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级管理”到“协同治理”：我国教育减负政策的话语变迁

以话语制度主义为理论视域，教育减负政策的制度创设、制度选择与制度变迁分别遵循感性与理性的碰撞、事实与价值的博弈以及观念与话语转换的政策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减负政策话语历经“政治话语主导”“专家与公众话语介入”“媒体话语推波助澜”以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四个关键时期，表现出从“分级管理”到“协同治理”的变迁逻辑。未来我国教育减负政策的优化路径包括：正视社会语境，全面考量相关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理念；关注话语联盟，引导建立教育减负改革的利益共同体；完善政策话语，借由“优势视角”优化政策文本表达。     

我国社会工作政策的变迁历程和演化逻辑——基于1987—2020年118份国家级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北大核心SSCI

社会工作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日趋凸显,而这背后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本文以1987—2020年国家层面出台的118份社会工作发展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依据政策数量变化情况和标志性政策,将我国社会工作政策变迁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87—2005年的缓慢恢复阶段、2006—2010年的初步发展阶段和2011—2020年的迅猛发展阶段。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和文本分析两种研究方法进一步发现,我国社会工作政策的演变逻辑为政策主体从零星分散先转向局部合作再转为全面合作,政策体系从单一化先转向多元化再转为系统化,政策工具从结构失衡先转向结构趋衡再转为结构均衡。在未来,社会工作政策应该注重政策发展的稳定性和创新性,提升政策主体网络的协同性和多中心性,加强政策体系的整体性和科学性,提高政策工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政策表达、变迁逻辑与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内政治生活研究

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是立党、兴党、强党的重要法宝和恒久之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建设,制定了一系列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政策文本。笔者以1921年至2021年党内出台的212份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规范性政策文件为分析样本,构建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政策表达理论模型,通过政策文本内容所呈现的"故事线"对党内政治生活政策变迁进行解读,在时间层面上经历了"1921年至1949年(开创探索)""1949年至1978年(曲折发展)""1978年至2002年(恢复调整)""2002年至2012年(系统提升)""2012年至2021年(靶向完善)"等五个阶段;在内容层面上经历了"组织化—民主化—制度化—人本化—体系化"的逻辑演变,这表明党内政治生活政策变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变迁与发展,形成了如下基本经验:着力解决党内突出矛盾是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的目标导向,持续夯实党内教育是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的重要手段,坚持完善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的根本原则,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是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的基本主线。     

“政策工具—价值链”视角下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研究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对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可以识别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在实践上可以探究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方案。通过构建“政策工具—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对2001年至2022年间湖北省政府出台的有关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文本进行挖掘，研究发现：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在工具运用上呈现出环境型政策为主、供给型政策为辅，需求型政策有限的偏好特征，供给型政策与需求型政策呈现结构性失耦的状态；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层级型的单一治理模式，政府、市场与社会联动协同的网络型治理模式还未形成。对此，湖北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政策设计应从现代治理范式的角度综合考虑，提升自身结构的均衡性，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文化服务格局。     

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变迁分析：一种政策过程视角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演变呈现出中央主导下的政策选择与政策变迁特征。以政策过程理论为视角，通过集中关注国家权威决策共同体的政策意愿与能力两个要素，可以构建出一个理解长时期政策变迁的基本框架。以此为指导，在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分析不同时期合作医疗政策的过程特征，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政策变迁的因果逻辑，并对当前“新农合”政策的未来走向做出评估与展望。     

新中国70年反贫困的政策演变、成效和主要经验

新中国70年反贫困的政策演变先后经历救济式反贫困(1949—1978年)、体制变革助力反贫困(1978—1985年)、开发式反贫困(1986—1992年)、攻坚式反贫困(1993—2000年)、造血式反贫困(2001—2011年)和精准式反贫困(2012年—至今)等6个阶段。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着力凝聚共识形成反贫困合力、着力完善反贫困治理体制机制、着力与时俱进制定精准反贫困策略、着力推进党建与贫困治理互促共赢、着力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贫困、着力推动乡村振兴与贫困治理统筹衔接是我国反贫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宝贵经验。     

