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仁慈少年司法到适当少年司法——以校园暴力或低龄犯罪频发为切入点

在我国现有的刑事责任制度下,低龄往往成为未成年人暴力或者侵权的“免罪”金牌,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仁慈宽和的处分精神,但也面临着一个悖论。在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频发且恶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一方面,这种仁慈少年司法忽视了社会主流民意的呼声;另一方面,其也不能兼顾罪错未成年人、受害人及国家等多方面利益的平衡。应当根据历史、文化、社会发展情况及未成年人具体状况等因素进行调整,适当提高罪错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兼辅之以相关的配套制度,实现由仁慈少年司法制度向适当少年司法制度的转型。     

美国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现状

美国少年犯罪问题的现状怎样?少年法庭运作情况又如何?美国少年司法制度及青少年犯罪预防办公室(OJJDP)2000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反映如下:一、美国少年犯罪问题的现状1、青少年犯罪率有所下降。截止至199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青少年凶杀案的案发率处在1987以来的最低点,比1993年高峰时的案发率下降了52%。1994年至1998年间,15至17岁青少年犯谋杀、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的案发率下降了32%,14岁或以下年龄段的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的案发率下降了27%。2、少年严重的暴力犯罪者所占比例不等。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美国的青少…     

“富二代”犯罪与司法

“富二代”犯罪为何会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我想可能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过大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二是媒体的过度炒作。而关于富二代犯罪问题的思考，我有四点看法，以供大家参考。     

“恢复性司法、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少年司法中的三项重要制度

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作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方面，轻刑化和行刑社会化是其两个显著特点。恢复性司法作为西方国家近年来兴起的一种以“实现修复正义”和“重塑社会和谐”为基本目标的青少年犯罪防控模式，代表了西方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新趋向。尽管我国司法制度对恢复性司法这一新的司法模式尚未明确认同，但是这种模式实际上与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特有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     

少年司法社会化的理论与实践——以上海法院少年法庭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为视角

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法院作为法治保障者责无旁贷。少年法庭是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力量。少年法庭工作的特殊性,决定其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中更应重视少年司法的社会化问题,即发挥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力量,参与和协助少年司法。应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形成政府、司法和全社会的合力,推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防控工作不断深化。     

尚未成熟的少年司法制度不宜普适于成人司法——以社会调查制度为例的“民意”分析

在法律制度之发展进程中，少年司法制度常为先行兵。如若将少年司法领域内尚未成熟的“制度”（举措）贸然引入成人司法，往往使得社会民众反应激烈、产生排斥，如此情境显然不利于和谐社会之建构，并给少年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推进施加反作用力。本文以少年司法领域内尚属于初创、摸索阶段的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特别是其中的道德调查）引入成人司法为例，并基于中国大陆门户网站“新浪网”（sinacom．cn）BBS上所体现出“民意”的实证分析，归结出论旨——尚未成熟的少年司法制度不宜普适于成人司法。     

农村留守人群刑事司法保护法理研究——以检察职能为视角

留守人群是城乡二元体制与城市化进程的特殊产物,是现代社会与传统乡土夹缝里的弱势群体,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建设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农村留守人群犯罪与刑事被害问题日益凸显,对农村留守人群进行特殊的刑事司法保护也成为预防农村留守人群犯罪、保障农村留守人群合法权益、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关键。立足于风险社会理论下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管理,考虑到恢复性司法理论框架下的犯罪预防与被害保护以及刑事一体化理论下的多机构协作与诉讼机制衔接,检察机关发挥检察职能,施行对留守人群的刑事司法保护具有必然性与可行性。     

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问题的现状与特征——以外来务工人员未成年子女为视角

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18亿,其中未成年网民为1.4亿。在《2013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中,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通过调查公布:其中家里上网的比例为89.3%,学校上网比例为34.3%,未成年网民上网主要使用的设备是手机,比例为79%,较2012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今天,未成年人已经逐渐成为运用网络的主力军。     

“双重保护”原则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工作中的应用——以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为视角

“双重保护”原则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如何在保护未成年犯和保护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固有矛盾间取得平衡，是未成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也是检察机关必须回答的问题。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应当在未成年犯罪刑事检察工作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运用批捕权、公诉权、严格把握未成年人犯罪捕与不捕、诉与不诉的界限；改革检察工作方式，建立“恢复性司法”制度，实现“双重保护”。     

