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经济犯罪刑罚配置的调整与优化

对经济犯罪刑罚的合理配置不仅是国内刑事立法的价值选择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接轨和整合问题。97刑法典在经济犯罪的刑罚配置方面仍然存在着法定刑种组合关系不协调、罪种间法定刑罚幅度不协调、量刑档次的幅度过大等结构性缺陷。调整和优化我国经济犯罪刑罚配置应坚持以功利为基点,以报应为边界和以有限的刑罚资源实现最大的刑罚效益为原则,从修改和完善资格刑、扩大罚金刑适用范围、优化罪种法定刑罚幅度等方面进行调整和优化。     

我国刑罚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在刑罚轻缓化的浪潮中,对我国刑罚体系的反思是刑罚改革的必然要求。刑罚体系的反思,必须正确认识刑罚的本质,树立正确的刑罚理念。目前,我国刑罚体系存在着死刑过重、生刑过轻、非监禁刑适用较少、刑罚结构不合理、各刑种衔接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因此,对现行刑罚体系的重构应当从限制死刑、提高生刑、扩大罚金刑的适用和完善资格刑等方面入手。理念的更新和制度的完善,将促进我国刑罚轻缓化进程,进而推动我国法治的进步。     

论职务犯罪刑罚体系的调整——刑事政策视角下之比较研究

我国应以从严从重查办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为指导,借鉴国外的职务犯罪刑罚立法经验,对职务犯罪刑罚体系进行调整,由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转向自由刑与财产刑、资格刑并重的刑罚体系,使职务犯罪的犯罪成本高于犯罪收益,从而更好地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     

渎职犯罪刑罚设置的多元化研究

近年来,我国渎职犯罪刑罚轻缓化趋势愈演愈烈,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渎职犯罪刑罚的设置有关系。我国渎职犯罪在刑罚设置上存在刑种过于单一、刑格不够灵活、法定刑偏低等问题。我国渎职犯罪的刑罚设置应该遵循同态相应、罪刑均衡和刑罚人道的内在机理,在参考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相关立法例的基础上,进行多元化设置:增加罚金刑、增设资格刑、建构多级刑格、适当提高法定刑。     

和谐语境下的轻刑化及其实现

基于传统和现实原因,我国现行刑罚结构仍属于重刑结构,实践中还存在着泛刑化、重刑主义的思想,这已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要求,违背了基本的刑罚价值理念。在世界范围内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趋同刑事背景下,刑罚轻缓化应成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并应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浅议经济犯罪的刑罚适用

对经济犯罪的刑罚适用关系到能否很好的调整和减少经济犯罪。本文从经济犯罪的特点和成因入手 ,分析了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利弊得失 ,主张应当限制死刑的适用 ,同时扩大其他刑罚手段如罚金刑、资格刑的运用。     

权利刑罚:背景叙事、基础论证与本体展开

刑法与权利、宪政关系的和谐化与协调化,从根本上反映的是刑法的品性问题。我国刑法当前正处于国家刑法向市民刑法演进的转型关口,重新型塑刑法的品性,是实现刑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与国家刑法和市民刑法相对应的是,刑罚的类型也可以分为权力刑罚和权利刑罚。由权力刑罚向权利刑法的演变,正是刑罚品性转换的必然路径。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权力刑罚应当贯穿于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整个刑罚运行阶段。     

论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中的网络犯罪立法

伴随着网络社会而来的不仅仅是方便与快捷,还有屡禁不止的网络犯罪。为了对其进行遏制,《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修改并新增了许多有关网络犯罪的规定,扩张了网络犯罪的主体与行为,新设了部分网络犯罪的罪名。然而刑九中有关网络犯罪的立法存在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网络犯罪的犯罪构成不完善、法益保护过于狭窄、刑罚配置失衡等方面。鉴此,有必要从立法层面对网络犯罪进行规制。具体包括选择网络犯罪的立法模式、完善网络犯罪的犯罪构成、整合网络犯罪的罪名体系、调整网络犯罪的刑罚配置等。     

论中国罚金刑的立法修改与完善

1979年刑法确立了罚金刑作为附加刑之一的法律地位。1997年修订的刑法对罚金刑作了全面的修改和补充,使我国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制向自由刑和财产刑并重的刑罚体制转变,其中新增加的罪名多为贪利性犯罪,处以罚金的适用范围显著增加。1997刑法罚金刑立法的下列问题有待完善：过份重视罚金刑的并科;罚金刑的适用对象较为单一;罚金数额有待进一步明确;罚金刑的执行制度不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探讨