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的模式及策略——基于案例比较的扩展性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协同治理成为回应复杂社会需求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的重要主体，如何助推多元主体持续参与协同治理？本文选取两个典型案例，发现社会组织助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协同治理模式及其策略集合：一是以“需求回应”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依托行政权威设计了“瞄准政策窗口”“塑造典型方案”及“借道行政承诺”的助推策略；二是以“价值创造”为中心的协同治理，社会组织嵌入合作网络设计了“培植协同网络”“启动任务激励”及“设置可视反馈”的共同体生成策略。社会组织面对不同制度环境，选择了不同的助推策略。研究结论深化了社会组织微观行为研究，对于社会组织助推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历程与成功经验

中国社会治理的突出特色和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变迁就是在党的引领和推动下展开的。这一过程以党政社关系的演变为扭结，历经党建国家、党改造整合社会、党领导社会管理、党领导社会治理四个阶段，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构筑了政治与社会前提，奠定了制度与物质基础，培育了多元治理主体，完善了治理体制机制，开启了社会治理全面现代化的新征程。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自身发展带动社会进步的过程，其成功经验：一是以党的思想理论的守正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理念的现代化；二是以党的组织机制与队伍优化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三是以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四是以党的自我革命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引领力。     

“放管服”改革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耦合性研究

基于主要政策文本的梳理发现,“放管服”改革先后经历了以简政放权为主题的早期实践阶段,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为主题的积极探索阶段,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主题的协同推进阶段,每个阶段的结构和逻辑存在差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镶嵌在社会治理的总体演进历程中,社会治理先后经历了社会管控期、社会管理期和社会治理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也呈现出相应的结构和逻辑。“放管服”改革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统一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并且在理念价值、运行机制和目标功能等方面具有耦合性。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

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引入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能够较好地反映其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内在逻辑及存在的问题。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大体经历了一元社区管控体制、一元多核管理体制和共同体社会治理体制三个阶段,其变迁的主要逻辑是从“管”到“治”、从“粗”到“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社区治理权力失衡以及社区关系松散化。未来城市社区治理制度优化的主要方向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技术加持,实现精细化、数字化治理,构建智慧城市;另一方面,赋权增能,社区治理各主体间需要权责均衡,构建新型社区结构。     

社会政策视阈中的社会危机治理

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拉大、群体突发事件增多、社会分层结构不合理等诸多社会难题也日趋严重。社会政策的发展史体现为对社会危机的治理史。参照社会政策的理论和方法来治理易于引发社会危机的社会事实，首先应树立社会政策也是生产力的观念；确保社会政策的公平和公正；建立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实现公民参与；通过实施相关的社会政策，优化社会结构。     

跨世纪的思考──评《迈向新世纪的海南经济特区》

研究海南特区的著作已经不少，但古克武、张国平先生主持撰写的《迈向新世纪的海南经济特区》一书，仍属不可多得。该书的特色，一在新——刚刚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作为“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系列”出版，可能是关于海南特区的最新研究专著；二在跨世纪的思考——它多方面、多角度地分析探索了海南特区在迈向新世纪的过程中如何才能更成熟、更繁荣、更富有活力。我尤其欣赏这种跨世纪的思考。海南特区诞生最晚，迄今不过8年，但却先后遇上了三年经济治理整顿、“六·四”政治风波以及1993年下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调控。特区政策尚未显够神威，却因…     

