以国家制定法(硬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但乡村社会自身孕育了大量的自治性软法规范,在因地制宜的治理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法律多元视角下,乡村社会欲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治理新格局,"软法性规范+硬法性规范"的合作共治路径在当下无疑是较优选项。软硬法合作共治能够实现制度互补,在发挥各自治理优势的同时弥补对方功能局限,有效协调多元共治中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同时,合作共治在乡村治理中也具有较强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基础,但当下合作共治的法治路径并非完美无缺,依然需要对其进行优化,表现为规范软法生成过程、强化软法实施效力、协调软硬法实施中的冲突等。     

乡村德治的困境及其完善路径

我国当前正在践行"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其中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德治首次纳入其中。作为乡村治理的情感支柱,德治具有约束、教化和凝聚的作用,能够增强自治的有效性、弥补法治不足和感情空白,是建立乡村自治治理体系的关键。当前乡村德治推进的过程中面临不少矛盾与困境,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治建设、挖掘利用优秀传统文化、重视村民主体地位、重视乡规民约建设等方面下功夫,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实现传统道德价值的现代性转化,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模式调试及发挥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自治发挥核心作用,法治发挥保障作用,德治发挥辅助作用,三者有机结合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升级。在实践中,乡村治理模式供给要与乡村类型需求相匹配,以常态和强化为划分维度,乡村治理模式有四种;以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状况为划分维度,中国乡村可划分为四种类型,不同类型乡村有不同的治理模式需求。根据不同类型乡村的特点进行治理模式调试,精神层面,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物质层面,凝聚共同利益,化解分歧、平息纠纷;制度层面,强化制度供给,构建乡村治理框架。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及其健全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问题,不断推进乡村治理。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健全和创新"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面实现乡村社会善治,需要充分认识"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深刻内涵,直面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现实,多角度探寻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最终实现乡村社会全面振兴。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社会保障法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战略为社会保障法的建设与完善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一些立法上的难点问题有助于在法律体系协调推进中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保障法建设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层次较低、立法滞后于制度建设、法律执行力度较薄弱等问题。推进社会保障法建设必须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顶层设计相衔接,统筹协调推进。     

在便民用法中推进法治建设

加强地方法治经济社会建设,关键是要营造便民用法与服务的良好环境.有专家指出,法治社会进步,说到底是法律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取决于公民对法律的掌握、遵守与运用.透视县区地方经济社会法治状况,当前群众用法普遍遇到法律效率低下、法律服务滞后、官民用法不对等、问责制度待完善等六大"法阻现象",亟待加快消除.通过加强行政法治推动经济社会法治,夯实法治建设的基础,满足群众用法需求,对于提升法律的权威性,加快区域法治经济社会建设意义极大.     

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人才素质培养目标研究

法律人才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人的基础"。新时期,法学本科教育担负着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第一线输送人才的任务,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当重新定位于培养我国法治建设所亟须的具备基层工作能力和一定发展潜力的高素质应用型法律人才。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晏阳初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场乡村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乡村建设思想系统完备,影响深远。他认为乡村建设的目的是"民族再造"和"固本安邦";乡村建设的内容和途径是"四大教育"、"三大方式";乡村建设的步骤是研究实验、训练人才、表证推广;乡村建设队伍要"深入民间"、"博士下乡"。他的乡村建设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韩国、日本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韩国新村运动和日本造村运动是乡村振兴的成功案例,其人才队伍建设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面临整体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不够、组织体制不完善、政策体系不配套等问题,借鉴韩国围绕“勤劳、自助和合作”理念展开的新村运动、人才组织和培养活动,以及日本发挥政府在带头人和接班人培育中的主导作用、依靠农协在组织农民中的优势力量推动造村运动的成功经验,我国应从人才组织和培育激励等方面,创新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体制机制。     

中国美丽乡村建设驱动机制探讨

强劲的驱动机制是推进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保障。本文基于网络治理和系统论的学术资源,尝试构建了美丽乡村建设驱动机制系统模型,并对其形成机理和主体驱动力特点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强调指出,在宏观层面,政府、农民、资本和社会力量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中要充分地互动协同和有效整合,以形成强大、可持续的合力。在中微观层面,要促进驱动要素层次的协调优化,不仅要注重发挥法律与公共政策、资金与利益的驱动作用,更要重视和增强科技与人才、文化与教育对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性动力。     

党内法规的基本原则问题探析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自此,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规范体系的并重地位,通过党的重要会议而得以明晰化,而党内法规体系的建设问题则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的重要论述话题。     

新时代呼唤加强宪法实施和宪法发展

我国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但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后,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将日益增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化依法治国实践,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要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等法治理念;要以十九大报告的精神为指导,适时修改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