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权利与公权力有限性的法学思考

国家通过立法形式规定或认可公民的私权利,使公民获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定权利。公民权利的行使以不妨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国家的公共利益为限度。相对于公民的私权利,国家的公权力显然更强大和更权威,而且更容易导致公权力的行使主体有滥用权力、超越权力、权力腐败等不良倾向。因此,法治社会需要设置有效机制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从而保护公民的私权利。     

公法法治：从尊重私权开始

对法治问题的探讨已经历时久远,众所周知,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基于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权力施加必要的限制,现在,我们又处于一个界定权利的时代,一个认真对待权利的时代,因此,明确公法法治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的视角就在于以私权为中心,从公法内外入手来把握公法法治的问题,认为要实现公法法治,必须培育公法主体的现代法精神,使其尊重私权利,公法法治应从尊重私权开始。     

私权利与公权力有限性的法学思考

国家通过立法形式规定或认可公民的私权利，使公民获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定权利。公民权利的行使以不妨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国家的公共利益为限度。相对于公民的私权利，国家的公权力显然更强大和更权威，而且更容易导致公权力的行使主体有滥用权力、超越权力、权力腐败等不良倾向。因此，法治社会需要设置有效机制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从而保护公民的私权利。     

双重视角下的行政裁量权

随着行政事务的不断增多,行政裁量权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什么样范围的裁量权才是最佳的,值得我们思考。本文通过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以及公权利与私权利的关系来分析行政裁量权。     

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家政府的公权力越来越大,不时出现侵犯公民私权利的情形。于是,限制公权力以保护公民私权利成为现今提高社会和谐水平、提升公民幸福感的重要一环。然而＂公权力存在是为了保护私权利,对公权力的限制便是对私权利保护的削弱。＂这句话给盲目的我们当头一棒。我们就要尝试解析公权力和私权利,发掘其在当代的关系现状与问题,并针对公权力的类型,提出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的一些方法浅见。以此来解决上述名言中的矛盾,限制不合理的行政权、司法权,对症下药,不盲目行动与跟调。     

高速公路免费背后:公路收费权法律属性初探

2012年的8天双节长假首次实行高速公路免费政策,看似惠民却带来司机喊"堵",高速公路喊"亏"的窘境,一时间人们对高速公路是否应该免费产生热议。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对于高速公路收费权的公属性还是私属性定义不清,应该先解决法律制度上的这个矛盾,才能真正理清这个问题。     

民法的基本精神与依法治国

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其基本观念是私权神圣。政府于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秉持民法的私权观念尤为重要。本文首先论述了民法典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依法治国思想的法理源流,最后阐明弘扬民法精神对于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     

治公权不治百姓才叫法治

“实际上，法治不是治老百姓，法治是治公权力。也就是说，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私权利，这才叫法治状态。”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的这席话，赢得了央视“两会”特别节目《我建议》现场的热烈掌声。     

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传统中国法治论纲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     

拥挤列车模式：明清时期的社会认识和秩序建构

本文通过提示明清社会的秩序建构与现代生活中拥挤列车里的“秩序形成”方式的相似性，阐明当时社会认识的特征：拥挤列车模式的社会理解，是一种通过将个别主体的利益主张看成“私欲”加以制约来建构全体秩序的图景世界；这样的建构逻辑，必然要求芸芸众生的互助互让，同时企求某种超越个私当事者相互竞争的、似乎能在通观整体状况之中追求诸当事者共存的“公”主体。亦即，这样的逻辑，从当权角色方看，并非在面临横溢着无数个别主体的私权利主张的状况下，通过对这些主张的根据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强力推行来构筑权力基础；而是相反，毋宁采用公与私、全体与个体这样的言说修辞法，通过剥夺个别主体自我主张的绝对根据来逐渐确立作为代表全体利益之公权力的权力基础。     

法治化视角下中国当代乡村行政权力运行的历史变迁——以湖北省为主要表述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与实施,乡村行政权力的运行正逐渐转入依法行政的法治轨道,乡村行政法治化取得了明显进展。主要表现为四个转变：一是从依据政策行政向依据法律行政转变;二是从强制性的管制行政向柔性化的服务行政转变;三是从片面追求行政结果的有效性向逐渐重视行政过程的正当性转变;四是从诉诸政治与行政的监督向规范化、常态化的法制监督转变。     

法治·德治·公安

道德与人类俱来。道德与法律从来密切。法律的独立与疏远道德。"道德赤字"时代,新世纪呼唤道德。亟需道德价值观补课,达到五项共识。德与法均衡发展,使法律的权威建立在人民自觉的基础上。中国走向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德治工程时不我待。公安法制应与公安道德相结合,公安工作具有道德性,道德预防是公安预防的主要防线,公安道德是公安软实力。公安立法、执法、守法都要坚持伦理原则,应以德建警。     

跛了脚的"法治"--与夏勇先生商榷

夏勇先生《法治与公法》一文的论述和“法治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公法问题”的论断有待商榷。法治很难分为私法意义上的法治和公法意义上的法治,而且法治与以德育人(治德)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要实现法治的价值,必须公私为谋,德法兼备;否则,便是跛了脚的“法治”。     

试论依法行政原则在我国的发展

依法行政原则自传到我国并发展至今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依法行政原则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而且官方文件普遍采用广义理解;二是对＂法＂的理解,在实践中对行政法规或规章的过于强调,对行政立法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监督的忽视和缺乏。通过对这两个特点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进行分析后,本文认为,我国目前的关键任务是摆脱寄希望于行政机关自觉依法行政的惯性思维。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动力分析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也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形成合力,是我们应该思考而又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动力可以分为原动力在于人的需要,根本动力在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直接动力在于理论引领与权力推动。     

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国家建设密不可分,通过法治保障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也是人类社会的成功经验.法治可以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价值支撑,为社会管理创新设置合理的行动界限,引导民众理性表达诉求,制度化地促进社会矫正正义的实现.法治化保障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举措主要是,完善社会管理立法,促进社会结构优化;保障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的合理有效运行;坚持法律原则,尊重和保护人权,依法化解矛盾.     

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困境与路径

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现实困境在于：法治化问责所要求的问责文化缺失、问责理念错位、问责体制不畅和问责制度滞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在于：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     

论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

作为一个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相区别的概念,法治社会命题致力于实现社会生活的秩序化、法治化,并尤其强调社会力量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作用,试图借助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来型构法治发展的动力基础。准确认识当下的社会状况,充分挖掘现有的社会力量,是开展法治社会建设的正确路径。在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日益改变着现代社会的交往模式,并塑造出互联网社交这一新型的社会关系形态。互联网社交的出现与发展孕育了以网络为介质的社会力量,使社会逐渐获取了同国家对话并参与国家法治建设的能力。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可以从四个向度获得理解:互联网社交缔造着网络公共空间的公民品格;互联网社交孕育了网络社会的自治能力;互联网社交构成了民主参与的"非正式"渠道;互联网社交提供了权力制约的社会手段。     

共和国法治认识的逻辑展开

与法治的实践需求相呼应，人们的法治认识展现为正名法治、定义法治和量化法治三个主题环节，既共时共存，又陈陈相因、推演张开。其中，正名法治围绕着法律、法制和法治三个概念构成的思维链条展开，定义法治基于普世主义和国情主义两种对应的立场和思路进行，量化法治则是当下意图更加具体直接地连接法治实践的另辟蹊径的努力。总体说来，共和国的法治认识进程，已经使得法治作为问题在理论逻辑上完整展示开来；从结果看，完成了对法治的正当性正名，凸显了法治定义上的立场和观点分歧，开始了对法治实践的量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