县域绿色治理的概念内涵、运行模型与路径创新

县域绿色治理是国家绿色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程。县域绿色治理可从“场域—结构—过程—政策”四个维度“激发—整合—凝聚—转换”绿色治理能量，并通过“四维”同频共振，趋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治理目标。县域绿色治理应以绿色能量场重塑绿色治理场域，基于合作关系重构绿色治理共同体，优化绿色话语实践流程以重塑绿色治理过程，完善绿色政策以重构绿色治理工具等四维路径，实现县域绿色治理运行场域、运行主体、运行过程和运行工具的创新，旨在优化县域绿色治理体系，提升县域绿色治理能力，助力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研究——以川西平原农村为例

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治主体和组织行为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影响。文章通过对成都山镇治理变迁过程的考察发现，村级治理行政化转型与地方社会结构要素相结合，共同形塑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结构。村级治理行政化等外部制度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原子化以及家庭结构中女性“半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驱动，共同促成了城乡融合地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城乡融合地区农村的客观选择和现实，这得益于治理资源密集输入、村级治理力量充足以及乡村关系高度一体化。青年女性村干部虽然能够胜任当前基层治理事务要求，但行政治理体制结构使其陷入治理成本过高的困境。     

共和国成立后30年的公共政策变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新社会的开始。共和国成立至今的60年虽短，却是一部曲折前进的发展史。经历了开国后奠基创业的7年，又经历曲折发展的10年，然后遭遇“文革”10年，徘徊2年之后，才迎来了改革开放30年。1949年到1978年共和国成立后30年的公共政策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政策体系的暂时延用和社会主义政策体系初创时期（1949--1956）、社会主义政策体系探索时期（1956--1966）、社会主义政策曲折发展时期（1966—1978）。     

我国跨境电商政策演进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内容分析视角

我国跨境电商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以政策文本内容分析视角,运用共词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139份跨境电商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根据高频词聚类结果从政策主题、实施对象、产业链环节、政策措施等四个维度分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过程与跨境电商政策演进的关系规律。研究发现：一是从双循环形成与跨境电商政策发展演进关系分析,我国跨境电商政策经历了20世纪末至2011年的跨境出口电商助力外向型经济为主导时期;2012—2016年的跨境进口电商助力外向型经济调整时期;2017年至今的跨境电商全产业链升级助力双循环发展等三个阶段。二是从双循环背景下跨境电商政策主题变迁过程分析,政策主题经历了由宏观到具体、由出口到进口再到全产业链的转变。三是从双循环背景下跨境电商政策实施对象变迁过程分析,实施对象经历了由少变多、由企业到消费者再到全产业链参与主体的转变。四是从双循环背景下跨境电商政策产业链环节变迁过程分析,产业链环节经历了由短变长,由主体扩张到规范发展的转变。五是从双循环背景下跨境电商政策措施变迁过程分析,政策措施经历了由单一变丰富,由宣传引导到法规管制再到体制扩容的转变。基于上述事实...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

郑杭生黄家亮在《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撰文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新形势：即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群众的权利意识迅速崛起导致政府公信力和权威降低；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基于社会建构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流动人口规模扩大和住房商品化、市场化带来的城市房价上涨,青年人住房压力剧增,“买不起房、租不好房”的问题严峻。如何有效保障青年基本住房需求是构建青年发展型城市,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本研究基于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变迁理论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的演变特点、动力与机制。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青年住房政策经历了“城市住房保障体系‘边缘’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9年)”以及“城市住房保障政策供给增加且迈向‘优先’阶段(2010年以来)”。青年住房政策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是伴随城市青年社会形象建构转向积极和正面的结果。城市青年住房政策以及青年形象的转变是政府和社会力量长期互动作用的结果。本研究的发现将有利于丰富目标群体社会建构与政策设计理论,并对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青年住房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其背后的变迁逻辑、动力与机制,从而从政策设计层面探讨解决青年住房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从价值观念到阶层和谐

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全社会型事件”不仅影响着一代人，而且更为深刻的影响一个社会的发展与走向。我国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及相伴而来的改革开放则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及其纵深的持续与拓展在宏观层面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与转型，