对未成年犯罪人施加刑罚应坚持保护与教育的基本理念。我国现行刑法典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种类设置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内容,有必要在刑法中特别规定,无期徒刑、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剥夺政治权利刑不能适用于未成年人。在刑法裁量上,应坚持从宽处罚原则,扩大缓刑的适用。     

将未成年犯罚金刑易科为社区服务的可行性

罚金刑执行难是我国罚金刑制度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由于未成年人没有经济能力 ,对未成年人的罚金执行更难。对未成年执行罚金刑也有违罪责自负原则和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为主、刑罚为辅的刑罚原则。将未成年犯的罚金刑易科为社区服务 ,既有利于罚金刑的执行 ,又有利于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     

职务犯罪的心理特征与刑罚设置

职务犯罪近年来在我国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刑罚作为打击职务犯罪的最有力措施,也要讲求设置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针对职务犯罪人独特的心理特征,在刑罚设置时,建议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增设资格刑;取消死刑,代之以无期徒刑附加巨额的罚金或剥夺相应的资格.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域外考察和对我国的启示

一个多世纪以来,以美国、英国、加拿大为代表的英美法系,以德国、法国、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体系。从刑罚运行的视角,在刑罚的制刑、求刑、量刑、行刑等方面,其中一些特有的制度设置和程序安排,历经社会发展和司法案例磨砺,更加适合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和特别保护,值得我国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时参考借鉴。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刑罚泛化及其法律规制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便捷和机会的同时,也衍生了各种非法行为。面对网络非法行为危害社会的严峻现实,公权力机关借助刑法手段开展网络社会治理是必要的。但刑罚手段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决定其存在压缩网络自由权行使空间、导致行政法律规范大量虚置、浪费刑罚司法资源等方面的风险。在思量刑法介入网络空间的必要性及其介入程度的基础上,探寻并发现降低网络非法行为入刑风险的路径主要包括:调整网络非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以分担网络非法行为入刑的风险;强化网络非法行为入刑的正当性,以减少犯罪圈扩大侵蚀网络自由的风险;规制涉网刑事司法解释的越权扩张,以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克制刑罚滥用的风险。     

德国刑罚体系的特色及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刑法有关刑罚体系的立法,彰显出其自身的特色,顺应了刑罚轻缓化、社会化的世界立法趋势,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借鉴德国立法经验,完善我国刑罚体系的立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削减死刑罪名,改变刑罚重刑化结构;保留罚金附加刑的同时在主刑中增设罚金刑并增强其可操作性;在附加刑中增设剥夺从事特定职业或活动的资格刑;提高刑罚社会化程度。     

刑罚效力的犯罪学分析

文章从犯罪学的角度对刑罚的“制刑——配刑——行刑”三个阶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刑罚在哪些方面对预防犯罪有效,在哪些方面对预防犯罪没有什么效力,从而理性地评价刑罚在预防犯罪上的效果。     

论我国刑法中的罚金刑

世界范围内刑罚的轻缓化、人道化,要求我们应当重新审视我国刑法中的罚金刑。本文分三个部分对我国的罚金刑进行了分析,第一部分在于还原罚金刑的本源价值,从整体上对罚金刑进行把握,以此为基础,在第二、三部分中梳理了我国罚金刑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罚金刑的建议。     

论未成年人罚金刑的适用

罚金刑,作为一种重要的刑罚方法,在当今刑事司法实践中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但是罚金刑运用的实践中,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缺少应有的区分和细化,这就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及刑罚适用的严肃性方面都有消极的影响,故应该重新审视对未成年人的罚金适用,并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执行方式及替代方法.     

论破产犯罪的立法模式与刑罚配置

破产犯罪的立法模式分为三种:宏观模式、中观模式、微观模式,。破产犯罪的刑罚配置一般有四种:排除死刑、无期徒刑的适用,不宜适用资格刑,主要适用有期徒刑和拘役,辅之以财产刑。     

论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

我国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罪犯,依照从重从快的刑事司法政策,被贴上严打的标签,异化为专政的对象,在司法实践中采取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刑罚方法,在定罪上严格奉行罪刑法定主义,在量刑上倾向于重刑主义及高压态势,在程序上追求打击的高效率,反映了报应刑主义和威慑理论,是古典刑法思想的集中体现。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重视主刑而轻视附加刑,重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轻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为死刑、自由刑等主刑过重而没收财产、罚金等财产刑缺失,刑罚措施过多而非刑罚措施缺失。由带有严打性质的重刑主义到更加理性化的刑罚方法,需要在实用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实行更加理性化和更加有效的刑罚个别化,进而达到矫正犯罪、防卫社会的刑罚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