农村“留守儿童”之现状、走向与对策探讨--以湘北H村“留守儿童”群体为实证分析对象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我国学术界早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已开始关注并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品质问题、人身安全问题、监护人类型问题等方面，并由此提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与建议。但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成因是复杂的，尤其是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国家力量在乡村秩序中的逐步退出，而新的《义务教育法》又存在某些缺陷，使得新时期“留守儿童”的走向更加难以把握。本文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角度，通过对湘北H村的人类学实证研究，对农村“留守儿童”之现状与走向进行考察，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越轨的追逐：农村未成年人犯罪愿因探析——以湖北省SD市为例

当前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宏观原因是国家的现代化目标激起了农村未成年人关于现代性的想象，但国家的现代化谋略又使他们的现代性想象难以实现；微观原因是农村未成年人不良的社会化环境，包括家庭教育的偏差、学校教育的失败、媒体的误导和不良同伴群体的引诱，导致他们远离社会认可的抵达现代性理想的预定轨道。于是他们通过越轨行为去追逐现代性理想。     

地域内社会流动中的农村青少年犯罪——以山东Y市63起抢劫案例为例

社会流动中的农村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值得重视。目前青少年犯罪研究不注意区分农村青少年和城市青少年两个不同特征群体的犯罪特点,不重视一般性社会因素的地方性实践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多着重于一般性描述和分析而缺乏具体经验研究。本文划分了两种社会流动,并以地域内社会流动中的农村青少年犯罪为例,分析了该种社会流动中一般社会因素的地方性实践特征与农村青少年犯罪的关系,指出这种社会流动中的“断裂”环节是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强调了从实际断裂环节出发加强社会建设以预防该种流动中的农村青少年犯罪和促进其成长。     

“城市人口超农村”的风险

到了下决心废除一系列阻碍真正的城市化、阻遏国民权利平等的制度的时候了。一个数据在描述中国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在北京发布《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50%,中国历史上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这似乎足以告慰从100多年前就开始的现代化梦想。一日千里的工业化、     

少年刑事诉讼中的必要法律帮助及其辩护制度——以“相称原则”贯彻为中心展开的论述

人们通常认为“相称原则”作为一项惩治与预防少年犯罪的特有原则源于1985年联合国第40届会议通过的铂匕京规则》。该规则确立了对少年刑事立法与司法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口口保护少年权益与保护社会利益的双向保护原则，体现了对少年刑事立法与司法中保障与保护的和谐统一。本文以对少年犯罪特有的“相称原则”为切入点，探讨这一原则提出的价值底蕴。自从1899年美国首家少年法庭诞生之后的近百年，人们经过不断探索、反思、总结而达成共识出台的釉匕京规则》及其所确立的“相称原则”，基于少年犯罪的特殊性形成了诉权保护的双重性基础理论，并充分体现了以保护少年人为主兼顾保护社会利益价值取向理念。在此认识基础上，本文用这一原则检视我国现行立法有关法律帮助与辩护制度以及实务运作，以期完善少年刑事诉讼中的必要法律帮助及其辩护制度。     

断层家庭青少年问题的剖析与治理——“民工潮”下的农村青少年问题新探

一、“断层家庭”概念及其特征分析近年来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对农村青少年问题的不良影响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由于大部分外出务工者多为青壮年劳力,造成当今农村人口在年龄结构上呈现出“断层”的特点,即大部分人口为儿童、青少年和老人。具有此种年龄结构特点的家庭即我们所说的“断层家庭”,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指缺乏承担抚养能力与赡养能力的中间阶层,仅有祖辈与孙辈所组成的家庭模式。此类家庭具有以下特征:     

台湾选举与经济、两岸经贸关系的关联性分析——以“五都”选举为例

随着政治选举制度的完善,选民根据经济发展现状及预期进行理性评估和“经济投票”。政党为获取经济型选票往往在选举前后调整相关经济政策或政见,从而出现“选举性循环”现象。两岸经贸关系已成为影响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与岛内选举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本文以“五都”选举为例,剖析台湾选举中的“经济投票”行为及其对政党两岸政策与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