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际分工体系的演变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本文对近年来东亚国际分工体系的演变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比率上升,贸易互补性已超过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时的水平,形成了以机电产业为主体的垂直型产业内分工体系.该体系主要表现为零部件制造与加工组装之间的分工,并出现了企业价值链功能分工的趋势.本文还讨论了中国在东亚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与政策选择.     

中日出口结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角度

使用出口复杂度指数,利用1995年—2014年《标准国际贸易分类》三位码数据,从产品层面、产业层面及国家层面测度中日制造业产品出口结构,并通过岭回归解析两国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产品结构方面,中、日出口分别集中于中低、中高复杂度产品;在影响因素方面,人力资本、研发支出对中日均有显著影响,人口规模对两国均无显著影响,FDI与加工贸易对中国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GDP对日本有显著正向影响。     

中欧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水平与结构差异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

欧盟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测算中欧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GVC)程度,有利于精准衡量贸易利益与彼此国际分工地位。本文基于Wang et al.(2013)总贸易核算法(WWZ),结合WIOD 1995～2014年投入产出数据,从总体与行业层面对中欧制成品贸易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与结构差异进行动态比较。研究表明:入世后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水平总体提高,其中最终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降低,且资本技术密集产品与中间品垂直专业化指数(VSS)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优化。论文从增加进口欧盟中间品,并加强与欧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整合等视角给出对应建议。     

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越南的角色——中国对越南出口的分析视角

文章研究了中美经贸摩擦之下越南的角色,切入点是中国对越出口贸易在中美经贸摩擦期间的显著增长及其结构变化特征。通过构建统一框架全面分解中国对越南的出口,结合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清单、美越贸易情况,以及中国对越出口的产品性质、不同技术水平等信息,文章区分了贸易摩擦冲击、竞争和互补三类效应,并充分考虑经贸摩擦的直接冲击和生产地转移效应对出口的影响。文章进一步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测算了中美经贸摩擦对于中国对越南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分析了其在不同商品类别上的差异性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中美经贸摩擦冲击效应显著,大幅推动了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中越之间持续性的生产地转移效应不容忽视,不过,互补效应仍是中越贸易的基础。     

欧盟参与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的目标与困境

美国—欧盟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美欧技术联盟向实体方向发展。欧盟意图在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中实现三重政策目标：一是重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布局;二是协调技术出口管制政策与行动;三是维持其在国际技术标准领域的领先地位。为此,欧盟与美国在半导体供应链安全、敏感技术出口管制和国际技术标准制定等方面开展了机制化合作。然而,欧盟在与美国的机制化合作中面临对华技术竞争政策差异、技术标准主导权竞争、欧盟出口管制权力的非集中化等困境。这些困境使得欧盟难以在委员会框架下与美国开展深度合作。     

数字技术、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开放战略调整

技术进步是推动国内、国际分工演进的根本力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调整与重构同样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正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5G、VR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悄然而至,受此影响,全球价值链正加速重构。数字技术主要通过要素重组效应、产业链赋能效应与规则引导效应来改变全球价值链产业组织范式与分工格局,并且给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主导产业、韧性、利益分配格局以及空间布局带来深刻影响。面对数字技术推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中国应借此机遇加快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发展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和更宽领域的开放型经济。具体而言,开放发展需要做出以下战略调整：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数据要素集聚、扩大开放领域、坚持区域合作,以及提高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度性话语权等。     

人口老龄化对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研究--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年龄分布和劳动效率对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产生影响。文章在对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出口比较优势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虽然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出口比较优势,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出口比较优势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结果对于不同的出口比较优势指标来说都是稳健的。文章为分析中国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试析欧盟数字战略及其落实前景——一个技术进步驱动劳动生产率变化的视角

欧盟数字战略是欧盟为回应新产业革命和自身面临的经济增长与竞争力挑战而出台的重要发展战略。本文基于著名演化经济学家佩雷斯有关技术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提炼出了一个分析数字技术进步驱动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理论框架,进而考察了欧盟数字战略及其落实前景。总体而言,当前欧美发达经济体刚刚走完数字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处于泡沫破灭后的过渡期,尚未开启拓展期。针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行业贡献分析表明,当前欧盟已出现向拓展期发展的迹象,而数字战略确定的向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标则体现了其全面开启拓展期的明确意愿。然而,在技术突破、市场规模、劳动力技能以及标准规则制定等多方面存在"短板"决定了欧盟落实该战略的能力相对不足。欧盟要借助数字战略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向数字化转型,打破产业结构演变的"路径依赖",进而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还需逾越诸多障碍。     

新冠疫情期间欧盟形象的“自塑”——对话理论视角下欧盟在华数字公共外交的实践与效果研究

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使原本遭遇主权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危机的欧盟的国际形象进一步受损,不仅欧盟的团结受到质疑,而且其能力也被诟病。在此情况下,欧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开展数字公共外交,积极塑造自身形象。本文采用对话理论的视角,通过内容分析和大数据网络分析方法,对新冠疫情期间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其官方微博在中国开展数字公共外交活动进行形象"自塑"及其效果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疫情期间,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微博主要向中国公众积极塑造四种欧盟形象,即欧盟是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规范力量,是欧洲团结合作的领导者,是中国在全球议题上的合作伙伴以及新冠疫情下的"常态欧洲"。但在与网民的互动和传播效果上,只有在新冠疫情和中欧合作主题上欧盟驻华使团发布的微博和中国网民评论显著相关。总体来说,欧盟驻华使团通过微博开展的数字公共外交未能与中国网民形成对话关系。不仅如此,微博互动平台变成了二者对各自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的再表达。只有充分推动社交媒体的双向互动性,避免"自说自话",才能有效避免分歧,促进中欧相互理解,从而促进战略互信的建立。     

FTA实施背景下中国对韩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研究

中国和韩国之间的交流与贸易促进、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FTA签订及实施以来,中韩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韩FTA实施背景下,分析中国对韩国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对推动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对韩国出口商品的现状,发现中国对韩国出口商品结构存在以下问题:工业制成品科技含量不高、中韩贸易失衡、韩国贸易顺差现象持续、我国服务贸易技术含量低且发展相对落后等。同时,出口商品结构的不合理还带来了贸易条件恶化、贸易不公平导致利润较低、贸易摩擦等问题,因此,我国对韩出口商品的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才能更加有利于中韩贸易的发展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